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的當代意義?同志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就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提出了明确要求我國史學貫徹落實同志重要講話精神，就要認真審視我國史學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堅持體現繼承性和民族性、體現原創性和時代性、體現系統性和專業性，大力推進我國史學理論體系與話語體系創新這是曆史研究者的時代責任，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史學的當代意義?以下内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史學的當代意義

同志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就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提出了明确要求。我國史學貫徹落實同志重要講話精神，就要認真審視我國史學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堅持體現繼承性和民族性、體現原創性和時代性、體現系統性和專業性，大力推進我國史學理論體系與話語體系創新。這是曆史研究者的時代責任。

認真審視我國史學理論體系與話語體系的不足

長期以來，許多曆史學家為了揭示中國曆史的本來面貌，作出了很多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毋庸諱言，解釋中國曆史的許多基本觀念和分析框架都直接來自近代西方，不少又是經過日本闡發再轉進中國的。這些新的觀念和分析框架推動了中國新史學的形成與發展，卻又常常妨礙我們對中國曆史本來面貌的認識。至于我們對世界曆史的解釋更是如此，因為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根本沒有條件從第一手資料出發直接對世界曆史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

然而，近代西方世界對中國曆史的認識許多都是很片面的。比如，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了一個很有名的觀點，就是中國發展至少從元代以後就已經基本停滞了。他認為，中國是土地最肥沃、耕種最精細、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國家，然而許久以來它似乎就處于停滞狀态了。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對中國曆史作出了更加徹底的否定性評價。比如，他在《曆史哲學》中說，中國曆史基本上是沒有發展的，中國社會沒有像西方社會出現過這樣那樣的分化，中國是一個專制的、文化已經僵化的國家。亞當·斯密與黑格爾當時所接觸到的有關中國曆史的知識都非常有限，而且許多知識都相當片面，他們的論斷其實很大程度上隻是按照他們自己的觀念和想象作出的臆斷。但這些論斷符合西方向東方、向中國進行殖民擴張的需要，因此逐漸成為西方中國觀中的主流意識。

日本明治時代在思想界影響最大的是福澤谕吉，他最著名的一部著作就是《文明論概略》，把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分為混沌期、野蠻期一直到開化期。在他眼裡，中國以及明治維新前的日本都處于文明的未開化期，他就是按照這樣一種觀點來解釋中國曆史。日本現代中國學的衆多奠基者對中國曆史比歐洲學者要熟悉得多，他們不斷将亞當·斯密與黑格爾等人關于中國曆史的論斷進一步具體化、系統化。這些論斷在潛移默化中影響着中國的學者。比如，清朝末年的梁啟超稱中國為“世界中濡滞不進之國”。這樣的觀點顯然是受到亞當·斯密、黑格爾以及當時日本學界流行觀點的影響。

蘇聯在對中國曆史、中國社會的解釋方面，影響最大的是斯大林。當時，托洛茨基認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程度已經相當高，斯大林認為中國是一個封建主義很強的國家。對中國社會性質和發展程度的估計關系中國革命的對象、動力和發展階段等問題，所以對中國曆史如何解釋就成為一個事關重大的政治問題。中國大革命失敗後，圍繞大革命為什麼失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矛盾和争論一下子激化了。大革命失敗的責任誰來負？中國國内、中國共産黨内部關于這個問題的争論也很激烈，于是爆發了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最終大體按照共産國際的意見作了結論。後來，蘇聯共産黨在斯大林主持下編寫出版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宣布該書對馬克思主義作出了唯一正确的解釋。在很長一個時期，對中國曆史的解釋事實上隻能按照斯大林給出的觀點進行。

20世紀80年代以後特别是90年代，我國史學理論體系與話語體系有了一個非常大的轉變。從美國、歐洲留學回來的一大批學人，在曆史研究中引進了許多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視角、話語表述。從西方馬克思主義到年鑒學派，從結構主義到新社會史、新文化史，都被當作創新的成果介紹進來。他們特别崇尚另辟蹊徑的微觀研究、個案研究，熱衷于解構先前各種被視為本質、共識的觀點或認知。這些研究大體上從屬于歐美近數十年來所流行的現代及後現代話語體系。他們的研究對我國史學理論體系與話語體系的轉變影響很大。

現在，西方的中國學已大大突破了他們的先輩亞當·斯密與黑格爾那些舊說。可是，我們仍有一些學者至今仍常常把這些先輩的舊說當成不可動搖的結論，繼續作為研究中國曆史的基本前提。對歐美近數十年來所流行的現代及後現代話語體系能否正确解釋中國曆史及世界曆史，我們也缺乏認真的反思。可見，我國史學理論體系與話語體系的創新，首先必須對這些理論和話語進行非常認真的反省，而且必須是全方位的反省。

