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景凱旋（南京大學教授）

今年是法國大革命爆發230周年，當我們想到中國乾隆年間或日本德川幕府時期，會覺得那是在很遠的古代，但提到同時期的法國大革命，我們卻會感到離現代很近。1789年爆發的這場大革命推翻了法國君主制，它所宣揚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口号，席卷了整個歐洲大地，并且影響了現代世界曆史。由于雅各賓派後期的恐怖統治，最終導緻了革命失敗。盡管如此，巴黎民衆攻克巴士底獄的7月14日，迄今仍是法國的國慶日，而馬賽民衆向巴黎進軍所唱的進行曲，迄今仍是法國的國歌。

法國大革命是一場影響深遠的曆史大事件，從十九世紀起，許多曆史學家都曾試圖描述和解讀它，産生了基佐、梯也爾、米涅、托克維爾和伯克等名家名著，甚至狄更斯、雨果、托爾斯泰等文學家也在作品中思考它。到了二十世紀，曆史學家更多是從“形勢”或“觀念”兩方面解釋革命中的大衆暴力，前者強調外敵入侵和反革命浪潮的興起，後者強調盧梭“公意”理論的烏托邦影響。二十一世紀以來，曆史學家又試圖對法國大革命做更細緻的實證研究。

230年後，該如何評估法國大革命這一影響深遠的曆史事件？本文試圖回溯法國大革命爆發的背景，梳理作家、學者們對法國大革命的再現與解讀。激情和恐懼，給暴力帶來“合法性”，在恐懼籠罩法國的那段日子裡，革命者走向了斷頭台，觀看行刑的民衆則沖着他們嘲笑，并且高喊“共和國萬歲！”盡管法國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愛，但當革命不斷往前推進時，越來越激進時，所有的自由、平等和博愛都喪失了。

自由、平等、博愛

不了解法國大革命

就無法了解現代世界曆史

法國大革命是一場影響世界曆史的大事件，按照曆史學家們的普遍看法，這場大革命爆發于1789年7月14日攻克巴士底獄，結束于1794年7月27日推翻雅各賓派統治的熱月政變。不過，也有曆史學家認為，直到1830年法國民衆推翻複辟的波旁王朝，建立七月王朝，以三色旗為國旗，重申保障民權，廢除宗教法令和出版審查，至此，法國大革命才告徹底結束。

後一種劃分表明，法國大革命影響深遠，它形塑了現代政治革命，推翻了一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向全世界傳播了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大革命中誕生的《人權宣言》和《拿破侖法典》為歐洲其他國家提供了憲法的範本。可以說，不了解法國大革命，我們就無法了解現代世界曆史。

以法國大革命為主題的油畫。

十八世紀是啟蒙運動蓬勃發展的時代，法國啟蒙思想家們高舉理性的火炬，認為一切都應當在理性的法庭上接受審判，宗教、倫理、藝術等人類生活必須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他們在著述中提出天賦人權、君主立憲、三權分立、主權在民等觀念，批判的矛頭直指封建專制和天主教會。法國大革命爆發前，啟蒙思想家們的主張就已經深入人心，就連許多貴族都以高談啟蒙為榮。

他們中有的人自稱是伏爾泰的信徒，有的人則自稱是盧梭的信徒。觀念的力量是強大的，法國大革命的最初發起者中間，有許多人本身就是貴族身份。在整個大革命期間，一些僧侶、貴族也都選擇站在民衆一邊。伏爾泰和盧梭都于1778年逝世，就在他們去世後十年，法國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劇變。

當時的法國實際上正處在經濟增長的時期，盡管七年戰争以及王朝的奢華導緻債務危機，民衆負擔加重，但與其他鄰國相比，普通家庭的生活并不算很差，甚至比法國較早時期還要好。然而，1788年突然的天災造成大量土地收成全無，同年冬天的嚴寒又使得面包價格飛漲。根據資料統計，1788年普通家庭在面包上的支出占到了家庭收入的一半，1789年甚至達到80%。大量農民湧入城市，造成高失業率，都促成了潛在的财政危機和經濟危機爆發，點燃了早已存在的社會矛盾。

