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華社解放軍分社
黃書波在都江堰采訪
新華社北京5月11日電(記者黃書波)汶川地震翌日,我随原濟南軍區抗震救災前指,抵達都江堰市,直到兩個多月後救災部隊撤離才離開災區,熬成了汶川災區資曆最“老”的新華社記者之一。
70多天抗震救災報道中,既有參與救援看到受傷群衆與家人相擁而泣的欣慰,又有目擊官兵千難萬苦救出受災群衆卻不治而死的不甘;既經曆了與同事李宣良徒步從都江堰進入映秀的危險,又見證了同事張汨汨在青川大山裡把運動鞋脫給災區小女孩的堅毅,還目睹了同事張玉清病倒在抗震救災一線而緊急搶救的驚魂……但3000多個日日夜夜過後,回想汶川,有個男孩始終在腦海裡萦繞,伴随的是揮之不去的遺憾。
那是一個傍晚,我正在映秀采訪某集團軍副政委,從他接到的一個電話中獲悉“有群衆在某山頂附近發現了疑似失事直升機的殘骸”,當即我跟随副政委驅車前往。
汽車在僅容小車通過的盤山小道上颠簸四五十分鐘後,來到大山腳下的一處受災群衆安置點。此時,夜幕降臨,擡頭望去,大山輪廓與夜幕正在融為一體,但尋找戰友的任務,讓我們一行七八名軍人沒有猶豫,紮進了無邊的黑夜中。
黑夜,并沒有給我黑色的眼睛。不知過了多久,左肩斜挎海事衛星、右肩斜挎筆記本電腦、胸前挂着照相機的我掉隊了,手電照不到前面的戰友,呼喊又沒有回應。
“叔叔,是受傷了嗎?”就在我猶豫要不要返回的時候,一個聲音從身後傳來。我調整手電方向,看到一個十一二歲的男孩向我快步走來。
“找不到路了。”我尴尬地解釋。
男孩說,他知道大人們說的地方在哪裡,從我們開始上山後,他就一直遠遠地跟着。
望着黝黑的臉龐上還沾着泥的男孩,我問,“還有多遠?”男孩回答,不遠了,也就三四個小時。當時,男孩并不知道“三四個小時”帶給我的猶豫:是和他一起尋找?還是返回等消息?但男孩堅毅的目光,讓我抛棄了轉身的想法。
蜀道難,難于上青天。走着,爬着,來回晃蕩的海事衛星、電腦、照相機讓我步履蹒跚。
“叔叔,我幫忙背個包吧!東西太多,走路不方便。”男孩回過頭來,用了盡量考慮我感受的語氣說。
但,不管是作為記者還是軍人的尊嚴,都讓我毫不猶豫拒絕了。
“叔叔,你身上的包晃來晃去,走路不方便。要不這樣,我找根藤把包綁在你身上,這樣好走路。”男孩沒有放棄。
好辦法讓我沒有理由拒絕。但男孩在用樹藤給我綁了照相機、海事衛星後,順勢把電腦包綁在了自己身上,邊往前跑邊說:“進村入戶的解放軍叔叔說,大災大難前要共渡難關。”
繼續前進。在手電光能看到山頂樹木的地方休息時,男孩再一次感動了我。
我從海事衛星包裡,掏出壓縮餅幹和男孩分享,男孩爽快地接受了。但随後,他就遞給我一瓶礦泉水,“叔叔,你一路沒喝水,這是村裡發給我的,你喝吧!”說實話,因為出發匆忙,我沒有帶水,的确非常渴,感覺喉嚨都要冒煙了。然而,要接過這瓶水,我卻怎麼也伸不出手。
黃書波在映秀采訪
“叔叔,要是你不喝的話,這個我也不要了。”男孩把已經撕開包裝的餅幹遞了回來。
或許,固執在大多數時候是個貶義詞,但男孩的固執,卻讓我眼角濕潤。我相信,面前的不再是男孩,而是災難過後成長起來的有主見有擔當的男人。男人之間,過度的矜持會傷害真摯的感情。于是,你一口,我一口,就着一瓶礦泉水,我們共享晚餐。
後來的尋找,無功而返。印象深刻的是,與上山相比,從山的另一面下來的路途無比神速。隻要不太陡,我們就坐在路上,一路滑降下去……
到了公路邊,手機有了信号,我一看,已過了零點。分别時,我把包裡攢的所有能吃的,一股腦兒給了男孩。男孩爽快地接受了,卻提了個請求:“叔叔,長大了我也要當兵,你能幫我嗎?”
我知道這樣的承諾是違反紀律的,但那時我沒有猶豫:“當然可以。記住,今天上山搜尋的軍人來自‘鐵軍’部隊,到時候你找他們,我一定幫你達成心願。”
英雄的部隊,需要英雄的傳人。直到今天我仍然相信,有着秋收起義團、葉挺獨立團和劉老莊連光榮傳承的“鐵軍”,不會拒絕一名勇敢而又有擔當的熱血男兒。
但,遺憾的是,匆忙分别時留下的記有男孩名字的紙條在災區的輾轉中不知所蹤,而我留給男孩名片後,至今也沒有接到那個期待的電話。
這件事,讓我遺憾了十年。每當手機上顯示來自四川的陌生電話時,我的心裡都有着莫名的悸動。我不知道,男孩有沒有實現當兵的心願,現在過得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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