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現象級綜藝《樂隊的夏天》卷起過幾個月“搖滾熱”，讓一批原本處在“地下”狀态下的樂隊觸及廣泛聽衆，刺猬樂隊是其中一支，有“中國第一女鼓手”之稱的石璐也被更多人知曉。

大聲連喊“哈喽哈喽哈喽”開場，在樂隊表演時經常參與和聲，能迸發和身體不相配的龐大能量，精妙而強勁的鼓點……這些可能是石璐刻在許多樂迷腦海裡的“标準印象”。

時至2022年尾，石璐展現于台前的身份從鼓手，變成了包辦演唱、詞曲、編曲的音樂人，發布了三首個人單曲《殺生》《Morning or Night》《狗糧》。

毒眸（ID：DomoreDumou）和石璐聊了聊新歌的創作曆程與她的音樂态度，令人驚訝的是，石璐更多表達的是“不變”：不論采用何種呈現形式，她通過搖滾傳遞的精神内核始終如一。

這三年石璐的經曆也有“潮起潮落”，但不論高光低谷，她總能做到隻要淌過去了就不再提，更重要的還是面對未來。此外，面對客觀增加的聲名，石璐保持着作為音樂人的清醒，“我對自己一直要求挺高的，隻是加了個‘更’字。”她用影片《波西米亞狂想曲》中的一個細節作為類比，當主角面臨10萬聽衆被問是否緊張時，反而回答“我無法在他們面前唱跑調”，這就像石璐心中随影響力擴大而提升的自我标準。

“嘴長在别人身上，别人說什麼我攔不住，但我要對得起自己。我這些作品是對自己負責的，是拿得出手的。”石璐說。

“《Morning or Night》算是自我審視與警醒，還有許多無奈和迷茫；《狗糧》是非常直接純粹的憤怒；《殺生》是見人見事後的沉澱，經過深度思考以後的一種解決方案。”石璐很簡潔地概括着自己三首新歌的主題，而不論創作者的表達欲有多強烈，音樂作品的解釋和評價權仍歸屬于聽衆。

三首歌中《殺生》耗費的時間最久，在石璐原本的想法裡，自己不用主控制作流程，但她慢慢發現，制作人在對歌曲進行一定加工後總會偏離自己想要的方向，“翻來覆去找了一圈，最後才發現自己才是自己最好的制作人。”

磨合不佳時，石璐一度失落，對自己的作品也開始産生懷疑，但身邊其他音樂人給了她很大鼓舞。一次從外地返京起飛前，她把Demo發給刺猬樂隊的第一任貝斯手朱博譞，等到飛機落地取行李時對方還沒有回音，石璐正納悶他是否不喜歡，朱博譞卻直接發回了一份加好了貝斯部分的歌曲小樣。

歌曲中有個段落石璐唱不出感覺，去請教鳳凰傳奇組合的楊魏玲花，對方則安慰她“你這是搖滾，和我們不同，唱破了也是應該的，使勁吼就行了”，并自己唱了一段錄下來，發給石璐作為參考。石璐很受觸動，“嘴上說喜歡很簡單，但這些實際行動對我來說非常重要，起碼說明他們不排斥我的歌。”

事實上，石璐的演唱效果乃至演唱方式都受到過質疑，曾有粉絲專門給她發私信稱“你不要喊麥”。對此類負面評價石璐一向“不在乎”、“無所謂”，在她看來，人聲也隻是一種樂器，她所有的創作都是先有歌詞，再用最合适的音樂載體去表現。這次的三首新歌中，《殺生》也有大段念白，采用的理由可能隻是“這個段落念比唱更符合想要的氛圍”，《Morning or Night》有樂隊版和鋼琴版兩個版本，也隻是因為表達不同所以就用了不同的形式。

“接受的人就必然接受，不接受的就慢慢來。反正搖滾追求的不是即時效應，可能十年後人們聽我這些東西，理解了，覺得石璐對得起搖滾這倆字。”對歌曲成品石璐很有自信，也并不擔心自己這些獨立作品的市場反響。

