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祝弟（《探索與争鳴》編審、上海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好上海故事是全球化時代上海城市軟實力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全球化時代的一個重要主題是現代人的認同問題。擺脫全球主義和民族主義二元對立的叙事窠臼，需要深入城市文脈，型構獨一無二的“我城”叙事。讨論上海城市形象的全球叙事，應放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主題下考量。從萬邦為首的天下秩序到“廣覽地球”，再到民族國家，再到全球地方性的讨論，關于全球化與地方化的辯論、對抗從來沒有停息過。全球地方化抑或全球在地化最初由美國社會學者羅蘭·羅伯森于20世紀90年代所創用，将英語“global（全球的）”和“local（地方的）”聯綴為“glocal”（全球地方的），進而形成名詞化表述“glocalization”（全球在地化或者全球地方化），用以表征其“生産某種具有标準意義産品的同時，迎合特定市場或個别愛好以打開産品銷路”的基本理念。從一個經濟學概念轉化為文化學概念，“全球本土化的概念包含了被人們通常稱為的全球的和本土的東西———或者用更為一般性的話來說，普遍的和特殊的東西———同時存在并且相互依賴。”魯多梅托夫以全球化研究的“全球地方性轉向”（glocal turn），總體描述近年來全球地方化研究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興起及其引起的理論和方法論“變容”。相對于西方把全球地方化看成一個經濟和文化概念，中國學者更傾向于将之看成是一個政治-曆史概念，如章開沅先生就把全球地方化看成是一個解決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矛盾的一種折衷的方案。2021年底建成開園的上海世博文化公園，便是一個解剖全球地方化轉向下，考察傳統發明與城市再生關系的重要案例。

一

2021年的年末，位居黃浦江畔的上海世博文化公園（北區）開園。這是一座在2010年上海世博會原址基礎上建造起來的主題公園。上海世博會提出“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口号，激發了更多的人對城市及其文明形态的思考和追問，即什麼樣的城市才能讓生活更美好。事實上，這也是莫爾、霍華德、迪格斯、芒福德、柯布西耶、雅各布斯等城市思想家們長期以來孜孜不倦思考的話題。一部20世紀城市規劃與設計的思想史，從田園城市、光輝城市、芭蕾城市、原真城市，再到區域城市、紀念碑城市、公路城市、信息城市，基本上是圍繞上述命題展開的曆史。

作為上海“一江一河”城市更新的重要組成部分，世博文化公園面積約2平方公裡，第一期開放的公園北區占地85公頃，主要由靜谧森林、世博花園、申園、中心湖等景觀片區和景點組成。這座以世博文化命名的公園裡，世博原址其實隻占其中的一部分，由包括法國館、意大利館、俄羅斯館、盧森堡館在内的四個保留場館改造而成，透過那些各具異域風情的高大建築，人們依稀能夠感受到當年人聲鼎沸的盛況。

世博文化公園最令人矚目的是在公園中憑空建造了一座古典江南園林——申園。申園完全遵守了江南園林的建築規範，相地、立基、屋宇、列架、裝折、欄杆、牆垣、鋪地、掇山、選石、借景，遵循的是中國古典江南園林營造的法則。園林崇尚道法自然，背後實則是中國人的生命哲學。中國最早、最系統的造園著作《園冶》說，造園，首先是相地，相地合宜，構園得體，造園之地，山林地最勝，因山林地“自然天成之趣，不煩人事之工”。申園所取的浦東世博原址，位居黃浦江畔，盧浦大橋下，雖處于内環内，但可避城市之喧嚣，雖無山林，卻有野趣。且按照規劃，上海世博公園不僅要造園、理水，還要堆山，利用現代造林技術，平地而起一座高山，這是都市之力，自帶一股氣勢。

