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寫丨新京報記者 何安安

銅人頂尊、青銅瑗、圓口方體銅尊……時隔三十五年，舉世矚目的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重啟發掘工作。在這次發掘中，祭祀坑内出土的各式造型獨特誇張的青銅器照舊引來了諸多關注。

這并不是三星堆遺址出土青銅器的第一次高光時刻，早在1986年，三星堆1、2号祭祀坑的發掘就出土了千餘件遺物，其中就包括青銅神樹、青銅大立人像、青銅縱目面具等一系列至今引人遐想的重器。

一直以來，三星堆遺址出土的器物，總能超越現代人對文物的想象。無論是出土于5号祭祀坑的“新晉網紅”黃金面具，左看右看都像汽車方向盤的青銅太陽輪，還是出土即頂流，撞臉“憤怒的小鳥”綠皮豬的陶豬，抑或媲美奧特曼，且和明星鄭雲龍“傻傻分不清楚”的青銅大立人像……

“新晉網紅”黃金面具

青銅太陽輪

微博截圖。

此次重啟發掘的3号到8号祭祀坑新出土的器物中，青銅神樹、青銅面具、象牙、玉琮等與一、二号祭祀坑中曾發掘的器物大同小異，但其中也不乏此前從未見過的新發現，比如在“祭祀坑”的黑色灰燼中，考古人員提取到了肉眼不可見的絲綢制品殘留物；3号坑出土的形制稀罕、保存完好的圓口方體銅尊也屬于前所未見。

圓口方體銅尊。

遺址中出土的諸多器物改變了人們對古代四川地區荒蠻閉塞的既往認知。許多器物不同以往的誇張造型，更是引發了網友們的各種揣測，甚至詭怪猜測：有人認為“北緯30°是神奇之地”，有人斷言三星堆源自于外星文明，有人力證這裡是“神迹”所在，還有人推斷，三星堆文明和《山海經》之間有着某種必然聯系。

那麼，作為青銅文明重要遺址的三星堆究竟有哪些神奇之處？三星堆青銅器真的屬于“古蜀國”嗎？《華陽國志》中所說的“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真的是古蜀王嗎？他與三星堆又有着怎樣的關系？鼎盛一時的三星堆文明真的是在曆史上突然消失的嗎？帶着這一系列問題，新京報記者特别采訪了青銅器研究專家、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丁孟，聽他為我們解答有關三星堆的諸多疑問。

丁孟，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導師。曾先後主持策展了故宮博物院“故宮青銅器館”、“先秦石鼓專題展覽”、“中國古代兵器展”、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國寶觀瀾-故宮博物院文物精華展”、日本岡山美術館“紫禁城黃金至寶展”、日本富士美術館“大三國志展”、法國巴黎“紫禁城藝術珍品展”等。著有《禮在東方》、《故宮青銅器》、《青銅器圖典》、《丁孟談青銅器》、《石鼓史話》、《故宮石鼓館》、《韓國藏中國銅鏡》、《中國青銅器真僞識别》、《明清銅爐的發展沿革》、《唐蘭著述系年》、《後母戊方鼎的更名》、《論中國青銅時代的酒文化》等。

1.三星堆至商代中晚期已是長江上遊的文明中心

新京報：3月20日，三星堆遺址祭祀區新一輪考古發掘階段性成果揭曉：此次發掘的三号到八号六個祭祀坑，出土文物超500件。目前此輪發掘還在進行之中，這次發掘有哪些值得我們特别關注的地方呢？

丁孟：三星堆的這次發掘和上次一樣，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在這次發掘中，又發現了很多的器物，而且器物的種類更加豐富了。

此次發掘，讓我們再度看到了它當年的發展程度，富庶而強大，它始終保持着與中原地區、江漢平原地區文化的密切關系；它擁有中國其他地區沒有的獨特、發達的青銅造像技術，并不亞于同一時期的國内其他青銅文明。三星堆所屬的古蜀國，就是這樣一個與中原王朝并存且獨立的古國，而且是一個未曾間斷的、自成系統的文明體系。

新京報：三星堆的發現和兩次發掘，都引來人們超乎以往的關注和廣泛讨論。與黃河流域的青銅器制品相比，這裡的青銅器在題材上更為奇特，也由此引發了人們的各種遐想。為什麼三星堆遺址的發掘總能引發轟動呢？

丁孟：三星堆遺址位于四川省廣漢市三星堆鎮，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鴨子河）南岸。遺址分布面積約12平方公裡，核心區域為三星堆古城，面積約3.6平方公裡，是四川盆地目前發現夏商時期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中心遺址。三星堆得名于清代嘉慶年間《漢州志》“廣漢名區，雒城舊壤……其東則湧泉萬斛，其西則伴月三星”。