通常而言，樂隊中的鼓手不會獲得最多關注，受衆也不會把樂隊的創作歸功于鼓手。不過推出單曲的石璐不覺得自己存在身份上的性質轉變，“我還是鼓手，我也是音樂人。”她說，樂隊集體創作的時候，她一直都在，變化無非是作詞、作曲、編曲這些工作的工作量增加了，而這些工作對她也談不上多麼困難。

當然，要承擔的壓力、要顧及的事項會成比例增加，但相較而言，自由表達所帶來的愉悅感明顯更為強烈。借由獨立創作，石璐反而能進入“最釋放、最開心的狀态”。

石璐包辦詞曲和演唱的第一首歌，是2021年發行、寫給女兒的《勐巴拉娜西》，它被普遍評價用溫暖的旋律唱出了對幼小生命的希望，氣質和這輪新歌似乎完全不同。

“其實那個核是沒有變的。”石璐坦言，《勐巴拉娜西》乍聽溫暖，内裡憂傷。那首歌的靈感來自石璐在西雙版納陪女兒度過的除夕夜，夜市上煙花漫天，人們載歌載舞，懷裡的女兒卻被爆竹聲吓得直哭，石璐隻能抱着她颠簸步行一公裡回家。因為有嬰兒背帶，女兒和自己心貼着心，擡頭看自己的眼神讓石璐真切感受到兩人相依為命的狀态，和外界的熱鬧歡樂反差鮮明。她作為一位母親“不得不溫暖”，但湧上的情緒卻是“無底洞般的失落”。

“那種感覺一直都在，一直沒有變。隻是這次我覺得必須直面我的恐懼和憤怒，把作品當成情緒的出口。”

在新歌的“創作紀錄片”中，石璐這麼形容着自己的人生态度：“哪怕前面有坨屎，我也要邁過去。”

這種态度和她的創作保持着某種統一：絕望中也有勇敢，無力中也有光明。一方面，石璐認為自己從小就這樣：“我永遠迎難而上，觸底反彈，就特别倔強。我既然活着我就必須得好好活着，字典裡就沒有混這個字。”另一方面，石璐也經曆過不少艱難時期，它們大多和樂隊或感情有關，但隻要度過那些時期，石璐又總能堅定向前，“當不再去反刍的時候，态度就形成了。”

順利的、輝煌的時期同樣屬于不值再提的往事。《樂隊的夏天》之後，刺猬樂隊收獲了遠超過往的擁趸，石璐也經曆了更多熱鬧瘋狂的現場表演，但她同樣記得那些台下一頭霧水、沒有反應的時刻，漫長的時間裡，發生這兩種情形都再正常不過。

“所有通過綜藝節目火起來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可以算暴發戶。暴發以後能走多遠就取決于自己本身的基礎文化底蘊、文化素養到底有多深了。”對于知名度變化，石璐顯得相當冷靜。

收入猛增、物質升級的确會讓人的接受阈值提升，石璐半開玩笑地舉例道“我的阈值就在于我能雇一個音樂助理幫我扛設備了”，但邏輯先後應該是“因為我足夠努力養得起，而不是因為我是誰，所以就必須有”。她直言會有樂手出名後開始想越來越多音樂之外的事，比如“是不是坐頭等艙、有沒有專車接、怎麼還吃盒飯”，但這些關注點指向的隻是“想象中的Rock Star”。

那真正的Rock Star應該什麼樣的呢？在石璐的定義中，應該有社會影響力，能對人們的思維及生活産生影響，乃至促進整個時代進步。

石璐倒不在意自己能不能成為Rock Star，但她在通過創作嘗試去做一名“立言者”。而且嘗試不會停止，“搖滾至死”并非一句空話，對石璐來說搖滾的意義就在于不被定義，形式像流行樂或古典樂都可以，比如羅大佑、張震嶽、範曉萱的音樂也有搖滾色彩，自己新歌的鋼琴彈唱版也同理，“重要的是思考和想”，因此“隻要大腦還能轉，就不會有玩不動的那一天”。

在很小的時候，石璐做過一個頗有隐喻味道的夢，夢到在明晃晃的教室裡，她滿教室地跑，周圍的人全在為她振臂高呼。

“其實我一直覺得我能影響别人，”石璐說，“這個自我要求還挺高的，别人不可能因你而改變。但如果我對别人産生不了什麼影響，難道我就不繼續做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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