造園即造境，石、亭、廊，構建的是一個有機的、縮微了的宇宙世界，尊崇的是“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古典江南園林寄托了士人“足矣樂閑，悠然護宅”、“尋閑是福，知享即仙”的理想生活。古代文人士大夫将園林建築于城市之中，是失意之後的退隐，希求隐于市，在城市山水中享受田園生活，是另外一種别有懷抱。築山、理水、植造、營建的過程，也是一個借助重新命名，再造意義系統的過程。命名即定義。申園将園林中的殿、廳、堂、軒、亭等分别命名為邀月堂、玉蘭館、賞心廳、煙雨樓、一覽亭，這些命名所借用的是江南文脈最為經典的意象。園林中的假山以太湖石壘成，太湖石“性堅而潤，有嵌空、穿眼、宛轉、險怪勢”，“惟宜植立軒堂前，或點喬松奇卉下，裝治假山，羅列園林廣榭中，頗多偉觀也”，以其透、漏、瘦的物性，喚起江南的靈性。“一勺則江湖萬頃”，設計師亦再造了申園八景，并依次命名為醉紅映霞、古柯晚渡、玉堂春滿、松石泉流、曲韻天香、秋江落照、煙雨蓬萊、荷風魚樂。我們當然可以按圖索骥。雖然詞與物、詞與景之間出現明顯的罅隙和位移，但是并不妨礙在這個文化系統中浸潤的每一位造訪者，為之展開一番山水天地的想象。

二

早在1882年，靜安寺西側新建了開埠以來最早的私人花園，時人将之命名為申園。顯然，這是開近代風氣之先的佳構，可惜這座園林不久便被愚園所合并，很快昙花一現。100多年前沐浴着歐風美雨的私家花園，當然無法接續今日申園的微言大義。即使是申園設計者所要緻敬的晚明上海的日涉園、露香園，也隻不過化為申園中的幾個符号，比如在園中特意保留了日涉園的涉趣橋、露香園的露香池等元素，僅此而已。造園不僅是一種修辭，是一套語法，更是一套理念和精神，換句話說，用哪些元素，如何用，背後有其考量和計算。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也許要從另外一個角度理解清代錢泳在《覆園叢話》中所說的“造園如作詩文”。造園和作文之間的共同點在于，“必使曲折有法，前後呼應；最忌堆砌，最忌錯雜，方稱佳構”。這是就建築和文學本身而言，首先是一種叙事技巧，既可以寫實，也可以虛構，是虛構的寫實，也是寫實的虛構，但是文學和建築還有一個更高的理念，那就是技藝背後的史觀。

對于今天的上海來說，其立意顯然不是在高樓林立的黃浦江畔，塞進和複制一座如假包換的江南園林。矗立在黃浦江畔的申園，它不隻是一片普通的園林，它具有更為盛大的氣象，寄托了這座城市更深的寓意。有人将上海世博文化公園對标為紐約中央公園，這其實是對上海世博文化公園的誤解。1857年，面對中心城區的人口過多和缺少親近自然的問題，現代城市公共園林的先驅奧姆斯台德與奧克斯合作，利用紐約市内一塊空地，改造、規劃成為市民公共遊覽、娛樂的場所，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公園——紐約中央公園。奧姆斯台德所倡導的“把鄉村帶入城市”的理念促進了公園作為新型的公共園林在現代城市的興起。而霍華德所提出的“田園城市”則是兼具城市和鄉村優點的綜合模式，這一理念是要打破城市社會與自然的畸形分隔。世博文化公園并不是要成為西方理念的鏡像和摹本，它的公共性和開放性，實際上展示的是城市的人民屬性，是憑借各種優秀的文化資源，以海納百川的氣魄，在世博會遺址新建一座面向公衆開放的江南園林。江南園林寄居了傳統文人的理想，其表現出的“書卷氣”和“隐逸”，刻意與市井氣與流俗區隔開的。申園是一座公共園林，它溝通上下和雅俗，雖然在構造上它遵循江南園林的法則，但是在精神氣質上，它完全是現代文明的産物。一方面，它要在台閣亭榭的營造方面保留傳統江南園林的美學風格和藝術精神，另一方面，它并不拒絕市井氣，也并不拒絕日常生活。它要溝通雅和俗、傳統與現代。在造境上，它并沒有完全打造一方封閉的壺中天地，它與周邊的現代建築之間處處處于一種互動和對話的關系，并時時提醒造訪者，這并不是一座古典意義上的江南園林。當拍照打卡代替了曲水流觞，機械時代的複制代替了文人詩詞唱和，傳統也就失去了原先的土壤，我們也不必拘泥于原真性。從這個意義上說，申園是在再造傳統，也是在召喚一種失落的城市詩意。申園所昭示的對自然的親近，對人的内心的凝視，再一次将街頭踟蹰的都市人拉回到日常生活，彌合了詩意和日常的邊界和罅隙。在《遊園驚夢》中，杜麗娘和柳夢梅在後花園上演了一場“情不知何起，一往而深”亦真亦幻的夢境。“結廬在人境，偶有車馬喧”，現代都市人無法像古人那樣在園中“得意忘言”，這是一曲現代版的遊園驚夢，更是古典江南獻給當代上海的一首抒情詩。