1789年5月，路易十六為了解決财政危機，在凡爾賽召開三級會議，試圖向第三等級增稅。當時的法國分為三個等級，第一等級是教士，第二等級是貴族，第三等級包括資産階級、手工業者和農民，他們在政治上無權，受到教士和貴族的壓榨，因此十分痛恨君主專制制度。在三級會議上，第三等級代表提出制定憲法，取消等級特權，遭到拒絕後，代表們宣布成立國民議會，後改稱制憲議會。

随後路易十六調集軍隊準備解散議會，當這一消息傳出時，巴黎民衆發動了起義，并于7月14日攻占了象征王權的巴士底獄，當路易十六聽到這一消息時，對近臣說：“這是叛亂。”而近臣回答道：“不，陛下，這是革命。”

革命的浪潮很快就波及法國全境，各地相繼成立了國民自衛軍，攻打領主莊園。制憲議會從此掌握了國家權力，并于8月26日頒布《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确立了人權、法治、公民自由和私有财産權等基本原則，将自由、平等、博愛的口号傳遍世界。

接着，由立憲派領導的制憲議會宣布廢除君主專制，取消教會和貴族的特權，沒收他們的财産。但法國革命卻引起國内僧侶、貴族的激烈反抗和外國勢力的武裝幹涉，随着路易十六越來越表現出對革命的敵意，巴黎民衆于1792年8月10日再次發動起義，拘禁了國王、王後，推翻了立憲派的統治，建立起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在吉倫特派領導下的國民公會并在翌年以叛國罪處死了路易十六。

路易十六。

然而革命一旦發生，就會大大超越人們的預想，不會在某個時間點停下來。實際上，大革命的每一個事件都不是在人們意料之中的，越來越多的城市工人、婦女和農民也參與進來，他們的激進訴求甚至使最初的革命發起者感到震驚。代表着底層的街區議會和國民自衛軍越來越不受國民公會和市鎮政府的約束，成為強大的政治力量。他們要求絕對的平等，更加嚴厲地鎮壓反革命勢力和投機商人。

1793年是法國大革命的頂點，代表社會底層的山嶽黨推翻了溫和的吉倫特黨，把持了救國委員會和公安委員會，實行嚴厲的暴力政治，把大量的僧侶、貴族、保王黨人和吉倫特黨人處死。就這樣，一場反抗暴政的革命最終演變成一場暴力運動，雅各賓派領袖馬拉的遇刺讓仇恨和恐怖愈演愈烈，一位雅各賓派發言人聲稱：“是時候讓恐怖成為時代的新秩序了。”

随後通過的“嫌疑犯法令”規定，凡是不能證明自己具有公共精神的人都可以被視作嫌疑犯，僅在1793至1794年雅各賓恐怖政治最盛期間，巴黎和各地被處以死刑的人數就高達四萬人以上。

在恐怖彌漫全國的情勢下，許多著名的革命發起者，如拉法耶特被迫出逃國外，托馬斯·潘恩被捕入獄，而布裡索、佩裡昂、孔多塞、羅蘭夫人則被送上斷頭台，直到普通民衆也感到恐懼和厭倦，雅各賓派的恐怖統治才戛然中止，其代表人物丹東、羅伯斯庇爾、聖茹斯特等人最終也走上了斷頭台。這些革命者臨終前都表現得很有尊嚴，他們沿途高唱愛國歌曲，觀看行刑的民衆則沖着他們嘲笑，并且高喊“共和國萬歲！”

諷刺的是，此時的他們似乎已全然忘記了自由、平等、博愛的初衷。

電影《法國大革命》劇照（1989年）。

解讀大革命

激情和恐懼給暴力帶來“合法性”

關于法國大革命，已經有無數的著述問世。從十九世紀起，許多曆史學家都曾試圖描述和解讀它，産生了基佐、梯也爾、米涅、托克維爾和伯克等名家名著，甚至狄更斯、雨果、托爾斯泰等文學家也在作品中思考它。

