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訊（記者 田傑雄）2019年中國蔬菜種植面積突破3億畝，回望一整年的風調雨順，繼2018年全國蔬菜産出7億噸後，2019年的數字還能有所突破。産量穩步攀升，可蔬菜價格卻一直在坐“過山車”。上半年，中國蔬菜價格處于曆史高位，可到了第三季度便出現季節性下跌，全國平均批發價格較近三年同期平均水平還要低出1.8%。然而，城市終端市場的消費者對菜價回落感覺不算強烈，反而是田間地頭的菜農，被那些幾分錢一斤都賣不出去的蔬菜堵住了家門，也堵住了心口。

河北張家口白蘿蔔的地頭收購價低至兩三分錢。新京報記者 王穎 攝

蔬菜的供需鍊條總像個“跷跷闆”，豐收之後，充實了城市菜籃子，也就無法再充實田間菜農的荷包。好在今年的對口幫扶力度驚人，多數成規模的蔬菜滞銷，在政府部門、行業組織、愛心企業的及時幹預下，都得到了有效緩解。不過，臨時救急終究不是長久之計。在專家看來，蔬菜産業上的産能過剩、異地生産、流通體系不健全、菜農信息渠道不暢通，都是導緻“菜價過山車”、“豐收不增收”的主因。

菜價走低 精确數字背後是無法精确的困局

今年10月份，正是豐收的時節，在農業農村部就三季度重點農産品市場運行情況舉行的發布會中，市場與信息化司司長唐珂在提到在三季度，我國農産品供應總體較為充裕，他講到上半年，蔬菜價格處于曆史高位，不過“随着秋季蔬菜逐步上市，9月份開始季節性下跌，全國平均批發價格環比跌了4.9%，較近三年同期平均水平低1.8%”。

4.9%與1.8%，這是農業農村部9月份通過監測全國28種蔬菜平均批發價格，環比與同比後測算出來的精确數字。但在精确數字背後，是無法精确給出數字的無數菜農在第三季度面臨的真實困境。

在河北張家口承包耕地種蘿蔔的王進成是這組數字背後的菜農之一。9月底，在張家口尚義縣八道溝鎮的047鄉道旁，王進成承包的200畝地已經變成200餘頭牛羊的餐桌，這龐大的“一桌”餐食似乎對于牛羊來說來得太過容易，它們下嘴毫不客氣，也不懂得“珍惜”，站在近處放眼望去，蘿蔔纓和露出地頭的白蘿蔔被啃得幾乎一樣平齊，200畝地上隻留下密密麻麻的白色“圓點”，這是蘿蔔被牛羊啃食之後留下的“殘羹冷炙”。

牛兒正津津有味吃着“免費午餐”。新京報記者 王穎 攝

一條馬路之隔，王進成躺在自己用鋼闆和木頭搭成的簡易房間的床上漫無目的地刷着手機，看似與外面細嚼慢咽吃着這份“免費午餐”的牛羊一樣悠閑，但對他來說，“悠閑”是因為别無選擇。金秋十月，王進成注定無法等來收蘿蔔的采購商。“算上承包費用、肥料除草、水電人工，地裡每斤蘿蔔的成本在2毛錢左右。采購商說，哪怕以2毛錢收了我的蘿蔔，他們再去出售也肯定要賠錢。”

在9月的尚義，能夠被采購商接受的白蘿蔔價格是每斤2分錢，王進成不願意以2分錢的價格把蘿蔔“賤賣”掉，收蘿蔔還要雇傭人力，幹脆喂了牛羊。但在距離尚義近200公裡的張家口崇禮區，種植彩椒的椒農，即使面臨“無底價”的采購，也必須要把彩椒賣出。

還是九月底，在距離崇禮市區最近的高家營鎮，從早上一直到下午，椒農黃哲偉還在忙活。這是黃哲偉種植彩椒的第四年，且不說去年崇禮彩椒的價格一度賣到每斤20元，就是在往年，黃哲偉也沒因為種彩椒賠過錢，“但今年這錢肯定是搭進去了。”