三

為什麼要在世博文化公園中建造一座江南園林？上海世博會已經有一座中國國家館，它以城市發展中的中華智慧為主題，表現出的是“東方之冠，鼎盛中華，天下糧倉，富庶百姓”的中國文化精神與氣質。世博會中國館代表的是中國文化的正典傳統和國家美學，而江南園林是被全球化和民族國家大叙事所忽略的地方傳統，但是這種地方傳統因為貼近日常，更加能獲得生活在其中的人的親近和認同。

申園是黃浦江濱水公共空間的一個縱深組成部分。近年來，上海試圖通過“一江一河”的改造和再造，打造一個環境共享、交通可達、空間開放、曆史文脈延續、人人共享、人人共治的多樣态公共空間，江南園林無疑豐富了這一樣态。借助一個既古典又現代的空間，有利于将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這兩個傳統統一起來，這樣做當然不僅僅是對自己的傳統的緬懷和緻敬，更是借此對自己未來之路新出的思考。抑或對于城市運營者來說，朝向未來首先是面對過去。

園林不僅是一個現實空間，更是一個融合想象空間、記憶空間的意義空間。其一經誕生，便不斷被後人造訪和叙述，其形象也不斷被改寫。江南園林是一個混雜着夢想和記憶的複雜文本，既包括建築本身的文本，也包括由詩詞唱和的再生文本。如圍繞着滄浪亭、拙政園，曆代文人騷客所展開的題額、石刻、楹聯、繪像、詩賦、遊記，構成了另外一個更加繁複的紙上園林，并在歲月的磨洗中凝結為江南文脈中悠久的集體記憶。

圍繞着園林及其意義再造，建築和文學各展所長。但兩者并不一定是先後關系，有時候也可以逆寫，有時先有文學文本，再有建築本文。如先有了小說《紅樓夢》，再有現代大觀園，先有小說《純真博物館》，再有現實版的純真博物館。“申園”因上海得名，雖然它是憑空造園，但是它也有底本，露香園是它的底本之一，巧合的是，王安憶的小說《天香》恰恰也以露香園為底本，從這個維度上看，作為江南園林的“申園”與《天香》所虛構的紙上“申園”，構成一種巧妙而複雜的互文。《天香》所講述的故事起于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年），止于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年），天香園的主人姓申，小說以造園起興，造樓、築園，申家大家族從興盛奢華到繁華落盡，以及天香園裡的繡品（顧繡）從富貴人家的女工散落至民間，在民間開枝散葉。這一姓申的家族史，何嘗不是一部上海開埠之前的前史，即陳思和教授所說的“一部商品經濟的萌芽在中國江南出現的‘前史’”作者寫園，是借史志和想象，見史識，覓史心，追索的是“當下上海的精魂——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潑悍、生辣的力量才能讓上海曆經輪回卻生機依舊？上海為什麼會由生而死卻又必然起死回生”？這是一個有關上海的現代性的大命題，應時而生的申園亦又何嘗不是來追索這個大命題。有學者認為，《天香》是從“實證”到“構虛”，那麼申園反過來則是從“構虛”到“實證”，兩者都追摹露香園，但《天香》成稿在前，申園落成于後，如果說露香園還是雪泥鴻爪，那麼《天香》無意間構成了申園的前本。申園是工業文明與江南文化的一次巧妙嫁接，江南園林以一種自然而又強力的嵌入方式再造了城市的新叙事，凸顯了上海城市軟實力構建的新思路，在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融合中構建新上海文化。

