“文博探秘”之走進良渚古城遺址①

光明網記者 李政葳

北緯30°似乎是一個神奇的地帶，造就了許多偉大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古埃及文明、蘇美爾文明、哈拉帕文明所處的尼羅河流域、兩河流域及印度河流域均大緻位于該緯度帶。良渚文化的核心分布區——長江下遊環太湖流域位于北緯30°—32°之間，與世界古代著名的文明發源地所處緯度大緻相當。

當地時間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3屆世界遺産委員會會議通過決議，将中國世界文化遺産提名項目“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産名錄》。至此，我國世界遺産總數達55處。

作為良渚文化的權力與信仰中心，良渚古城遺址以規模宏大城址、功能複雜外圍水利系統、分等級墓地等一系列相關遺址，揭示了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在環太湖地區，曾存在過的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明顯社會分化和具有統一信仰的區域性早期國家，展現出長江流域對中華文明起源階段“多元一體”特征做出的貢獻，也填補了《世界遺産名錄》東亞地區新石器時代城市考古遺址的空缺，為中國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獨特見證。

曆經數千年的曆史鈎沉，這座良渚古城遺址内，隐藏了哪些“秘密”？

考古發掘工作現場

以出土玉器數量，區分多級社會階層

環太湖流域西依茅山和天目山山地，北、南分别以長江和錢塘江為界，東瀕東海，總面積約3.65萬平方公裡。這裡依山傍水、土地肥沃、河流縱橫、湖泊密布，非常适宜人類的生存繁衍。

從良渚文化豐富的墓葬材料中，可直觀地認識到良渚文化社會階層的分化狀況。“在考古過程中，很多時候可通過喪葬制度與随葬品區分等級墓地。比如，遺址内可從每片墓地的人均出土玉器數看出級差明顯，至少存在4種以上的階層分化。”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建築曆史研究所前所長陳同濱說。

著名考古學家張忠培在其新作《良渚文化墓地與其表述的文明社會》一文中也指出，良渚文化的墓地可分為6個等級，第一等級以瑤山墓地為代表，随葬玉琮、玉璧等，是手握軍權和王權的權貴階層；第二等級随葬玉琮、玉钺和石钺，除長官神權與軍權的人，還有亦工亦軍者；第三等級随葬玉钺、石钺，而不見玉琮，應是掌管軍權和亦工亦軍者；第四、五等級隻随葬石钺，墓主是具有戰士身份；第六等級僅随葬少量陶器甚至無随葬品，代表了社會最貧困階層。

“用玉制度見證的階層分化。不同社會身份的人物在喪葬時，玉器配制待遇是不同的。”陳同濱說。

另外，在良渚古城内有明顯的功能分區，是典型的三重空間都城格局，即宮殿區、内城、外城，分别居住着神王、手工藝人、普通居民，“從城市功能區的使用情況，也可以看出使用者的身份等級”。

分等級墓地

反山墓地出土嵌玉漆杯（複原）

卞家山遺址出土漆器

從出土碳化稻谷，看社會分工複雜化

良渚古城内社會分工的複雜化，可以從内城台地作坊區和池中寺出土的大量稻谷遺存來見證。考古人員發現了不少炭化稻谷堆積，比如，莫角山台地東坡估算約13000千克；池中寺台地面積超5000平方米，可能是統治者的大型糧食儲備地點；在莫角山宮殿區内鑽探中也發現多處蘊含豐富炭化稻谷堆積的區域。

“這些發現，使我們認識到，良渚古城城内宮殿區上有着很大的稻谷儲藏量，應存在面積較大的倉儲區。”陳同濱介紹，内城出土的稻谷量近10萬公斤，說明這個社會已有相當數量的非農業人口。

玉料、玉鑽芯、黑石英片、編織環……通過考古發現，古城遺址的鐘家港遺址内城台地上，可能分别存在漆木器、玉石器作坊。可以看出，發達的農業為良渚古城和良渚文明出現奠定堅實基礎，并由此出現從農業中脫離出來，從事玉石器、漆木器、陶器等手工業者。“普通内城居民身份至少有一部分是高端手工業生産者，在玉器制作中還出現了更加專門化、複雜化的分工。”陳同濱說。

