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龍紅了？

造謠、潑髒水、傳黑通稿、營銷号帶節奏、水軍，一個不落。

毫無疑問，朱一龍動了别人的奶酪。

《人生大事》成績斐然，龜速前進，溫吞的朱一龍突然占據了暑期檔不小的市場份額，聲名鵲起。

于是，鬣狗們循着味來了。

都說在娛樂圈，糊是最好的保護色，這回，朱一龍得“無處遁形”了。

然而有趣的是，讓人萬萬沒想到的是，朱一龍居然全身而退了。

朱一龍，還是有點兒東西的。

畢竟他是說出了那句：“有些選擇我必須得放棄，因為我的自尊心隻允許我做到這兒”的人。

1988年朱一龍出生在一個溫暖平和的家庭裡。

父親是散打冠軍，“熱衷”于送他去跟其他孩子們進行對打，會将他帶到雪地裡玩耍，會将他托在背上橫渡長江，也會跟他一起去打遊戲，玩耍。

無憂無慮的童年時光裡，他對小朱一龍說，

“人啊，怎麼活都是一輩子。”

盡管那時候的他懵懵懂懂，但卻深刻地記住了這句話。

母親則從小到大對朱一龍都比較嚴格。

每當他有了一點名氣，她總要“敲打敲打”：

“你還是要好好做演員。”

是的，20歲到30歲，他就是這麼過來的。

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他的人生主旋律就是演戲。

二十歲的年紀，他已經在拷問自己：

“你為什麼弱小，就因為你是新人？”

第一次脫離學校理論體系的他懵了，“天崩地裂式地懵了”。

隻有一句台詞，隻有一個遠景，他手足無措。

說不出話，腦子嗡嗡響，就連膠片轉動的聲音都給他以無形的壓力。

“如果你連這句話都說不出來的話，那你以後就幹不了表演了。”

導演的話“殺人誅心”，第一次的嘗試如此苦澀，讓他“潰不成軍”。

好在他還挺抗造的。

不管對于環境，對于時差，對于工作環境，還是生活環境，他都挺抗造的。

一次不行，就再來一次，再不行就再來。

貼胡子就貼胡子，剃頭發就剃頭發，扮醜就扮醜，搞怪就搞怪，衣不蔽體就衣不蔽體，淋雨就淋雨，摔跤就摔跤，流血就流血，他來者不拒。

“我不想把它當成一個行活來做，我喜歡表演。”

他喜歡表演，他想在中國電影史、電視劇史上，至少留下一個名字。

了卻這個執念，他用了十年的時間。

而且僅僅是冒出了頭。

他把自己打磨成了一件精品，在2018年的夏天揭開面紗。

《鎮魂》讓他一夜成名。

五毛錢特效網劇在大家的口耳相傳中爆紅。

半路殺出的程咬金讓衆資本防不勝防。

他開始成為别人的“眼中釘”了。

然而他倒還是老樣子。

謙遜、刻苦、溫吞、清醒。

“我來不及膨脹。”

因為他在馬不停蹄地追趕自己的理想。

“我不知道明星是什麼樣的，我隻會做演員。我不想安全，我不想要表演完之後是安全的。”

拍攝《我和我的祖國》時，因為他的小指無法展平，他在手套下面偷偷用線把手指捆起來，做出一個筆直的敬禮手勢。

拍攝《新蕭十一郎》時，他眼睛發炎，腳底被磨破，埋在40多度燙人的沙子裡直到嘴唇開裂。

《知否》裡為了幾個小時的戲份，他窩在劇組裡學習了七個月。

拍攝幻樂之城的時候，他感冒發燒，連軸轉，幾乎要暈倒。

他不覺得累，因為這是他的本分。

“休息休息，我為什麼要休息，我還有那麼多的精力，我憑什麼休息。我特别貪心，好戲好劇本我都想接，累死我都不怕。”到底是個戲瘋子。

然而這份格格不入，卻讓他吃盡苦頭，資源降級，資本不買單，身不由己。

再加上他的“不識趣”，他更是寸步難行。

在娛樂圈有一個不成文的潛規則——那就是粉圈應援集資。

本質上是資本的割韭菜行為，更是一種“收保護費”行為。

然而朱一龍卻退集資款，逆流而上，打了同行的耳光。

坦坦蕩蕩，特立獨行，清醒自知。

記者問他：“跟一線明星搭戲會有壓力嗎？”

朱一龍說：“我工作十多年了，壓力大多數更可能來自業務能力，可能來自于對角色的理解和駕馭，不會因為和誰搭戲産生壓力。”

對粉絲說：

“大家不用浪費太多時間在我身上，我知道喜歡我是件還挺辛苦的事。”

“感謝大家喜歡我，但是我想，這樣的熱鬧，可能一輩子有一次就夠了。”

你說他傻吧，他确實傻，你說他聰明吧，他也确實聰明。

但是他從來都是如此，他眼裡從來都隻有戲，他的初心一直沒變。

他太另類了，他是觀衆選擇的結果，他逃離了資本的包裝，他甚至不怎麼在乎名利，他太有主見了，他也太有野心了。

對資本來說，不可控制的他就是一個“壞種”。

别人在遊戲，他在做夢，别人跪着賺不到的錢，他站着掙到了。

在影視寒冬，他還能分走一大波流量，又怎麼不會讓人憎恨？又怎麼不會讓人嫉妒？

甚至沒有黑點，還要從粉絲身上下手。

說到底，娛樂圈這灘爛泥确實是越來越扶不上牆了，資本的遊戲越來越玩不轉了。

早就應該重新洗牌了，不然隻會劣币驅逐良币。

群衆的眼光永遠是最雪亮的，資本妄圖操縱市場，終歸是本末倒置。

這個市場需要的是越來越多的像朱一龍一樣的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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