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仕亮

在國内開始熱烈讨論外賣騎手遭遇的那幾天，韓國也因為一則題為“外賣騎手年薪上億韓元（約60萬元）”的社會新聞，将外賣騎手推到了韓國輿論的中心。

在韓國媒體的狂轟濫炸下，有外賣騎手出來回應，“即使因為疫情，外賣訂單暴增，外賣平台和商家為了吸引騎手而增加現金補貼，也隻有在首爾最繁華的江南區工作的5萬名外賣騎手中有約15名外賣騎手能拿到日薪40萬韓元(約2400元)以上。這都是在日工作時間超過14小時，冒着生命危險去違反交通規則的情況下，才能偶爾拿到這麼多薪資。”

韓國餐飲外賣業非常發達，喜愛夜宵和飲酒的韓國人在深夜點餐是常事。韓國出現在線外賣平台後，在韓國點外賣變得更加便捷和大衆化。截至2019年年底，韓國共有約13萬名外賣騎手，其中以“配送的民族”為首的在線外賣平台的騎手約8萬3千名，餐飲企業直接雇傭的騎手約4萬7千名。

韓國在線外賣平台的騎手和國内同行遇到的困境幾乎一緻——他們在被算法系統強制支配着。為了按時完成訂單，騎手不得不違反交通規則，這讓民衆對他們産生了不好的印象。一味地求快讓外賣騎手的交通事故率不斷攀升，額外産生的醫療費用誰來負擔，也成了他們工作時難以放下的顧慮之一。

在韓國讨論外賣騎手的争論中，質疑“按外賣件數收取報酬的外賣騎手和一般上班族有何差異，為什麼不能獲得法律賦予的勞動者應得的權利”的聲音不容忽視。随着近幾年這一聲音的逐漸擴大，韓國外賣騎手在政府的幫助下搖晃地走上了困境突圍之路。

工會的設立，從個體經營者到勞動者

韓國《憲法》規定勞動者享有三項基本權利——組織權、集體談判權和集體行動權。根據現行的韓國《勞動标準法》，在線外賣平台的送餐騎手被認定為個體經營者，因此并沒有法律賦予給勞動者的三種勞工權利。

2017年，被韓國相關法律視為特殊雇傭勞動者的快遞員在首爾市成立工會。2018年4月，韓國最高法院正式将在線外賣平台的送餐騎手認定為，在《工傷賠償保險法》範疇内和快遞員一樣的特殊雇傭勞動者，從而能獲得法定工傷保險賠償。在這種趨勢下，由韓國在線外賣平台的送餐騎手創立的第一個合法工會于2019年11月在首爾成立，名字叫“首爾騎手聯盟”。

在“首爾騎手聯盟”成立的同月，韓國就業勞動部将韓國知名在線外賣平台“Yogiyo”的5位外賣騎手認定為正式員工。2019年11月，韓國就業勞動部首爾市北部分局接到“Yogiyo”5位外賣騎手的投訴，他們要求領取作為正式員工的各種津貼，例如每周休假津貼和長期工作津貼。在本次勞動糾紛中，韓國就業勞動部确定了這5位外賣騎手不是個體經營者而是企業的正式員工。韓國就業勞動部考慮了其特定的業務類型和合同詳細信息，結合5位外賣騎手是按小時結算工資，免費租用公司擁有的摩托車，公司負擔燃油付費，公司指定工作時間和工作地點，并報告通勤狀況等實際情況，認定他們為和正式員工一樣的一般勞動者。這一起案件是韓國外賣騎手認定為勞動者的起點，但是對于大部分外賣騎手并不具備借鑒意義。因為外賣騎手的雇傭形式多樣化，大部分外賣騎手都沒有達到“Yogiyo”5位外賣騎手一樣的工作條件。

韓國在線外賣平台的騎手越來越多，關于外賣騎手的工作性質的問題還将繼續存在。自2017年以來，這個問題就随着韓國外賣平台送餐騎手的增加而出現，但一直沒有被韓國社會重視。直到現在，韓國邁出了保護外賣騎手基本勞工權利的第一步。現在韓國迫切需要出台更多相關政策，通過擴大社會保障體系，去改善外賣騎手的惡劣工作環境。