在《九三年》中，雨果以雅各賓專政的1793年為背景，通過共和黨人與保王黨人之間的殊死搏鬥，在贊揚大革命正當性的同時，揭示了“絕對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個絕對正确的人道主義”的主題，而在《戰争與和平》中，托爾斯泰則以俄國反拿破侖的戰争為主線，表現任何偉人的意志也要受制于某種更高的力量，在小說結尾，作家寫道：“如果設想人類生活可以用理性來支配，那麼，生活的可能性就被消滅了。”如果以此結論來評價法國大革命的思想根源和失敗的原因，這句話的确含有某種真谛。

《九三年》，作者: [法] 維克多·雨果，譯者: 羅國林，版本: 鳳凰壹力 | 譯林出版社 2012年12月

這兩位偉大作家都受到歐洲人文主義的影響，憎恨不平等的社會現實，對法國大革命最初的目标寄予某種同情。文學家的觀察和直覺是珍貴的，但他們更多是從人性和道德價值去看曆史，而曆史學家則更多從事實出發去尋找證據。就我個人閱讀所及，在近年出版的史學著作中，美國學者譚旋的《暴力與反暴力》（書名直譯應為《法國大革命中的恐怖統治》）和英國學者威廉·多伊爾的《法國大革命的起源》可以說是兩部較為引人矚目的著作。

《暴力與反暴力》是一部通過實證資料研究法國革命暴力政治的著作，按照作者的說法，二十世紀的曆史學家主要是從“形勢”或“觀念”這兩方面解釋革命中的大衆暴力，前者強調外敵入侵和反革命浪潮的興起，後者強調盧梭“公意”理論的烏托邦影響。此書則是從宏觀上解讀從革命伊始到羅伯斯庇爾統治結束這一時期内的主要事件，并着眼于領導層内部暴力文化的興起及革命領袖與普通民衆對此的心理狀态和精神面貌。

《暴力與反暴力:法國大革命中的恐怖政治》作者:（美）譚旋，譯者:黃丹璐，版本:漢唐陽光 |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9年3月

作者的一個主要觀點是，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政治是因為恐懼。大革命本來是以博愛為号召的，但人人都是兄弟的觀念很快就破滅了，擔心舊制度複辟的恐懼導緻群體性暴力事件頻發。整個大革命期間，對變革的期望總是與恐懼和焦慮相結合，害怕革命帶來的混亂，害怕特權階層的報複。陰謀論開始盛行，許多革命者相信，所有事件背後都是由滲透到内部的敵人策劃的。無論是斐揚派，還是吉倫特派，抑或山嶽派都認為，最大的敵人是僞裝成自己人的陰謀家。

當時還有一個重要現象是謠言盛行，正如曆史學家布洛赫所說：“我們很容易相信我們需要相信的東西。”

謠言在傳播過程中會篡改得面目全非，傳播者試圖通過誇大危險來合理化自己的恐懼。恐懼源于謠言，而謠言又引起動蕩，進一步撕裂了社會的信任紐帶。法律遭到破壞，民衆經常沖進監獄，自行處死囚犯，而無論是吉倫特派還是山嶽派成員，都對此表示支持，認為這是必要之惡。

《法國大革命前夕的輿論與謠言》作者:（法）阿萊特·法爾熱，譯者:陳旻樂，版本:文彙出版社 2018年3月

激情和恐懼給暴力帶來了合法性，恐懼和不安全感也促進了鼓勵告發之風，斐揚派領袖米拉波認為告發他人在專制時期是令人厭惡的，但在革命危機時期卻是一種美德。隻要是為了國家利益，告密即使不屬實也不會受到追究，發展到後來，愛國者之間也開始互相告發。許多人為了避免被告發，往往先發制人地告發鄰居。這種産生于社會基層的相互告發形成了惡性循環，預示了1793年至1794年間的制度性恐怖。

他們都渴望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世界，為了實現自由、平等和博愛的理念，他們不惜犧牲一切，甚至互相迫害，給暴力賦予了合法性。正如支持山嶽派的呂奧在書信中寫道：

“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兒女。”

一如作者所言，此後的督政府、執政府和法蘭西帝國都将在政治生活中訴諸暴力，其遺産一直延續至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

