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曾寫過一篇散文《随遇而安》，開頭一句話即是：我曾當過一次右派，真是三生有幸，不然，這一生真是太平淡無奇了！
被當作右派批鬥勞改，卻自稱三生有幸，這似乎深谙阿Q精神勝利法之真谛，與金聖歎臨刑前那句名言＂花生米與豆腐幹同嚼，有火腿風味＂有異曲同工之妙了！
随遇而安，知足常樂，這種人生哲學頗具道家風範，但也蘊含着一種參悟人生百味的苦澀在其中。縱觀汪曾祺的一生，随遇而安實在是其不得以為而為之的一種行為範式。
應該說，青年時期的汪曾祺應該還是一位好學上進的讀書人。當年為躲避日軍飛機的轟炸，汪曾祺避居鄉下時，曾帶了屠格涅夫與沈從文的小說做消遣讀物，沒想到翻來覆去的閱讀讓他喜歡上了沈從文，為了追随沈從文學寫作，他不顧路途遙遠，舟車勞頓，長途跋涉到昆明西南聯大報考并一舉考中。先不說汪考西南聯大的動機，單是考上這一件事就可看出汪當年的學業實力不可小觑。
在西南聯大讀大學的汪曾祺，大概最初也有過像當年魯迅一樣的文學救國夢想，惜乎當時的舊中國風聲鶴唳，已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了。也許正緣乎此，上大學時期的汪曾祺作風自由散漫，除了上恩師沈從文的各體文寫作等課程，其餘時間大多都呆在宿舍中做寓公了。他讀了很多書，古今中外的名著，以及吳其浚的《古今植物名實圖考》等一批雜書。為他的文學創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的文學作品大多經沈從文之手在《大公報》等報刊上陸續發表出來。
在西南聯大，汪曾祺還遇上了自己一生的至愛～在西南聯大有病美人之稱的施松卿，也正是因為在日後有了賢妻施松卿的幫助，汪曾祺才能得以在複出的八十年代得以靜心創作，井噴似地寫出了《受戒》、《大淖紀事》等一系描繪蘇北裡下河生活的小說，奠定了他在八十年代文壇的地位。
年輕時，汪曾祺四處飄泊，居無定所，建國後才定居于北京蒲黃榆的一處小兩室中，而這正是蒲松卿在北大分配的小房子，汪曾祺就這樣心安理得地在這套小房子裡擠地方讀書寫作，還經常上街買買菜遛遛彎，過着悠哉悠哉的生活，成了大家口中戲說的北大“男家屬＂
年輕時，汪曾祺就有牙痛的毛病。牙痛不是病，痛起來要人命。但汪曾祺不然，腮幫子腫老高，該做什麼事還做什麼事，看你能奈我何！汪的随遇而安由此也可見一斑。
無論是墜入人生低谷的張家口時期，還是近乎登上峰巅的八十年代，正是這種随遇而安的态度，使汪曾祺得以最終渡過了人生中一次次難關，這或許就是汪曾祺始終以寵辱不驚面目示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吧！因為據汪曾祺所講，人生是很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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