植物不懂椒農的辛苦，隻會一茬接一茬地成熟。從七月底崇禮彩椒成熟，到九月底黃哲偉20多個大棚中還有四五萬斤的彩椒待售。下午三點多，黃哲偉還在一車一車地把彩椒拉往收購地點，記者詢問收購價多少，黃哲偉苦笑一下，說當天還不太清楚。

崇禮滞銷彩椒。新京報記者 王穎 攝

“今年彩椒價格太低，收購商過來就是要菜，但根本不會說他們能給多少錢，還要看他們的倒賣價。現在經常都是這樣，到了第二天還是給不出價格，菜款隻能過幾天再結清。”黃哲偉說，像自己這樣的“散戶”，沒有專業的儲存設備，彩椒成熟後隻能盡快賣出，所以對于售賣根本“等不得”，即使采購商“無底價”，也隻好選擇售出，他歎了口氣，小聲自言自語——“這都是沒辦法的事”。

擴種有錯嗎？“我隻想能夠徹底脫貧”

為什麼菜價走低，同樣在今年10月份的發布會上，農業農村部唐珂說與上半年菜價持續高位有關，導緻夏秋蔬菜主産區存在不同程度的擴種。“今年夏天的時候，北方冷涼地區蔬菜沒有經曆去年那樣極端高溫和長時間強降雨天氣，天氣有利，從主産區蔬菜總産量來看，市場供應形勢整體明顯好于去年同期。”

有菜農說蔬菜供需鍊條也像個“跷跷闆”，這些菜充實了終端市場，也就無法再充實田間菜農的荷包。季節性的供大于求，讓滞銷成為入秋後市場頻繁上演的場景。可農戶擴大蔬菜種植面積，固然有盲目性，但也合情合理。

内蒙古烏蘭察布市察哈爾右翼中旗的土城子鄉半梁村，村民靳萬金家裡的牆上至今還貼着一張“明白卡”，上面記錄着靳萬金一家人的基本情況、幫扶情況，寫明了一家人的脫貧年度為2018年。今年十月中旬，察哈爾右翼中旗的最低氣溫降至零下，靳萬金坐在自家陽面的炕頭上，想起去年的收獲，臉上仍帶着笑意，當年家裡種了10畝南瓜，秋天南瓜成熟了地頭收購價能夠達到8毛錢，2018年一家人就是靠着這10畝南瓜脫了貧。

今年十月，靳萬金家門口的南瓜堆成了近一米高的小山。新京報記者 田傑雄 攝

嘗到甜頭的靳萬金，在2019年把南瓜擴種到60畝，在察哈爾右翼中旗，當地人承包土地的費用每畝每年不過40元。然而，多投入的這2000元錢，在2019年不僅帶給靳萬金豐産的喜悅，也帶來滞銷的苦惱。到了十月份，靳萬金的家門口還堆着上萬斤南瓜，他告訴記者，哪怕每斤隻給他一毛多錢，隻要能把這些南瓜拉走，自己也願意出售。這些堆成山的南瓜不隻堵在靳萬金的門口，也堵在靳萬金的心口。“我不想返貧，”靳萬金說，去年行情好才選擇了擴種，“隻是不想再繼續當貧困戶了，這有錯嗎？”好在，最後通過當地政府和商超的支援，老靳的南瓜終于賣了出去，以每斤高于2毛錢的價格收購。

2018年的市場，因天氣原因，導緻多種蔬菜的供應形勢走低，去年并非蔬菜大年，卻讓不少菜農因為荷包豐收而過了歡喜年。到了2019年，選擇大面積擴種的農戶在北方地區大有人在。張家口崇禮區的上碌碡溝村，七十多歲的貧困戶菜農張鳳仙因循着2018年節節攀升的彩椒價格，将往年種植豆角的大棚也改種了彩椒，導緻今年出現近3萬元的虧損。張鳳仙曾向記者反思自己“跟風”擴種過于盲目，可兒子劉啟旺替老母親辯護，“那到底農民怎麼種菜才算不盲目呢？小面積的種植無法形成規模，菜販子根本不會過來收。” 劉啟旺說，每年和同村的農戶一起商量種植品種必然導緻“跟風”，“商量好了，剩下的則要交給老天爺，賭天氣夠不夠好，看看各村的農民們是不是能想到一塊去”。