三星堆博物館。圖片來自博物館官網。

青銅為純（紅）銅和錫、鉛的合金，具有熔點低、硬度高、易鑄造的特點。青銅冶鑄是商代一種最為先進的技術，開拓了一個新的時代——青銅時代。中國青銅時代約始自公元前16世紀，終于公元前4世紀。商代後期，青銅文明邁上了一個高峰，這一點在三星堆文化中也能體現出來。

三星堆發掘之所以引起轟動，是因為過去人們對四川地區的一個認識：在曆史上，四川被視為“荒蠻閉塞之地”，在商代無文明可言。20世紀50年代後，成都地區發掘陸續出土過一些商周時期的建築遺址（成都北羊子山的商周禮儀建築土台）和青銅器（廣漢彭縣竹瓦街西周窖藏），但未能從根本上改變人們已有的觀念模式。

1986年，兩處盛放大量青銅、黃金、玉石、骨角等上千件器物的三星堆遺址“祭祀坑”被發現，商代文物的出現震撼了學術界。經碳14測定，1号坑的掩埋時間在殷墟一期末到二期之間，2号坑掩埋時間在殷墟三、四期之間。

新京報：此次新發掘的六個“祭祀坑”呢？

丁孟：新發現的六個“祭祀坑”與之前發現的兩個“祭祀坑”基本形制與朝向一緻，平面均為長方形，規模在3.5至19平米之間。

通過專家對三星堆遺址6個坑的73份炭屑樣品使用碳14年代檢測方法進行了分析，對年代分布區間進行了初步判定：推斷三星堆4号坑距今約3200年至3000年，屬于商代晚期。三星堆是先民創建的古蜀國早期都邑，始建于夏，至商代中晚期已經是長江上遊的文明中心。

衆多出土的青銅器，說明了古蜀國青銅冶鑄技術十分成熟，三星堆古蜀國在各個領域取得的卓越成就，表明古蜀文明作為中華文明的組成部分，在當時已經發展到一個相當的高度。

現在可以确認，在商代中晚期，三星堆就已經是長江上遊的一個文明中心了。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古蜀文明，并不像早期人們在曆史中記載的那樣落後，而是一個非常發達、有着卓越成就的文明。

2.對應的古蜀文明是獨立于中原文明的存在嗎？

新京報：網上針對三星堆的猜測有很多，比如有人說三星堆出土面具長得不像中國人，可能源起于兩河流域；還有人說，國家不敢再深入發掘三星堆，因為相關文物可能颠覆華夏文明起源說；更有甚者，直接将三星堆遺址和外星文明劃上了等号。真的有這麼傳奇嗎？三星堆對應的古蜀文明是獨立于中原文明的存在嗎？

丁孟：這些說法完全是一種猜測。但是我們可以說，三星堆的獨特性，就在于它的青銅雕塑。這些青銅雕塑是否借鑒了其他文明（這不好說）？反正和中原文明不盡相同，這也正是三星堆文明的獨到之處。

從甲骨文中關于“蜀”的記載，到後世文獻記載“蜀參與滅商聯軍，再到三星堆出土的陶盉、牌飾、玉石牙璋等，都反映出三星堆古蜀文明與中原商王朝的千絲萬縷聯系。在殷墟婦好墓玉器中的“外來品”就有來自四川地區的藏品，這說明三星堆文明不隻是一個接納者，也是一個傳播者。中華文明由多元一體形成。

新京報：三星堆文明中為何帶有中原文明的影子呢？最近的一些報道中提到，三星堆遺址最近考古出土的青銅器與江西省新幹縣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部分青銅文物，不但器型紋飾相似，鑄造技術一脈相承，比如三星堆遺址3号坑出土的一件青銅面具與1989年新幹縣大洋洲商代大墓遺址出土的雙面神人青銅頭像有很多相似之處。同時，有專家表示，兩地鑄造青銅器所含的鉛，極有可能同屬一個原料産地。那麼，相隔1500多公裡的兩地，其間是否存在某些關聯呢？

丁孟：三星堆祭祀坑中還發掘出了少量青銅尊、青銅罍和瓿，有着濃厚的商式風格，歸屬中原文化。但确是從長江中遊地區制造後輸入到長江上遊的古蜀國的，它成為了中原影響三星堆文化的媒介。