《法國大革命的起源》則是從“舊制度的瓦解”和“權力之争”這兩個方面分析法國大革命的起因，威廉•多伊爾認為，大革命是舊制度全方位瓦解的結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國家、社會内部的權力鬥争則決定了革命的方式。作者從财政危機、政府體系的問題、反對者、公共輿論及改革的失敗等五個方面讨論了舊制度的失敗。

《法國大革命的起源》作者: [英] 威廉·多伊爾，譯者: 張弛 ，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8月

法國大革命前夕，路易十六已經試圖進行改革，削弱地方貴族的特權，以挽救國家财政，但改革卻遭到了地方貴族的抵制，國王的軟弱和無能也使得改革難以進行下去，經濟瀕于崩潰，國庫空虛，政府唯有加稅或舉債，而行政體系卻弊端重重，各個權力部門互相對立掣肘，說明舊制度本身已經運轉失靈，無法靠改革拯救自身。用作者的話說：“阻撓國家改革的不是那些反對的力量，而是政府本身的惰性、不可靠和優柔寡斷。”

在這之間，由啟蒙運動形成的公衆輿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造成了整個社會對政府的不信任氣氛。需要提及的是，許多雅各賓派的重要人物都是出身律師或記者，他們在大革命中成為最激進的革命者。這種情況下，法國大革命前的一些改革雖然減輕了民衆的負擔，結果卻使民衆對剩下的束縛更加難以忍受了，革命的發生終于成為必然。

此書似乎證明了托克維爾的一個結論：“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而對于民衆來說，盡管法國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愛，但當革命不斷往前推進時，越來越激進時，卻沒有一個群體具有清晰的法治意識，結果所有的自由、平等和博愛都喪失了。

換言之，在一場推翻舊制度的革命中，如果沒有一個社會階層能起到穩定社會秩序的作用，最終必然會以失序、暴力和無政府狀态而告終。

自由優先于正義

法國大革命的遺産

迄今為止，法國大革命已經過去了230年，但那些主角們發表的最後遺言卻永遠留在了世上。路易十六在斷頭台上說道：“我祈求上帝，法蘭西從今以後永遠不要再流血。”瑪麗·安托瓦内特王後不小心踩到了劊子手的腳，下意識說道：“對不起，您知道，我不是故意的。”羅蘭夫人臨終前的遺言是：“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而羅伯斯庇爾留給世人最後的話則是：“我們将會逝去，不留下一抹煙痕，因為，在人類的曆史長河中，我們錯過了以自由立國的時刻。”

《法國大革命反思錄》，作者：（英）埃德蒙·柏克，譯者：馮麗，版本：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5年12月

他們每個人都将自己看作是曆史舞台上的主角，堅信自己的事迹将長存于世。他們的曆史預感是對的，法國大革命迄今仍是人們激烈争論的話題，仍能引起世人持久的關注，它既招緻許多人的反對，也獲得許多人的贊揚，正如阿倫特所言：

“從整個十九世紀一直到二十世紀，所有追随法國大革命足迹的人，不僅将自己看成是法國革命者的繼承人，而且是曆史和曆史必然性的當局者。”

就此而言，如果今天的人們想要認識法國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從中吸取寶貴的曆史教訓，我認為最值得重視的著作仍然是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以及阿倫特的《論革命》與阿隆的《論自由》。

《舊制度與大革命》作者: [法] 托克維爾 ，譯者: 馮棠，版本: 商務印書館 1992年8月

在托克維爾看來，法國大革命的主要目的是社會平等。事實上，革命發生之前的法國已是歐洲最自由的國度，貴族已不再擁有很多權力與财富，其主導的地方自治也被削弱，農民則開始擁有土地。然而，社會财富越是繁榮，社會各階層對财富、捐稅與權利的分配不公就越是不滿。整個社會早已被啟蒙運動帶來的平等思潮所席卷。

路易十六的改革正是适應這種社會平等的訴求，試圖将立法、司法與行政集于禦前會議一身，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減輕社會矛盾。在這個意義上，路易王朝的中央集權既是大革命的直接導因，同時又給大革命提供了統治形式。大革命做的恰恰是此前舊制度想做而沒有完全做到的事，即更加強化中央集權。沒有任何人想到要建立起憲政制度，以制約權力，保護個人。大革命摧毀了原有的制衡力量，卻未能創設新的制衡力量，結果産生了一個比舊制度更加專制的雅各賓政權。

