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堯

哦，原來如此。孫傑鑿夫子肖像，将冠山關注點引向了尊孔的道路上，似乎也在暗示我們，冠山與孔子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至少和蔔子夏有直接瓜葛。不得不讓人懷疑，這冠山，孔子是來過的，蔔子夏在冠山是講過學的，非如此，不足以“文峰之祖”稱之。

而當我看到冠山的另一奇景之時，我更确信這是蔔子夏教授西河的地方。

冠山上有一座“敬惜字紙洞”，就在高嶺書院夫子洞的右上方，位于冠山第三平台的正中央。冠山心腹，林木蒼翠，婆娑之中，掩映着一座石頭疊砌的高大圓形建築物，這就是“敬惜字紙洞”。

那麼高大隆重的敬惜字紙洞，古今中外大概隻有冠山上有吧？這些東西是怎麼來的？孫傑及其學者們，怎麼閉口不談呢？難道是有什麼隐情嗎？還是确實說不清楚呢？

一座敬惜字紙洞，激起我濃厚的興趣與極大的好奇。咱自己也算是讀書人，但是，要将廢棄的字紙全部如此慎重地去焚化掉，這得對字紙有怎樣的敬意才能做得到啊？又是怎樣的規模才用得着要如此巨大的焚化爐來燃燒呢？

清朝光緒二十三年（1897）七月，潘應珍在冠山所立《重修敬惜字紙洞記》碑，解開了我心中的疑窦，碑文載：

冠山舊有敬惜字紙洞一所，不知創自何時。因年遠代湮，字灰盈洞，不能再容。今複開一洞，添築焚化字紙池，與新洞相連。洞中隻可藏灰，以為久遠敬惜之意。是工可謂後賢續美，誠盛事也。今将捐資芳名立于左（略）。

緊随其後，潘應珍又題寫了《修敬惜字紙洞》詩二首：

倉颉流風創字傳，由來染翰寫花箋。

諸君慷慨開新洞，為惜殘編不惜錢。

重開石洞在冠崗，檢點零星字紙藏。

寄語洛陽攀桂客，青山腹内畫文章。

這簡直是無價之寶啊！太珍貴了。原來，冠山之上，還有如此古老而獨特的“敬惜字紙洞”，古老到“不知創自何時”。這洞不是擺設，而是有實際效用，而且是“年遠代湮，字灰盈洞，不能再容。”這得燒去多少字紙，才能将如此規模的洞穴填滿啊，而且，确實是填滿了，是實實在在地填滿了。于是，在1897年7月，才又新添了一座“焚化字紙池”，并與原來的洞坑連為一體。“洞中隻可藏灰，以為久遠敬惜之意。”這是什麼樣的學生，又對文字抱有何等虔誠，才能做到如此敬意呢？就憑這一分敬意，“文峰之祖”，就當之無愧。

敬惜字紙，也就是尊敬珍惜帶有書寫文字的紙張，是中國最悠久的曆史文化傳統。《燕京舊俗志》記載：“污踐字紙，即系污蔑孔聖，罪惡極重，倘敢不惜字紙，幾乎與不敬神佛，不孝父母同科罪。”于是，就出現了勸人敬惜字紙的善書，就有了所謂的“惜字功律”

“敬惜字紙”是中國古代文化傳統中的一種美德，代表着古人敬重文化的思想。字紙，代表的是文化，體現的是人文，表達的是崇高。敬惜字紙，也就是敬重漢字，珍愛漢語，崇善文化。漢字是中華文化的根基和最重要的傳播媒介，是承載民族精神與家國情懷的重要載體。所以，敬惜字紙的思想，不僅在曆史上發揮過積極作用，在當今，仍然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古代，特别是清代，有講究的士儒家族，在建構住宅的時候，一定要在牆壁上留一個焚化字紙廬，很類似于佛龛，但規模都很小很小。像冠山“敬惜字紙洞”這等規模的，絕無僅有。完全可以這麼說，中華民族“敬惜字紙”的文化傳統，發源于冠山。而冠山的“敬惜字紙洞”，當是天下焚化字紙池、洞之祖，這些完全可以申報世界曆史文化遺産。

這“年遠代湮，字灰盈洞，不能再容”的“敬惜字紙洞”，讓我徹底相信郦道元懷疑“豐周瓢飲”為蔔子夏教授西河處，是完全有依據的。我确信，冠山就曾是蔔子夏教授西河的場所，非如此，這敬惜字紙的優良傳統何以興起？非如此，這傳道、授業、解惑的師道尊嚴何以養成？非如此，這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文峰之祖”何以當之？

