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教育學院呆了六年半(2005-2012)，雖然拿着全獎，但是一路發愁着考試、開題、論文、找工作，每次跟老師讨論都被“拷問”一番，每次跟同學做項目又被秒成“學渣”。害得我畢業那天簡直要歡呼“脫離苦海”。現在離開哈佛三年多了，再回想起來，我才驚覺那段時光真是“黃金時代”，在哪裡去找這麼多聰明的老師專注地給我一對一的指導？去找這麼多努力的同學提醒我總有人“起得比你早，睡得比你晚”？寫論文那段時間簡直就是以教育學院的Gutman圖書館為家，餓了就去一樓買杯咖啡，困了就在二樓沙發睡一覺，想換個思路就上三樓機房編程序，有了理想結果就喜出望外地拿到四樓去找老師讨論。

我導師的小辦公室就在Gutman圖書館四樓，面積不到十平方米，窗戶也很小，曬不到陽光。靠牆兩面都是高高的書架，從地上到天花闆都堆滿了書，還放着他跟兩個兒子的照片。對着窗戶放他的辦公桌和台式電腦，桌邊還躺着一個旅行箱和若幹論文，因為他常飛去紐約或DC開會。剩下的地方就隻夠再放一張椅子，留給像我這樣上門請教的學生。每周他的“答疑時間”總是排得很滿。如果我到的時候，前一個學生還沒有結束，就隻能在門外席地而坐，在等待的時間裡再多看幾眼自己的論文。記得帶校外朋友參觀時，他們在門外打量，都無法相信這就是哈佛教授的辦公室，這麼狹小，布置這麼簡單。其實哈佛最值錢的不是大樓，不是大辦公室，而是老師們的時間。在這間小辦公室裡得到的那些有針對性的反饋，就夠我受益終身了。而且我還學會一點，要把空間和時間都用到極緻，不要有閑置或浪費。

我導師叫理查德.莫瑞。按照美國人的習慣，大家不分尊卑，都直呼其名，還是小名，我們學生也都親切地叫他迪克。迪克是從耶魯畢業的經濟學博士(下面在我畢業典禮的照片上，他穿的就是耶魯的博士服)。

迪克一直對教育感興趣，在讀博士之前還當過三年高中數學老師。在他畢業那個年代，還沒聽說有教育經濟學這個方向；他先後去了賓大和耶魯的經濟系，最終在哈佛教育學院找到歸屬感，一呆就是三十年，直到2014年退休。選我所選，無怨無悔，迪克又給我上了一課。選擇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在長青藤大學裡很難拿到終身教職，但迪克不光留在哈佛，還著書立說，深受師生愛戴。

美國的博士一讀若幹年，我們剛進學院都是新面孔，叫自己“D1”，第二年覺得地盤混熟了，叫“D2”，第三年各種忙忙碌碌，叫“D3”。再往後每個人的路徑與進度發生分化。哈佛教育學院博士平均畢業時間5年半，讀到8年、10年的也大有人在，一般超過了三年都含蓄地統稱為“D3 ”。時間之所以這麼長，原因之一就是開頭兩年還得系統地學習課程，像我的專業方向是教育政策量化分析，課程由經濟學、統計學以及政策分析各占1/3。其中經濟學基本都是跟着哈佛與MIT的經濟系研究生一起上課。在制定選課計劃時，因為他自己畢業年代久遠，迪克還專門請來了哈佛經濟系新近畢業的布瑞吉特教授，兩人一起坐下來給我出謀劃策。我當時不過是初來乍到的一年級博士生，尚未選定迪克做導師，就能有教育學院最牛的兩位經濟學家來讨論我該不該補習微積分，該選誰的勞動經濟學。重視博士生的課程設置，把最精華的部分代代相傳，不受院系甚至學校“圍牆”的局限，這是美國博士培養的特點之一，這在哈佛校園裡，在迪克身上更體現得淋漓盡緻。我至今還記得他讓我去MIT聽伊斯特教授的發展經濟學，盡管迪克擔心她的法國口音對我這個國際學生來說有點挑戰。後來伊斯特簡直成了我的偶像，讀她早年寫的印尼學校建設的論文，第一次讓我贊歎原來學術論文能用“優美”兩個字來形容。想起來還要感謝迪克幫我打開這扇“門”，可以領略學術之美，可以看到一個出色的學者不會受到英語非母語的阻礙，他/她的思想用哪種語言表達出來都是閃閃發光的。