不知是否該感到遺憾，2019年天氣夠好，農民們的想法則完全相同。以崇禮地區彩椒的種植面積舉例，去年崇禮全區彩椒種植面積為7718畝，而到了今年，種植面積就達9545畝，上漲近24%。今年九月，崇禮4萬噸彩椒滞銷，其中也包括今年因擴種而增産的近1萬噸彩椒。而作為北京地區的菜籃子，據張家口農業農村局公布的數據，整個張家口市在今年九月底共有1.47萬畝蔬菜面臨滞銷，全市有7個縣區“涉及價格低銷售難情況”，而供求關系則是地頭菜價低的主要原因。

菜會降價 人力成本永不降價

田間地頭，菜價低到幾分錢、幾毛錢，可生活在城市裡的消費者，卻沒感覺到産地菜價低迷的甜頭。崇禮彩椒地頭收購價每斤不足一元錢時，北京超市内區區兩個彩椒的價格逼近5元錢；尚義白蘿蔔高于每斤2分錢沒人收時，北京城區蔬菜便利店2塊多錢一斤的白蘿蔔仍是不少家庭的日常所需。

是誰擡高了蔬菜價格？“太多人了”，收購蔬菜的中間商們告訴記者，終端市場價格遠高于地頭價的主要原因，在于那些城裡人難有具體概念的“人力成本”。“城裡人要知道，所有的蔬菜并非是有人從地頭收購後，就直接賣給消費者的，裡面有太多流程。”那些在運輸鍊條上經手蔬菜的人，都是蔬菜在終端市場價格的推手。

今年第三季度，同樣是張家口尚義縣，萬畝芹菜面臨銷售困局，當時收購能夠裝滿一輛貨車共一萬多斤的芹菜，隻需500元，每斤芹菜的售價核算下來不過2、3分錢，最多不過5分錢。組織裝車的收購商告訴記者，在蔬菜面臨滞銷的情況下，人力成本比菜貴是太尋常的事情，也同樣是蔬菜滞銷的原因之一。“每畝地菜農會虧一千四五，如果農戶家承包的土地多，需要雇傭除家庭成員之外的勞動力，那麼他們就會虧得更多。收購商則需核算菜在終端市場賣出的價格夠不夠他搭上的人力成本。”收購商說，這些年蔬菜價格有漲有落，但人工成本卻穩定得多，“我指的是，菜會降價，人力費用卻從來沒跌過。”

滿滿一貨車芹菜隻賣出了500塊。新京報記者 王穎 攝

馮平是崇禮區石嘴子鄉的種植彩椒的“緻富帶頭人”，也是崇禮彩椒的種植者和收購者，2015年馮平在崇禮成立了蔬菜專業合作社，對他來說，高昂的人力成本，讓面臨滞銷困境的椒農雪上加霜。

每年三月到十月是彩椒種植收獲的日子，由于種植面積很大，人力成本一直是馮平一項固定的支出，“如今在農村想請到效率高的青壯年幾乎是不可能的。農業這行太苦、太累、太髒，年輕人一般過完年就去了大城市，留在農村的全是一些六七十歲的老人，能請到五十多歲的已經算不容易了。”馮平講述，即使是老人，每天的日薪仍在130元—150元不等，“有時候130元還不一定請得到”。可在2018年，崇禮彩椒大棚裡，雇傭人力的日薪還隻是100元。為了留住熟悉種植的人力，馮平還曾為“老員工”開出過5萬元的“年薪”，而他們實際工作的時間其實隻有7個月，對于外地而來的打工者，馮平也許諾每日供餐以及固定住所。

除了種植過程，收獲季節同樣需要額外的人力支出。今年八月份，由于崇禮彩椒大批成熟，銷售過程中還需人力打包，人力工資以件計數，僅僅一個月，按照每打包一箱彩椒包裹得2.5元計算，來自東北的兩位年輕人就賺走了馮平兩萬六千元的薪酬，這一個月的收入堪比一線城市的多數白領。“為蔬菜打包是體力活，能有高效率也算是一門手藝。這兩個青年人每年7月到10月會從家鄉出發，來賺一筆‘打包費’。來到我這裡之前，他們的上一站是沽源。”