韓國政府立法，從社保到工作環境

（1） 促進工傷賠償保險覆蓋

2018年4月，韓國最高法院裁定，在線外賣平台的送餐騎手為特殊雇傭勞動者，适用于法定工傷保險賠償。韓國送餐騎手通過被法院承認為具有勞動延續性的勞動者，而被法律賦予獲得工傷賠付的權利。韓國最高法院認為：“在線外賣平台的送餐騎手的工作是按照外賣訂單外包公司的指示去領取外賣，并将其交付給指定的收件人，這符合韓國标準職業分類中特殊雇傭勞動者之一‘快遞員’的定義。” 如果送餐騎手被認為是快遞員，即使送餐騎手不屬于韓國《勞工标準法》規定的一般勞動者範疇，也可以被看作《工傷賠償保險法》保護的十四類特殊雇傭勞動者中的快遞員，并獲得工傷事故保險賠償金。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外賣騎手被包括在《工傷賠償保險法》保護的14類職業中，但并非所有外賣騎手都有資格獲得工傷保險賠償。這是因為在《工傷賠償保險法》特殊條款中對特殊雇傭勞動者有“排他性”要求——特殊雇傭勞動者需要主要為一家企業提供經營必需的勞動力，并從該企業獲得報酬。換句話說，特殊雇傭勞動者至少一半的收入必須來自一個企業，才能被确認為“排他性”。

近年來，在韓國外賣騎手工會長期呼籲下，韓國中央政府“經濟和社會勞工委員會”同意擴大外賣騎手的工傷賠償保險的覆蓋範圍，韓國在線外賣公司逐漸用實際行動打破“排他性”原則。韓國外賣騎手工會主席樸正勳（音譯）近日在社交軟件上提到，“韓國市場占有率最大的外賣軟件‘配送的民族’的管理外賣騎手的子公司的全體外賣騎手都已加入工傷保險，之前尚無任何表态的‘Coupang-eats'也宣布全體外賣騎手都将加入工傷保險。随着行業巨頭紛紛表态，對外賣騎手的‘排他性’要求将逐漸消失。”

（2）促進失業保險覆蓋

在2020年9月8日召開的韓國國會上，國會議員們對《失業保險法修正案》進行了投票并通過，将處于就業保險盲區的特殊雇傭勞動者納入保險保護範疇。根據該修正案，特殊雇傭勞動者是已簽署勞動合同，為他人提供勞動并據此獲得薪資的人，需義務購買失業保險。韓國總統後續會下達總統令，以确定适用該修正案的具體工作類型。韓國政府在所有特殊雇傭勞動者中，會優先具有很強的勞動延續性的職業（勞動者為一個雇主工作的時間足夠長）。

韓國政府目前已将14種具有明顯勞動延續性的職業劃為工傷保險賠償範疇内，并且預計《失業保險法修正案》将遵循該标準。《失業保險法修正案》所涵蓋的特殊雇傭勞動者是快遞人員（包括送餐騎手）、保險推銷員、補習班老師、工程運輸司機、高爾夫球童、便捷服務人員、貸款推銷者、信用卡推銷者和代理司機。

《失業保險法修正案》涵蓋的特殊雇傭勞動者與一般勞動者一樣，保險費由特殊雇傭勞動者和雇主共同承擔。為了獲得失業救濟金，必須在離職前24個月中至少支付12個月的就業保險費。但是，與一般全職勞動者不同，特殊雇傭勞動者由于收入減少而導緻的自願離職也被視為失業，并且可以獲得失業救濟金。

（3）促進營造安全的工作環境

在2018年12月，在韓國忠尚南道泰安發電廠擔任非正規職工的金永鈞（音譯，時年24歲），在檢查運輸設施時死于安全事故。在此次事故發生後，韓國國内為特殊雇傭勞動者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的呼聲越來越大。韓國政府為了落實保護特殊雇傭勞動者在工作場所的安全，提出了修改《工作安全與健康法》。

《工作安全與健康法修正案》（也被稱為《金永鈞法》），旨在從源頭保障外賣騎手等特殊雇傭勞動者的安全，限制公司與特殊雇傭勞動者簽訂具有潛在危險的工作合同，并加強公司對員工的保護責任。《工作安全與健康法修正案》于2018年12月27日在韓國議會被投票通過，并于2020年1月16日正式生效。

韓國共同民主黨國會議員韓正愛（音譯）提到，從2016年到2019年上半年，在18至24歲之間的勞動者發生的工傷事故中，有44％的死亡事故是發生在外賣騎手身上。目前，韓國騎手訂單外包公司與外賣軟件簽訂的合同中包括的重要條件之一是規定送餐時間。例如，如果未在30分鐘内将外賣送達，訂單外包公司将受到一定懲罰。在這種情況下，訂單外包公司别無選擇，隻能通過壓縮外賣騎手的送餐時間來避免懲罰。

今年1月起正式實施的《工作安全與健康法修正案》除了要求企業必須檢查外賣騎手工作時的必要安全裝備是否齊全外，還規定送外賣的時間不應限制在可能引起事故範圍内，違者将被處以最高1000萬韓（約6萬元）的罰款。