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超越歐洲中心主義的線性和平面曆史觀

從亞當·斯密、黑格爾到斯大林，他們對中國曆史的解釋，所秉持的都是一種以歐洲為中心的線性曆史觀、一種以歐洲近代以來全球擴張為整個思維基點的平面曆史觀。當代歐美勃興的後現代史學，對原先歐洲中心主義的線性曆史觀、平面曆史觀形成有力沖擊。但是，他們拒絕承認曆史發展在整體上、本質上的必然性或規律性，使曆史研究陷入碎片化、表象化陷阱，最終還是無法從根本上打破歐洲中心主義的線性曆史觀、平面曆史觀。

要真正清楚地說明中國和世界的曆史，防止曆史研究落入碎片化、表象化陷阱，必須有一個建立在曆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宏大的曆史觀，必須對中國和世界曆史發展的基本脈絡有一個通盤了解，特别是對世界上不同文明、不同國家的發展曆史有一個通盤了解。我們要構建能夠準确說明曆史本來面貌的理論體系與話語體系，必須在一個宏大的視野中對中國全部曆史重新加以認識。如果對中國曆史的解釋仍然隻靠一知半解，或者隻是憑借對其一個局部、一個片段的了解，不對中國幾千年來發展的各個階段、各個方面有一個全方位的了解，就不可能真正認識中國曆史的本來面貌。構建能夠準确說明曆史本來面貌的理論體系與話語體系，還必須對世界曆史重新加以認識。這要求我們不僅僅對歐洲的曆史，而且對世界上其他各個地區、各個民族的曆史，都有一個同樣清晰的、不帶這樣那樣有色眼鏡的、不帶固定框架的完整了解。在這方面，馬克思給我們作出了很好的榜樣。

馬克思畢生都十分重視曆史研究，這是他在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等衆多領域作出一系列創新性理論貢獻的堅實基礎。他在和恩格斯共同撰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态》原稿中有一段名言：“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曆史科學。曆史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但這兩方面是不可分割的；隻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德意志意識形态》明确指出：“曆史的每一階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質結果，一定的生産力總和，人對自然以及個人之間曆史地形成的關系，都遇到前一代傳給後一代的大量生産力、資金和環境，盡管一方面這些生産力、資金和環境為新的一代所改變，但另一方面，它們也預先規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條件，使它得到一定的發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質。”這些論述非常清楚地說明了曆史聯系形成的真正原因和曆史聯系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因素，說明了曆史聯系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性質。曆史研究必須有一個宏大的曆史觀，就是對于曆史聯系必須有足夠的了解和尊重。

馬克思傾注畢生精力撰寫的《資本論》，不僅僅是一部經濟學著作，而且是一部内容極其豐富的經濟史著作，是一部商品、貨币以及資本主義産生和發展有血有肉的曆史著作，是一部融經濟史、政治史、社會史、法制史于一體的曆史著作。事實充分證明，對曆史的深刻洞察和全面準确的把握，是馬克思全部理論創新的科學基石。正因為馬克思對曆史聯系的形成和變遷有着深刻了解，所以他旗幟鮮明地反對将《資本論》中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曆史概述套用到世界其他地區。尤其是當他晚年将目光越來越多地轉向西歐之外其他地區的曆史後，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世界不同地區曆史發展道路的多樣性。

馬克思給我們留下了1879—1882年期間所作的《人類學筆記》和1881—1882年期間所作的《曆史學筆記》。在《人類學筆記》中，馬克思更為集中地研究了印第安人、墨西哥、秘魯、阿爾及利亞、印度等農村公社和土地所有制演變的過程，研究了家庭、私有制、國家、文明的起源和發展。《曆史學筆記》重點關注國家制度的變遷以及國際關系與世界總格局的演變，舉凡西羅馬帝國的興亡，蠻族的征服和西歐封建制度的形成，阿拉伯帝國、塞爾柱突厥帝國、成吉思汗帝國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興衰，14世紀中葉以前的北歐和東歐諸國的曆史，意大利的社會制度及文藝複興、宗教改革，尼德蘭革命、英國社會演變和資本原始積累，貨币成為主導的社會力量，西歐城市與王權的聯盟，歐洲的三十年戰争等等，都進入了他的視野。與此同時，馬克思還另有一批關于各民族經濟史的筆記。這是馬克思晚年對世界曆史一次更廣泛的再研究，是為了克服先前目光主要集中在歐洲一隅的缺陷。可惜的是，當時有關中國曆史的西文文獻太少，馬克思未來得及對中國曆史作專門研究。

閱讀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他浩繁的手稿、筆記時，人們不能不為馬克思宏大的曆史視野、深邃的曆史洞察力和極為嚴謹周密的研究功力所折服。馬克思正是通過盡可能全面掌握相關的曆史文獻和前人的研究成果，經過認真比較、精密考證，将宏觀考察與微觀分析緊密結合起來，透過表象去了解曆史本質，超越紛繁複雜的個别現象去了解曆史全貌。馬克思的研究清楚地表明，要了解曆史的本來面貌，不能依靠概念的演繹，也不能滿足于以往的認識，而必須堅持從曆史實際出發，吸取各種新的研究成果，充實和修正自己原先的認識，一步步接近曆史的本來面貌。馬克思以其卓越的研究實踐給我們展示了什麼是宏大的曆史觀，怎樣才能超越歐洲中心主義的線性曆史觀、平面曆史觀。我國史學要創新理論體系與話語體系，應該從馬克思的研究實踐中得到深刻啟迪，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