江西省新幹縣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青銅面具。

此時南方尊、罍形體高大，厚度則不及中原，肩部裝飾犧首和立鳥是南方尊、罍普遍運用的手法。南方尊罍獸面紋以犧首為中心展開，鼻梁處無扉棱，而中原銅器獸面紋鼻梁處有扉棱。三星堆跪坐人像頭頂尊獸面紋簡化為陰線勾出的雙眼，是對南方文化因素的吸收和應用的直接表述。

南方青銅容器與中原不同，常常被用于盛放玉器，三星堆也有這一做法，三星堆三鳥三羊尊内裝大量海貝或許還暗示着尊來的方向，但在這些容器上打孔則是三星堆又留下的特殊印記。

對三星堆和吳城青銅器分析表明，兩地青銅器所含之特殊鉛屬于同一來源，推測在商代南方某一地區有一處向外輸出尊罍等銅器的青銅鑄造中心。三星堆東來文化物質因素的輸入體現在這些青銅容器上，正說明了三星堆恰好處在構成文化傳播的線路上。

三星堆遺址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銅面具。

3.後續發掘中，有可能出現文字嗎？

新京報：青銅器曾經被作為國之重器使用，是權力與身份的象征，青銅器的出現被看做是文明社會出現的一大标志性産物，但在三星堆已出土的青銅器上卻沒文字，隻有裝飾紋（如回字紋）。一些觀點也據此認為三星堆出土青銅器的文化屬性較低。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一觀點？你認為後續發掘的文物中，有可能出現文字嗎？

丁孟：現在已經有學者提出，三星堆留存文字的載體可能和中原地區不一樣，有可能不是記錄在青銅器上，而是記錄在其他媒介上，比如在木雕上——這些東西很容易損壞、消失。當然，現在考古發掘還沒有完全結束，大家都期待着發現文字。文字當然非常重要，我們也認為古蜀國這麼發達的青銅文明應該有文字。在已經發掘的器物中，其實也有一些文字的痕迹，但因為都是一些點，大家覺得還不能成為一種實證。

“蜀”字的意思，古代文獻，如《說文解字》中的解釋：“蜀，市玉切，葵中蠶也。從蟲，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詩》曰：蜎蜎者蜀。”是蠶的象形字。《南史·蕭鑒傳》曾經記載了發生在南齊永明二年（484年）益州（今成都）的一座古墓的發掘。益州刺史蕭鑒“于州園地得古冢，無複棺，但有石椁。銅器十餘種，并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為蠶蛇形者數鬥。”

甲骨文中的“蜀”字。

從另一個方面來講，同一時期中原地區商代的甲骨文中，實際上就有“蜀”這個字，這個字和現在我們看到的青銅面具很可能是有所關聯的。從字形上看，中原商代甲骨文中“蜀”字：其上部是一個巨眼，下部是卷曲的、蝌蚪式的身體。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了一種青銅面具，他們原本應該安插在粗大的木柱上，這些銅面具的眼睛被誇張，其明顯特征引人注目。眼睛的表現形式有兩種，數量較多的是巨目呈杏核狀，目中間有一道橫脊，第二種眼睛呈柱狀突出，鼻子挺闊，兩耳巨大，嘴闊至耳根，嘴角上翹呈微笑狀。其中最大的一件面具，其鼻子上方還有一個卷雲裝飾物。縱目這一特征使人聯想到古蜀國第一王——蠶叢，《華陽國志》記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

《華陽國志》，（晉）常璩著。

蜀王蠶叢，文獻描述他“勸農桑”，1986年三星堆出土的大青銅立人像全身人像皆穿着華麗的衣服，上面精美的花紋是對刺繡圖案的模仿。而它手臂上的粗大花紋應該是一種刺繡。現在三星堆發現了紡織物痕迹，印證了三星堆當時古蜀國已經擁有發達的紡織技術。那麼，這次考古發掘給人們帶來的驚喜是什麼呢？發現了有紡織物的痕迹，可以進行相互印證。

而且，在人物雕像服裝的圖案中，人們也看到了有類似于像“蜀”字這樣一個裝飾。當然，是不是這就是“蜀”字，或者說這個裝飾代表了“蜀”字，現在還不能确定。這都是孤證，需要通過進一步考古發掘，發現更多的文字才能确定。

不過，即使沒有文字，也不能否定三星堆文明的發達程度。這在國際上也是有先例的，擁有語言，卻不一定有文字。

4.金沙的崛起，說明三星堆文明沒有突然消失

新京報：還有一點也是許多人所困惑的，那就是三星堆文明既然如此發達，為何會忽然消失呢？

丁孟：三星堆沒有發現宮室或其他重要建築被火燒或者被搗毀的迹象，應該是主動轉移。這種主動轉移有可能基于各種原因，比如資源枯竭、強敵威脅等。三星堆的衰落、金沙（距今約3200-2900年）的崛起，說明三星堆文明沒有突然消失，距今3000年的金沙遺址，從遺址規模、文物堆放方式、器物種類、形制看，二者都是一脈相承的。