政府立法外的探索，大數據保護和公共外賣平台

（1）大數據保障騎手安全

韓國慶尚南道政府已着手建立“交通安全合作體系”，收集外賣騎手的摩托車駕駛信息，通過大數據分析來保障駕駛安全。慶尚南道政府考慮到由于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造成的出行不便，外賣需求猛增，導緻今年1月至8月在慶尚南道内發生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數中有30％與外賣摩托車有關，因此決定出台相關政策。

韓國慶尚南道警察廳、韓國交通安全局慶南總部、慶南南道青年企業家協會、昌原Honeycall公司（送餐中介公司）、昌原大學和大林摩托車公司簽署了業務協議，共同打造慶尚南道摩托車“交通安全合作體系”。

根據協議，慶尚南道政府将支持改善交通安全政策和系統，韓國交通安全局慶南總部将負責操作具體業務，例如收集摩托車駕駛數據。慶尚南道警察廳基于收集到的數據建立駕駛員安全管理系統，慶南青年創業協會則開發了收集GPS數據的手機應用程序。與慶尚南道政府達成合作的韓國其他政府機構和企業可以通過使用大數據，去保障外賣騎手的駕駛安全，并在此基礎上去推動降低摩托車保險費等。

（2）公共外賣平台的創立與缺點

今年4月韓國最大的在線外賣平台“配送的民族”将收取手續費的方式從每件固定收取定額手續費，更改為了每件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續費。韓國京畿道知事（行政長官）李在明（音譯）對此公開批評道，“雖然‘配送的民族’的手續費收取方式發生了變化，但是手續費過高的實質性問題還是沒有得到解決。為了解決大公司對在線外賣市場的壟斷問題，京畿道政府将盡快開發出公共外賣平台應用程序。”

至今為止，除了京畿道外，韓國至少還有八個地方政府正在開發或在考慮開發公共外賣平台應用程序，韓國全羅北道群山市和仁川西區已經将公共外賣平台推出市場。韓國地方政府紛紛開發公共外賣平台的主要目的是通過減少或不收取手續費，讓商家和外賣騎手獲得更高的收入，同時改善外賣騎手的工作環境。

韓國全羅北道群山市推出的公共外賣平台“外賣大師”與私企平台不同，不向商家收取任何手續費和廣告費。據群山市政府估算，使用“外賣大師”的餐飲企業平均每月可以節約超過25萬韓元（約1500元）的成本。群山市消費者可以在“外賣大師”使用當地福利性貨币，在點外賣時享受10％的折扣，該福利性貨币不能在私企平台中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韓國全羅北道群山市的“外賣大師”并沒有很好地改善外賣騎手的工作環境。因為“外賣大師”僅直接提供面對消費者和商家的餐飲訂單服務，外賣配送訂單還是通過訂單外包公司去交付給外賣騎手。群山市一位官員說道，“從實際情況來看，現在地方政府推出的公共外賣平台很難做到直接管理外賣騎手。”

早在2014年，韓國外賣餐飲協會、韓國餐飲産業協會、韓國餐飲業中央協會相繼推出過不收取手續費的在線外賣平台，但是全都沒有得到消費者的青睐，被“配送的民族”等私企逐一踢出了市場。韓國延世大學經濟系教授成泰潤（音譯）說：“如果政府認為大型在線外賣平台公司具有壟斷元素，則應通過修繕《公平貿易法》去解決這些問題。即使政府開發出了公共在線外賣平台應用程序，也很難讓消費者直接接受，并在市場占有優勢。”

韓國送餐騎手工會沒有停下為騎手們争取更多勞動者應得的權利的腳步。韓國送餐騎手工會認為現階段韓國相關法律要求特殊雇傭勞動者承擔一半的工傷保險費有違憲可能性，正在韓國公益訴訟組織“海米爾”勞動法研究所共同研讨向憲法法院起訴的可能性。為了獲得和公司正式員工同等的報酬、社會保障等，送餐騎手工會一直在呼籲韓國政府能立法認定送餐騎手為“勞動者”,而不是之前認定的“特殊雇傭勞動者”。

今年5月31日開始的第21屆韓國國會提議了180條勞動法相關的法案，其中就包括将外賣騎手等“特殊雇傭勞動者”認定為“勞動者”。相信在不久的将來，韓國的外賣騎手在成為法律意義上的“勞動者”後，無論是否能完全走出這一困境，都能給在解答同一難題的其他國家提供值得借鑒的經驗。

本期編輯 周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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