甚至我懷疑這冠山，先師孔子當年極有可能也是來過的。而且孔子不僅來過，在冠山上還大有收獲。如果不在這裡，孔子如何能撰寫史書《春秋》呢？孔子删書，然後才有《尚書》，還将三千餘首詩歌删減成《詩經》，不在冠山上，他老先生怎麼可能得到隻有在國家藏室中才保存着的那些珍貴資料呢？要知道，這些資料在當時可全都是國之重器，必須是由國家政府機構專門收藏保存。

倒是從喬宇文章中，我看到了這次鑿洞肖像之外，還圍起了院牆，“缭以垣墉，欲與書院相表裡。”但是，圍繞夫子洞肖像與高嶺書院的這三篇文章，均隻字未提夫子洞小院門口的門樓坊是不是也是孫傑所建造，上書“于此尋孔顔樂處，超然得山水真機。”楹聯，而且在門樓坊之前，還有一座門樓一樣的無字牌坊？如果是，這麼高大巍峨的兩座門樓坊，他們為什麼都不寫？或者說孫傑為什麼不告訴他們寫在文中？如果不是，以孫傑文人的誠實，非我所建，君子不掠人之美，這也在情理之中。

這楹聯非常有意思，仿佛就是在告訴人們，這就是當年蔔子夏教授西河的地方，是對宗師孔子的無限敬仰，更是對中國文化的無比敬意。一字一紙，一言一行，無不透露出學者的虔誠，傳者的博大，文者的精深。敬惜字紙之所作所為，像極了比孔子小44歲的河東學子蔔子夏的做派，那麼，“豐周瓢飲”也極有可能是蔔子夏或其門徒所為。

除去那個時代，大概就不會有人再題寫“豐周瓢飲”這樣讴歌周道的石刻了吧？孔子崇尚周禮，孔夫子的門徒崇拜先師，也隻有在那樣的曆史文化氛圍中才有這樣的感慨。這讓我想到一則古話。

西漢劉向《說苑•卷第十一》載：“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翻譯過來就是說齊景公問子貢：“你的老師是誰？”子貢說：“是孔子。”齊景公問：“孔子賢嗎？”子貢說：“賢。”景公問：“有多賢？”子貢說：“不知道。”景公說：“你知道孔子賢，卻不知道有多賢，有問題吧？”子貢說：“大人、小孩、聰明的人和愚蠢的人都說天高，可到底天有多高呢？誰也不知道，所以我說孔子賢卻不知道有多賢。”

這就是那個時代先師弟子們的心态。即使是孔老二周遊列國碰壁記中，把孔子說成是“喪家犬”一樣，甚至孔子都認為這個“喪家犬”的說法非常貼切，可是在三千弟子的眼裡，孔子是博學的，思想是深刻的，文化是深遠的，人格是偉大的，這大概也是對“豐周瓢飲”的一種最好解釋。

蔔子夏授徒二百，當時的名流李克、李悝、吳起、田子方、段幹木、公羊高等都是他的學生，連魏文侯都“問樂于子夏”，尊他為師，這才是有名的“西河施教”。晉國都城在娘子關晉陽城，韓趙魏三家分晉之後，三家的老窩都曾經是在今天的陽泉市境内，魏文侯時代的魏國首都就在今天的平定城，就在冠山腳下，非如此不足以當“豐周瓢飲”。

那我的懷疑就更大。

冠山是孫傑父祖五世讀書的地方。這就充分證明古州學子來冠山求學，幾乎都是在冠山第一層的槐音書院，包括呂思誠父祖在内。呂思誠在冠山第二層建冠山書院之前，王構王秦溪就在此教書，其父祖就在冠山為學。張佩芳在槐音書院讀書之時，就發宏願要修第二層的冠山書院。孫傑來修時，汪藻已經修好了，孫傑父祖當也在槐音書院進修。

如果冠山僅僅是這些學子們功成名就的原點，我認為冠山的功勞很大，但還不足以讓天下學子駐足到仰望的地步，即便是出了元左丞這樣的才俊，也不足以能稱之為“文峰之祖”。孫裕重建崇古冠山書院鑲嵌“文峰之祖”，難道說就因為從冠山走出去一位左丞相，然後，又緊步呂思誠後塵走出去一群進士嗎？

這群進士迷戀的難道是僅此而已嗎？冠山之魂，不應該如此低俗！何況在冠山書院之前，狀元王構來過，大詩人元好問來過，執平定州文化牛耳的趙秉文來過，這些呂思誠的前輩，都曾經迷戀過冠山，他們來的時候，呂思誠還沒有出生，他們總絕不可能是前來彷徨一個左丞呂思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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