重重環節 柴油、損耗以及其他

蔬菜離開了産地隻是開始，事實上即使地頭收購價再低，隻要在裝車以後，每一斤蔬菜都會一路開挂“身價”倍增。所有蔬菜價格的推手，掙的卻仍是稱不上豐厚的辛苦錢。

這其中，參與運輸的司機是推手。即使連接北京的衆多高速都有綠色通道的存在，運輸蔬菜的車輛被免去了過路費，卻仍然逃不掉高昂的柴油費用，以13米長的貨車舉例，在滿載33噸貨物的狀态下，每百公裡油耗在30升-40升之間，按照柴油平均每升6.8元的價格，往返張家口和北京兩地，一趟下來的車費，便接近千元。回程車輛即使空駛，所消耗的費用仍被計算在成本之中。而司機到達城市的批發市場後，多數情況下要等蔬菜全部售罄後才能返回場地。通常需要三天左右的時間，核算下來，司機師傅的日薪也不過兩三百元。

城市内的大型批發市場是推手。在華北地區最大的蔬菜集散地北京新發地，每個入場的菜商需繳納一筆進門費，費用通常按照車輛的大小來計算。以市場内最為常見的載重十噸長為6.8米的貨車為例，進門費需要450元，分攤到每斤蔬菜上則是兩分錢。市場内的裝卸車、買賣、送貨同樣需要人力協助，單人200元一天的日薪，同樣會被倒賣蔬菜的中間商計算到成本之内。

北京新發地批發市場，載重10噸的貨車進場費需450元。 受訪者供圖

蔬菜運輸與自然損耗同樣也是推手。大多數人也許不會意識到，那些從未有機會被端上餐桌、在運輸過程中就已經失去價值的蔬菜，同樣會擡高市場價格。自然損耗是最不易被人察覺的部分，也隻有常在蔬菜産業鍊條的人，會知道在長途運輸過程中，蔬菜蘊含的水分會在短時間内就産生5%的蒸發損耗。這是什麼概念？也就是說，十噸的蔬菜至少要減重一千斤。此外，蔬菜裝卸的次數越多，“掉隊”了的打蔫、剝落的菜葉也就越多，也意味着人為損耗的比例在默默增長。而這些損耗所發生的每個環節，都有參與者的默默核算。

最後，甚至連在超市購買蔬菜的消費者，也可能在無形中成為助推蔬菜身價上漲的因素。“你能想象到超市裡的大爺大媽們在過秤前會把蔬菜擇到什麼程度嗎？”一位北京超市采購處的負責人曾向記者抱怨，那些對于消費者而言毫無用處的部分，對于商超來說仍是蔬菜計重的組成部分，“加上那些在顧客挑揀過程中被挑剩下而處理掉的，蔬菜在超市的損耗會達到進貨前的20%-30%。順嘴提一句，分裝袋和價簽隻有幾分錢，但對超市來說，每個月都是一筆不小的支出。”

隐性過剩 産業難以自我矯正

回顧2019年，幾乎可以稱得上是風調雨順的一年。天公作美，幾乎所有的蔬菜主産區都獲得了農民所期盼的豐收，但不同專家和業内人士都向記者指出，菜市行情的低迷也正是源自“普遍豐收”後的供大于求的現實情況，供求關系始終是影響價格變動的最主要原因。

京津冀農産品行業聯盟秘書長尹作豐曾在面對記者采訪時強調，國内不宜再增加蔬菜的種植面積，就目前情況而言國内蔬菜早已産能過剩。在蔬菜供大于求的情況下，銷售環節中，中間商通常再考慮多諸多變動因素的後選擇壓縮利潤空間，出現虧本後，地頭收購價會受到影響，因此才出現菜賤傷農的現象。而國外流行的訂單農業因為國内小農和廠商都存在缺少契約精神的情況，所以該模式還不完全符合國情。