值得一提的是，良渚文化的木胎漆器已十分成熟。漆的質感、漆與木胎結合以及漆器的藝術圖案，都可以與春秋戰國時期相媲美。記者了解到，在墓葬中出土的漆器主要見于反山、瑤山等貴族墓葬，反山出土有嵌玉漆杯、嵌玉漆盤等，瑤山等大墓中出土有高把漆杯。出土的漆器與玉器一樣，在良渚文化中都是珍貴物品，主要在貴族階層使用，具有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良渚古城遺址出土陶器

城址

“城鄉分野”明顯，區域性中心城市出現

從良渚社會的土地利用空間布局看，良渚時期已出現了明顯的“城鄉分野”，這也是作為早期國家或城市文明的判斷要素之一。最新統計也驗證了這一點，良渚古城系統所在100平方公裡範圍内發現遺址270餘處，其中，郊區聚落190餘處。

“宮殿區”“内城”“外城”，良渚古城功能分區成為區域性國家的權力象征。在陳同濱看來，宮殿區的出現揭示了良渚時期已存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現象；三重向心式規劃布局，也突顯了城址作為早期國家的權力中心地位。“具有宮殿區和三重結構的城市已具備了都城的形态，它的權力象征範圍就是環太湖地區3萬多平方公裡的區域。”

另外，從古城的布局圖也可以看出，古城的權力中心與地理中心并不對應，表現出古城選址對周邊的山地、平原和水系等對地理環境因素的綜合考慮。

良渚古城遺址北城牆

研究推測，建城需1萬人連續工作7.5年

莫角山宮殿區及其他城内的台地、城牆、所有組成外郭的台地、外圍水利系統、郊區的部分遺址均為人工堆築而成，是典型的土築文明。良渚時期的古城與水利系統兩大建造工程以及頗具規模的治玉手工業，明顯促成了良渚社會的複雜程度。

據不完全統計，整個古城及外圍水利系統的土石方總量達1005萬立方米，“體積幾乎是胡夫金字塔的一倍。”陳同濱說。

其中，距今5000年前後較短時間内建起來的古城及城内高地、外圍水利系統土方量約917萬立方米，這些高地上的建築尚沒有可靠的資料，所以工程量無法估算。僅其917萬立方米的土石方量，假設參與建設的人數為1萬人，每三人一天完成一立方米，每年工作日算足365天，需連續不斷工作約7.5年。

不過，業界人士坦言，在當時的生産力條件下，不間斷地集中大量勞力專業從事古城的建設，其後勤壓力之巨大是難以想象的；另外，更大的可能是采取古代興修水利工程等的傳統辦法，即利用冬春農閑時間間斷完成，耗時或許更多出了若幹倍。

從土石工程和治玉情況來看，良渚社會的複雜程度，使之成為長江流域在公元前3300年到公元前2300期間中國早期國家的傑出代表。除了沒有出現文字和統治者的世系，社會複雜程度以及都城規模甚至不亞于黃河文明的早期國家、乃至成熟國家。

玉器琮與钺

權力與信仰的結合

從良渚古城的考古尤其是良渚玉器的研究可以發現，在良渚文明中，神權至高無上，神權與王權緊密結合。總體而言，良渚文明是一種以神權為紐帶的文明模式，與以二裡頭文化為代表的夏文明的文明模式大相徑庭，而與古埃及的文明模式極為相似。

“君權神授”理念在良渚反山墓地M12墓葬坑中可獲得直接物證。墓中出土的器形與紋樣是最為經典的玉琮和玉钺（钺：權力，琮：信仰）。“象征着神權與王權的兩件最高等級玉器出于同一墓穴，說明一個人同時掌握兩大權利，即‘神王合一’。”陳同濱說。

神人獸面紋也是具有神教意義的統一信仰，它也是良渚文化的玉器最通行的主題紋飾，标志着當時社會有着高度一緻的精神信仰；另外，遍布環太湖地區的良渚文化器物上全都有這個神人獸面紋，也說明人們信奉的是同一個神，意味着當時社會有着高度一緻的精神信仰。

在考古界看來，與世界諸多早期文明（或含起源階段）的早期國家或成熟國家對比，具有“一神教”現象實為罕見，更多存在的是自然神或祖先崇拜類的信仰方式。故此推測，良渚古城時期的社會複雜程度在信仰方面已達到相當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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