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豐二年（1079），時任禦史的何正臣等人彈劾蘇轼譏諷朝政，說蘇轼在任湖州知州時的謝恩表言語暧昧，有莫大的嫌疑。之後又更進一步舉出大量蘇轼的文章作證，坐實這一罪名。監察禦史首先告發，後在禦史台獄受審。據《漢書》記載，禦史台中有柏樹，有數千隻的烏鴉聚集其上，所以禦史台又稱"烏台"，或者"柏台"，這就是"烏台詩案"名稱的由來。

這起冤案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蘇轼，這次事件，也是蘇轼寫作風格的轉折點。在詩案之前，蘇轼自任杭州通判以來官運暢達，他的作品大緻上都是十分灑脫自如的，多是積極地入世。而詩案之後的日子，雖然有高至翰林學士的短暫風光，但卻沒有了一開始的豪情萬丈，反而是寄情山水，關注自然風光，以及閑适的農家生活居多。在晚年谪居惠州儋州時，這種感覺更為明顯，淡泊曠達的風格充斥在詩文之間。

那麼萬全稱得上是蘇轼人生轉折點的事件，經過究竟是怎樣的呢？

熙甯二年（1069），宋神宗趙顼任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改革。蘇轼與變法派政見不和，多次産生沖突，因而屢屢遭受排擠。但是此次變法并不隻是王安石一派的主張，神宗才是最大的支持者，在這樣的情況下，蘇轼發現自己在朝中舉步維艱，于是自請外調。神宗當然十分願意，于是，熙甯四年（1071）蘇轼被調任杭州通判。之後又分别擔任多地的知州。在任職期間，蘇轼看到了許多新法執行過程中産生的弊端，這些弊端讓蘇轼極為反感，于是便寫詩作文吟詠，對新法實行過程中切實出現的問題進行評議，表達自己的不滿。

實際上，明面上新法的主導者王安石早于熙甯九年（1076）就被二次罷相，新法的主導者已經完全變成了宋神宗，也就是說反對變法就是反對神宗制定的國策，挑戰皇帝的權威。在這樣的情況下，堅持新法弊大于利的反對派蘇轼，自然就讨不了好。

前文我們提到了那份蘇轼任湖州知州時的謝恩表，也就是《湖州謝上表》是整個案件的導火索。這其中 "陛下知其愚不适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一句公開表達了自己不願意與當朝新貴合作，而且對新法有所不滿。禦史台于是拿此大做文章，彈劾的奏章一封封的送至神宗面前，神宗震怒。神宗批示，七月二十八日，命台吏皇甫僎攜立刻趕赴湖州抓捕蘇轼。蘇轼的弟弟蘇轍在從他人那得知消息之後快馬加鞭趕至湖州告知蘇轼，蘇轼即刻告假。但是最終還是被押解回京。"撰促轼行，二獄卒就直之。即時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蘇轼就這樣如同雞犬一樣被粗暴的帶回了京城。

關押在禦史台時遭到了嚴刑逼供，在當時同樣被關押在禦史台中，與蘇轼隻有一牆之隔的蘇頌聽到了審訊時對蘇轼的辱罵，并在詩中寫下了 "遙憐北戶吳興守，垢辱通宵不忍聞。"這樣的句子。

在禦史台，蘇轼承認了所有被彈劾的罪名，向皇帝彙報後，神宗大為不滿，認為蘇轼還有隐瞞，下令一定要查出牽連的所有人。

就這樣《和韻答黃庭堅二首》被扣上了大罵新進的帽子，給好友王诜《湯村開運河，雨中督役》被安上了抨擊生事的名頭。在每一篇詩文中摳字眼，蘇轼被扣上了無數的帽子，這些罪名的由來都是牽強附會的，根本曲解了或者過分誇大了蘇轼的本意。以李定為首的這一部分"新黨"恨不得置蘇轼于死地。

他們甚至檢舉蘇轼《王複秀才所居雙桧》是對當今天子懷有不臣之心，說"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這兩句有問題， "陛下飛龍在天，轼以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雖然是受益者，但是也逐漸受不了這種"莫須有"的罪名，他回答："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桧，何預朕事?"神宗首先松了口，再加上朝中有不少人都在幫蘇轼求情，不但有蘇轼的好友們，而且包括新黨中的一些理智的人，甚至此時早已賦閑在家的原變法領導人王安石也上書求情，這樣，蘇轼才在死亡邊緣撿回了一條命。元豐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九日，被囚禦史台獄一百三十天的蘇轼終于獲釋并在兩個月後被貶黃州。

烏台詩案雖然告一段落，但是這并不是新舊兩黨之間争鬥的終點。相反，黨政之争愈加嚴重，雙方都恨不得置對方于死地，這顯然是不利于國家的。在詩文中尋找蛛絲馬迹也成為了潮流，甚至到宋徽宗年間，這種攻擊方式依然大行其道。難以想象就連陶淵明、李白、杜甫等文豪的著作也一度遭到禁毀。在亡國前夜，金兵鐵蹄臨近，但是城中的大夫們依然互相攻讦，絲毫沒有一點覺悟，何其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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