三星堆“祭祀坑”埋葬物的種類、堆放方式、順序方向都大緻相同，坑間距非常近，有的祭祀坑還相連——如2号、3号坑，7号、8号坑都是兩兩一對——應該屬于同時期，坑中部分器物被打碎，但擺放十分有序，特别是象牙置于最上層。

“祭祀坑”顯然不是祭祀的場所，坑中的器物都是被從祭壇移到這裡來的。對于這個原因，我以為它與古蜀人在決定都邑轉移前所做的一次大規模的祭奠儀式有關，遷都這樣驚擾祖先神靈的舉動，當然應該舉行一次祭奠儀式。祭禮是在宗廟或神壇舉行的，祭祀的一個重要形式就是象牙以柴焚之令生煙，上達天庭，至于祖先之所的祭祖禮。

祭奠儀式完畢後，古蜀人将曆代蜀王祭器掩埋于預先挖好的“祭祀坑”內。這次祭奠非常隆重，曆代先王奉獻異常貴重，這些被埋葬的藝術品，讓我們對古蜀文明的發達程度有了直觀的認識。

5.三星堆文化的意識形态還停留在巫術氣息濃厚的原始狀态

新京報：三星堆出土文物的所有者真的是古蜀王嗎？

丁孟：三星堆在商代中晚期進入青銅文明，也達到了古蜀文明的最高峰。三星堆祭祀坑中，這個時期的器物都很大，器物大型化是國力強盛、經濟繁榮的反映。商代進入發達社會的古蜀國，等級十分森嚴，青銅器也被賦予了“明尊卑、别上下”的政治功能，因而演化成王權力的象征。

三星堆遺址出土了蜀地最大的銅器、最重的金器、最大的玉器，更有一批如青銅面具、青銅立人像、青銅神樹、金杖等北方都少見的重器。據各種因素綜合判定，所有者應是古蜀國的最高統治者。

3号坑青銅神樹三維複原效果。《山海經》中所記載的“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被一些人認為是青銅神樹的文字佐證。

金杖，長1.42米，重700多克，含金量約百分之九十。金杖圖案是鳥馱着一枝箭，箭頭射到魚的身上，鳥魚組合圖案使人聯系到蜀王“魚凫”。同時，金杖也說明這是一個最高級别的遺存。

中原商代甲骨文中“蜀”字與三星堆青銅立人像衣服上的圖案相似。它們都反映了古蜀國的一種觀念，特殊身份的王者有一雙奇異的眼睛。

青銅大立人。

三星堆祭祀坑裡的東西是否涉及了蜀王的形象和圖騰，值得研究。同時，出土的面具、金杖也顯示出，三星堆文化除受到中原文化的文明影響外，還創造出了獨特的燦爛輝煌的青銅文化。

新京報：所以這些出土的器物，都是“祭器”嗎？有人說這些器物是屬于巫文化的“巫術法器”或者是古蜀國圖騰崇拜的證明，有這種可能性嗎？

丁孟：三星堆青銅器與中原青銅器具類似，都是祭祀用品。同時期中原商王朝的青銅器，是人與神之間一種溝通的媒介。但在三星堆的系統中，這種介質換成是神像，象征着祖先本身。這些神像是我們解讀三星堆的最直接渠道，它給出了三星堆統治階級明确的形象，為我們提供了除文字外，統治階層的很多信息。

三星堆博物館二展廳：赫赫諸神 森森群巫——神巫群像。圖片來自博物館官網。

三星堆文化雖然有了國家形态，也進入青銅時代，但它的意識形态還停留在巫術氣息比較濃厚的原始狀态；與此同時，中原地區注重世俗的祖先崇拜，後來有了宗法制度。宗法關乎政治，注重人與人的關系，代表着當時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在曆史發展的進程中，三星堆這種注重人神關系的文化逐漸衰落，比較早地退出了曆史的舞台，而中原文化則崛起成為中國古代文明的主流。

中國文明化的進程是多元的，但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各種文化在中原地區進行了重組和整合，逐漸形成了巨大的文化體“中原文化”。中原地區是夏商周三代曆史展開的舞台的核心，中原社會在孕育了中國文化的凝聚力和政治向心趨勢的同時，這個社會的務實性格也貫穿了古代中國。

作者丨何安安

編輯丨張進

校對丨李世輝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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