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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康倩（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博士）

北宋古文運動的精神領袖和思想資源是韓愈。從北宋初年的柳開、石介等人以來就一直尊韓愈為“賢人之至”，把他直接和“至人之聖”的孔子聯系起來，體現出一種強烈的追求以儒學為正統的道統、文統、學統意識。在北宋文章家的價值坐标系上，韓愈是離得最近、最可仿效的榜樣。北宋初的古文家們多麼希望如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那樣，通過接踵韓愈之所為，以儒家道統思想為核心，正本清源、重建文統，以實現革除現實文弊、重振文風之目的。這樣便形成了從北宋初古文家開始，到歐陽修，再到蘇轼而最終完成的“韓愈觀”之構建。

蘇轼對韓愈在唐代古文運動中的業績給予了高度評價，他在《潮州韓文公廟碑》中說道：“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并起，曆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複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蘇轼在這裡所持之态度，與北宋初的石介以及歐陽修等人是一緻的。蘇轼的這篇評韓碑文在唐宋以後衆多評論韓愈的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性。然而，蘇轼畢竟不是一個道學家，他的韓愈觀重“道”而不輕“文”，因此他在充分褒揚韓愈道德文章之同時，又對韓愈強調道統而走向極端、偏廢文章的缺陷提出批評甚至譏刺，他在《韓愈論》中說：“韓愈之于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轲甚尊，而拒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于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

蘇轼在充分肯定韓愈曆史地位的同時，對韓愈及其弟子主張怪奇的文風提出了批評，他在《謝歐陽内翰書》中說：“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韓愈恃才發高論，在《送窮文》中雲“不專一能，怪怪奇奇”；又在《荊潭唱和詩序》中高言“搜奇抉怪，雕镂文字”；還在《醉贈張秘書》中有“險語破鬼膽，高詞媲皇墳”之說；更在《貞曜先生墓志銘》中誇張地說“刿目（圖1）心，刃迎縷解，鈎章棘句，搯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可見，韓愈積極主張尚險崇奇，追求巉峭斬絕的文體風格，是不是已經有點走火入魔了呢？但到了韓愈的弟子皇甫湜、孫樵，更是将此發展至極端，如皇甫湜在《答李生第一書》中說：“夫意新則異于常，異于常則怪矣；詞高則出衆，出衆則奇矣。”孫樵亦在《與友人論文書》中說：“辭必高然後為奇，意必深然後為工。”這樣的文體觀念實際上已經流于偏失，并流弊于北宋，如石介、宋祁等人亦求深而至于迂、務奇而至于怪僻，實為同一症候。因此，蘇轼對韓愈追求怪奇風格的批評，可謂是切中肯綮，并且在當時更具有針砭現實的作用，這也體現了他論文講求自然、平易的文體風格和美學思想。蘇轼對韓愈的這種認識态度，對北宋韓愈觀以及其後文學史上的韓愈觀都起到了矯正和定調作用。

通過蘇轼對韓愈的批評，可以見出蘇轼所倡導的古文，乃是“詞語甚樸，無所藻飾”之文，能“追兩漢之餘”并“道意所欲言”之文，既矯“浮剽”之弊而又不“用意過當”之文，而這正是蘇轼韓愈觀之内核所在。這與宋初古文家們的韓愈觀所顯現的矯枉過正，甚而陷入“求深”“務奇”“迂闊”“怪誕”之弊，形成了鮮明對照。韓愈主張“惟陳言之務去”，戛戛獨造，其弊則流于艱澀至難句讀，如他的《平淮西碑》，雖千古盛譽，但“句奇語重喻者少”。他有志于“複三代之故”，然而并不能做到暢達。韓愈這種過于追求“作文之意”的文體觀，與蘇轼所主張的“風行水上渙，自然成文”的文體觀，形成了鮮明對照。

蘇轼的韓愈觀與他的文章功用觀和文章體性論内外表裡一緻。關于文章的功用，蘇轼強調“以體用為本”和“有為而作”，并且主張文章要“言必中當世之過”，以“有補于國”。蘇轼在《答喬舍人啟》中指出：“某聞人才以智術為後而以識度為先，文章以華采為末而以體要為本。國之将興也，貴其本而賤其末；道之将廢也，取其後而棄其先。用舍之間，安危攸寄。故議論慷慨，則東漢多徇義之夫；學術誇浮，則西晉無可用之士。”這段話綜合反映了蘇轼對文章功用和體性的基本看法。在此，蘇轼以“華采”為文章之末節，以“體用”為文章之根本，此與其父蘇洵論文不為“驚世絕俗之談”和“甚高難行之論”，而專主可“施之于世”的觀點一脈相承。“以體用為本”是為了實現文章“有補于國”的價值目的，而為了做到“有補于國”，就必須充分發揚文章的社會批判功能，“有為而作”“言必中當世之過”，必須樹立正确的寫作目的，表達自己的真實見解，并務求“有補于世”，而不是甘言媚世、炫玉自售，蘇轼曾在《答虔倅俞括一首》中講過這樣一番話：“去歲在都下，見一醫工，頗藝而窮，慨然謂仆曰：人所以服藥，端為病耳，若欲以适口，則莫如刍豢，何以藥為？今孫氏、劉氏皆以藥顯。孫氏期于治病，不擇甘苦，而劉氏專務适口……而劉氏富倍孫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恐未必售于世。然售不售，豈吾侪所當挂口哉，聊以發一笑耳。”蘇轼在此以醫喻文，所言之“期于治病，不擇甘苦”與“專務适口”，為兩種截然對立的文章體用觀。同樣的觀點，蘇轼在《答王庠書》《田表聖奏議叙》《舉何去非換文資狀》諸文中反複強調，要點是推崇秦漢文章的濟世精神，反對文章泛濫于辭章而專務耳目之觀美。由此可見，蘇轼強調輔時及物的文章體用觀和主張自然成文的體性風格說，對韓愈及其後學乃至北宋初年古文家囿于儒家道統而顯狹窄的文章體用觀，以及一味追求奇險怪澀的文體偏好，無不具有糾偏意義。蘇轼韓愈觀的可貴之處，正在于此。

《光明日報》（ 2020年03月23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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