托克維爾發現，英國革命沒有動搖社會基礎，而是保留了原有的司法和行政形式。在英國，各個階層始終都很警惕中央集權。法律對他們來說就是限制公權力，保護私權利。在他們看來，個人自由比社會平等更重要。而法國所有階層都信奉人人平等的抽象原則。1789年，三個等級的陳情書都要求全部廢除現行法律和慣例，而非尋找漸進的改革措施。大革命的暴力結局實際上已經蘊藏在舊制度的改革邏輯中，那就是，法國人為平等而忘記了自由。

阿倫特同樣通過比較的方法，對法國革命與美國革命做出了深刻的思考，她繼承古典共和主義精神，強調公共領域的政治自由，認為真正的革命是要證明，個人可以聯合起來，創建一個切實可感的自由空間，其基礎僅僅是他們相互間的承諾和同意。在這方面，法國革命是失敗的，它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克服貧困上，而不是建立保護公民政治及社會權力的制度上，而美國革命則實現了為自由立憲，除了建立起有限政府，而且公民自治在聯邦制中變成了現實。

《論革命》作者: [德] 漢娜·阿倫特，譯者: 陳周旺，版本: 譯林出版社 2011年2月

阿倫特同時認為，政治自由隻有在一個有限空間才能存在，這一觀點是與激進民主的決裂，法國革命之所以會失敗，原因就在于革命者關懷民衆的不幸，痛恨僞善，但卻完全蔑視法治，試圖通過恐怖政治讓民衆獲得幸福。因此，革命者身上的美德與自由無關，隻與抽象的善有關，與曆史必然論産生的激情有關，與人的徹底解放有關，“必然性取代自由成為政治和革命思想的中心範疇。”結果，法國大革命收獲的是一門曆史哲學，而不是一門新的政治科學。

法國革命最終導向個人的專制暴力，而美國革命的領導者卻深知，法律和權力的根源是不同的，權力的根源是自下而上，來自于人民，而法律的源泉卻是在上，在某個更高的和超驗的地方。阿倫特由此還發現一個明顯的事實，這個事實往往被現代許多曆史學家所忽略，那就是，法國革命摧毀了教會和民衆的宗教信仰，而美國革命卻從沒有破壞宗教的權威。自由立國和人的解放是不同的。

如果說阿倫特強調的是公共自由，雷蒙·阿隆強調的則是形式自由或程序正義，在被長期孤立的狀态下，阿隆始終堅持托克維爾的自由主義傳統，反對法國知識分子中的極端思想。《論自由》是作者1963年在美國的系列講座，他在書中并沒有對法國革命與美國革命加以比較，但卻敏銳地指出：

“如果思想自由和個人自由在法國沒有受到尊重，其原因不在于憲法的條款，而在于自由主義的價值在法國沒有站穩腳跟，在于混淆多數黨（所謂的民意）的無限權力和民主制度的本質的傾向，在于最近幾年的暴力沖突，以及在于反對黨訴諸颠覆性的武器。”

《論自由》，作者: [法] 雷蒙·阿隆，譯者: 姜志輝，版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9年3月

在這本書中，阿隆還寫道：“美國的自由既表示所有人和每一個人都擁有機會的社會平等，也表示尊重受聯邦政府威脅的各州的獨立自主，尊重受無所不在的行政部門威脅的個人的獨立自主。”即使美國的左派也同樣指望個人的活動來戰勝自然，指望公平競争的結果，以使社會秩序最終或多或少符合人們的正義概念。

換言之，法國人總是容易受到平等的吸引，而美國人往往受到自由的吸引，這導緻兩個革命的不同結局，令人想到當年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的判斷：

“誰在自由中尋找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東西，誰就隻配受奴役。”

法國詩人勒内·夏爾曾經寫下如此警句：“留給我們的珍寶遺産，沒有任何遺言。”在紀念法國大革命230周年之際，我們也許可以換一個說法：法國大革命給世人留下了遺囑，那就是：自由優先于正義。

作者：景凱旋 編輯：徐偉

校對：薛京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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