在深化研究中推進我國史學理論體系與話語體系創新

推進我國史學理論體系與話語體系創新，首先要對中國曆史進行完整系統的研究。中華文明傳承5000年，有豐富完整的第一手文獻資料和實物資料可以讓我們系統地去研究，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我們要真正從中國曆史實際出發，對中華文明的整個物質生産過程、精神生産過程、知識生産過程，對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制度及其實際運作，對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審美體系、價值追求等，認認真真地開展自己獨立的研究。

我國史學理論體系與話語體系的創新，還有賴于認認真真地研究世界曆史，研究其他不同文明和國家的曆史。在這方面，我們在國際史學界的話語權很少，因為過去的研究太薄弱了。我們當然要繼續反對西方中心主義，但不能因此轉為崇奉中國中心主義。按照馬克思的說法，世界性聯系的形成是一個曆史演進過程。過去不同文明之間雖然有交往有沖突，但基本上局限于地域性聯系而沒有形成世界性聯系。近代以來，随着資本主義的擴張、世界市場的形成，不同地域的相互聯系越來越緊密。不認清世界上不同文明各自的曆史發展脈絡，不了解近代以來以西方為中心建立起來的世界聯系中各種沖突以及彼此之間的深刻影響，就很難真正了解中國曆史。當今時代已真正進入全球史時代，今天的中國已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及全球史之中。不深刻了解全球，我們就不可能在經濟全球化及全球史發展中獲得主動權，當然也就談不上取得真正有影響力的話語權。因此，大力加強世界史研究已經刻不容緩。

無論中國史研究還是世界史研究，無論宏觀研究還是微觀研究，我國史學理論體系與話語體系的創新都不能脫離人類從其産生開始就已結成各種各樣命運共同體這一基本事實。國家是這樣的命運共同體，民族是這樣的命運共同體，文明是這樣的命運共同體，經濟全球化時代整個人類更是這樣的命運共同體。人從來不可能單獨而孤立地存在，人總是社會的人，人的本質從來就是社會關系的總和。比如，以宗教為中心，曆史上形成過各種各樣的信仰共同體；以生産資料私有或公有為中心，曆史上形成過各種各樣的利益共同體。再看中國曆史，以人與人的實際生活為中心，形成了個人、家庭、鄉裡、社群、國家、天下有序聯系的家國共同體，通過倫理道德和禮義教化将一群群人集合在一起。同志指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要有所作為，就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向。”“要堅持人民是曆史創造者的觀點，樹立為人民做學問的理想，尊重人民主體地位，聚焦人民實踐創造”。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運用宏大曆史觀推進我國史學理論體系與話語體系創新，須臾不能忘記這一基本立場。

曆史認識是曆史真相、曆史過程中所留下的各種資料、曆史研究者三個方面積極互動的過程。這是因為客觀存在的曆史真相、曆史聯系并不會原原本本直接呈現在人們面前，這就限制了人們對它的認知。而人們借以認識曆史真相的曆史資料，包括文獻資料、實物資料、音像資料、口述資料等等，有的比較完整，有的嚴重殘缺，還有的甚至是僞造的，沒有長時間的艱苦努力難以一一考辨清楚。而曆史研究者由于知識結構不同，獲取資料和處理資料的條件不同，更由于價值取向和利益取向不同，結論難免會産生很大的差異，甚至會截然對立。這就要求在史學理論體系與話語體系創新中嚴格遵循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努力在各種矛盾的陳述中還原曆史真相，揭示曆史聯系的内在規律。也正因為曆史認識具有上述特點，任何個人或者學派都不能自诩已經掌握了全部曆史真相。在大膽探索、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同時，開展健康的學術争鳴、學術批評，有利于史學理論體系與話語體系創新。我們不僅應該在國内學術平台上這麼做，更要在國際學術平台上非常積極地去這麼做。

今天，人們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生活方式、信息獲取方式等和以往已經很不一樣了，并且還在不斷更新。我國史學理論體系與話語體系如果沒有真正有說服力的新的研究成果，沒有與時俱進的多樣化表達方式，就很難被人們尤其是年輕人所接受，更不可能被其他國家的受衆所接受。所以，我國史學理論體系與話語體系創新要有真正的思想創新、理念創新、表達形式創新、傳播路徑創新。其中，最根本的一點就是做到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所說的，“理論隻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衆；而理論隻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應當說，這就是我國史學努力的方向。

（作者為複旦大學資深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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