《天香》中王安憶講述的上海前史，正是一部被沖擊—反應模式所遮蔽的曆史。從這個維度上來說，《天香》是上海的前傳，這種源自晚明江南的内生的現代性的追尋，不是作家的孤芳自賞，而是與曆史的對話。《天香》呼應了曆史學界近年來引起廣泛讨論的“沖擊-反應”模式與“在中國發現曆史”的争論，文學家用自己的寫作有力地參與了這一話題的讨論。江南園林的興盛與明代中後期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萌芽緊密相連，沒有商品經濟的發展就不可能有巧奪天工的江南園林。江南園林、工業遺存和摩天大樓，是商品經濟發展繁榮的産物，更是來自于民間的生機和活力。從摩天大樓、大橋碼頭，到江南園林，上海的城市建設從對标、模仿和趕超的追趕式、狂飙突進式現代化逐漸走向自我發現、自我認同的内在現代化之路。這是一場現代城市反思，也是上海如何更加客觀、理性地面對和追溯自己的來龍去脈。江南園林是在快節奏的城市同時葆有一種慢節奏的生活韻律，在快與慢、曆史與現實、傳統與現代之間，展示城市韻律和城市思想，進而回應一個經典命題——什麼樣的城市才能讓生活更美好。

申園以“申”命名，雖然是一方小天地，卻處處通往大世界。從内部來看，它别有洞天，自成體系，一草一木，立于天地之間，但是它的牆垣、回廊、台階，卻是開放的，觸類旁通，處處通往外面的繁華世界，内和外是打通的。站在一覽亭上俯瞰申園，亭台樓閣，碧波蕩漾，黃浦江逶迤而去，巨輪犁開浪花，極目四瞰，盧浦大橋、陸家嘴摩天大樓、前灘商務大樓鱗次栉比，無一不彰顯現代性這一巨獸的蠻力。《天香》中，來自杭州的吳先生初遊上海，感受到的是一股“蓬蓬勃勃，無可限量”的野氣：“似乎天地初開，一團混沌還沒有散幹淨，萬事萬物尚在将起未起之間。别的不說，但看河埠碼頭的桅林，簡直密不透風，走近去，立到帆底下，仰頭望去，那桅杆直入擎天，篷帆的漿水味，江水的腥氣，海的鹽堿，撲面而來。……凡此種種，如箭在弦上，伺機待發。”這是上海的起興，近500年過去了，今日的黃浦江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但曆史總是驚人相似，上海正在構建社會主義國際文化大都市，以一江一河為标志的人民城市公共空間營造，正是一次新的起興，背後蘊含着新的勃勃生機。由此可見，申園不是刻意營造的桃花源，不是文人式的文化鄉愁，它始終是面向百姓的，它的活力來自城市的世俗精神和開放進取。它要打破的是雅俗界限，它要制造的是雅俗共賞，它與上海這座城市氣息相通。申園意味着一種本土美學的回歸和再出發，是在更加開放的視野下，海納百川的氣概吸納和接通世界，集衆物于一心。

申園的魅力在于，在隔與不隔之間，天地人彼此始終敞開。申園所代表的詩性江南與世博遺址所代表的現代理性并不違和，它們共同構成了上海的底色和未來。城市最重要的是回到大地與人這一終極命題，在天地人之間，城市找到自己的脈絡，人們安放自己的心靈。

責任編輯：韓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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