尹作豐所說的蔬菜産能過剩問題，在國家公開的統計資料中均可找到佐證。據公開資料顯示，2018年我國蔬菜總産量突破7億噸，占全球蔬菜總産量的60%左右，是世界第一的蔬菜生産大國。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自2010年以來，我國蔬菜産量節節攀升，人均蔬菜産量到了2018年更是升至505.1公斤。而據2014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中國食物與營養發展綱要（2014—2020年）》，即使是到2020年，蔬菜消費目标也僅僅是每年每人140公斤，産量和消費需求間差出了3倍多。就算在世界範圍内看，9年前，我過人均蔬菜産量就已經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34倍。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資源與農業區劃研究所副研究員周振亞說，一直以來都将國内蔬菜産能過剩總結為一種“隐性過剩”。“比如說，像糧食的話，如果産量很多，我們可以通過庫存看出來；可如果是不易儲存的蔬菜，産量高卻又賣不出去，農民多半會将它們翻到地下作為肥料還田，這樣的‘過剩’其實是不易被發現的。并且蔬菜并不像大宗農産品一樣具有金融屬性，蔬菜的産能過剩是基本不會傳導到到資本市場的，産能過剩并不能抑制改領域的投資行為，下一輪過剩還會重複出現。”

周振亞說，正是因為如此，産能過剩的蔬菜産業很難進行自發的矯正，産業的反饋機制也并未建立起來。但産能過剩所導緻的問題卻制約了田間蔬菜價格的合理上漲，同時更加劇了環境污染。“由于蔬菜價格低，一些葉菜外層菜葉也承擔了包裝功能，直接導緻了蔬菜在流通環節的嚴重浪費。”周振亞同時提到，蔬菜田間收購價格的低迷會導緻農戶為了獲得維持再生産的收益，農戶會通過增加化肥農藥的使用量增加産量，這樣不僅會影響食品安全，還會污染環境。”

病竈未改 坐上過山車的菜價太難“下車”

産能過剩并不是導緻蔬菜出現滞銷、菜賤傷農的唯一原因。

談及蔬菜地頭收購價和在城市批發市場内價格的兩番境地，周振亞指出，這是由于蔬菜産區和銷區分離，流通渠道不暢造成的。他提到，在我國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城市郊區涉及生産的大量土地不免要作出“犧牲”，導緻蔬菜的播種面積不斷減少，大城市郊區的蔬菜的生産功能不得不轉移到了其他地區。

記者從國家統計局網站獲悉，以某特大城市為例，近十年來，主要農作物面積持續縮水，從2008年的319千公頃，下降至2018年的103千公頃，其中蔬菜的種植面積在2017年為40.32千公頃，到了2018年，則直接下降至36千公頃。蔬菜種植面積不斷減少，但城市人口的數量卻是不斷增加的，而為了滿足城市人口的蔬菜消費需求，蔬菜也隻能依靠外埠調運。

周振亞指出，從政策上來看，在 1998 年我國實行了農業産業結構調整政策，各地區把蔬菜生産作為一個重要發展方向，這導緻了距離城市較遠、 土地成本和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地區蔬菜産量的快速增加，2006年之後我國鼓勵“一村一品”的發展模式進一步推動了遠離城市的地區蔬菜生産。蔬菜産區與消費區分離從客觀上導緻了蔬菜的長途運輸，蔬菜從産地到銷地流通成本增加也導緻了我國蔬菜價格的居高不下。

從外埠向大城市調運，考驗的是流通體系是否健全，但在我國現階段，正是流通體系導緻蔬菜流通成本的居高不下。周振亞談到蔬菜區域性分銷中心建設滞後，以及蔬菜市内流通設施建設嚴重不足是體系中的兩大問題，尤其是後者。“由于各個城市都限制貨車進入市區，菜販隻能依賴面包車、三輪車等運輸工具，而這些運輸工具相對于大貨車來說運輸成本要高很多。”城市擴張過程中，沒有同步規劃建設菜市場，便民店等農産品流通基礎設施。

最後，信息不對稱以及渠道的不暢通也更加劇了蔬菜價格的波動。“菜農的生産決策主要基于上一期的蔬菜價格，生産存在盲目性和滞後性。”周振亞談到，在一種蔬菜價格上漲或下跌後，各地菜農看到媒體發布的信息之後，受到利益驅使，也會改變該種蔬菜的種植面積，從而也導緻了下一輪蔬菜價格的變化。

周振亞提到，雖然近年來整個行業的格局也在進步和調整，但産業基本面上的問題還是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若沒有解決根本問題，那麼坐在“過山車”上的蔬菜，也會投入到一個又一個的無限輪回之中。

新京報記者 田傑雄 編輯 唐峥

校對 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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