寫到這你也許留意到了，不管是出書，還是指導博士生，迪克都喜歡與人合作，強強聯手。這也是我從哈佛學到的一大要訣，不要單打獨鬥，合作既能提高産出，還能充滿樂趣。我在哈佛教育學院上的第一門統計課，所有的作業都跟其他兩位同學一起完成并聯合署名提交。記得當時每次上課我們三個都乖乖地坐在第一排，課後一起在機房寫作業，有人編程強一些，有人注重細節，有人喜歡編輯文字。課程結束之後，我們的友誼一直延續到畢業，一起聚會，互相給論文或項目提建議。教這門課的約翰教授是迪克的“親密戰友”，合作了三十年，一起上課，一起寫書，一起帶學生，2014年還一起退休。約翰本人年青時候玩搖滾樂隊，在香港當了多年的中學老師(如果我的論文寫的不錯，他會用粵語祝賀我“恭喜發财”)，辦公室電腦不工作的時候就聯網幫助NASA尋找外星人。他也是哈佛教育學院的一個傳奇，事迹可以單獨成篇了。迪克和約翰一個深挖各種假設的前提，一個琢磨數據背後的謎題，在攜手研究的過程中不斷有驚喜(在他們的合著《方法很重要：改進教育與社會科學研究的因果推斷》裡，把這種時刻叫做Eureka，源于阿基米德洗澡時發現浮力原理，狂喜地奔到大街上喊“我發現了”)。在他們聯合指導學生的時候，那個學生可就“悲催”了。記得我拿着完成的論文去找二位簽字時，正好趕上他們指導另一個學生，該君臉色蒼白，桌上打印出來的論文全是紅色的修改痕迹，簡直說話都要哆嗦。我看着他，就想起自己在改論文期間也是這麼狼狽吧。頂得住迪克和約翰的連番“拷問”與反複修改，讓我無論從心理抗壓力還是不厭其煩的改進都做好了準備，在畢業後接手的每一份工作都能用上。

迪克與約翰是哈佛教育學院量化分析方向最“嚴”的老師了，我每次拿到他們修改過的論文都想放聲大哭，但是身邊的同學鼓勵我說，他們對每一個學生都如此嚴格，我該把這些修改的紅字看成他們對我的愛。他們傾注心血來教學生如何思考，如何寫論文，這一篇篇滿是紅色修改痕迹的論文是他們寫給學生的一封封“情書”。記得我因為語言不如美國學生那麼地道而發愁，迪克就為我打氣，說他自己60歲開始學西班牙語，知道用一門外語來表達複雜的思想多有挑戰性。記得迪克喜歡看打印出來的紙版論文，在旁邊加批注，但是他字寫得潦草，所以有時還挨字挨句地幫我讀出來。記得給迪克當助教的時候，每次批改作業前，他會組織我們幾個助教先練習打分，再通過熱火朝天的辯論來說服彼此，最後統一給分标準。記得迪克跟我意見不一緻的時候，他會先問我的長遠計劃或其他顧慮，然後語重心長地說：“我這麼建議都是為了你好It is at your best interest I would suggest…”。這句話往往能起到神奇的效果，讓我雖然有點失望，但能心平氣和地聽他提出不同的想法。現在我在工作當中也常常用上這招，尤其是給别人指出一些需要改進的地方，一定要真誠，要平心靜氣，不要忘記自己的出發點是來幫忙的，是為了讓别人越做越好。

回憶起從迪克身上學到的點點滴滴，我還可以繼續寫下去，比如他對教學的滿腔熱忱。每年選修《教育經濟學》的學生差不多200人，他幾乎都能叫出名字，難怪不止一次學生們都把院裡的教學大獎投給了他。為了慶祝迪克和約翰在2014年退休，院裡還專門舉辦了一場慶祝活動，他們指導的學生也從天南海北寫來了感謝的話。我記得自己寫的是“謝謝你，迪克。你讓哈佛教育學院像我千裡之外的家。我記得在修改論文期間跟你每周一對一的讨論。你總是拷問我的假設，指引我找到研究線索，有時候還會幫我讀出你手寫的評語。這些時光幫我從一名青澀的學生變成一個獨立的研究者。現在我也花時間指導研究團隊裡的年青人，這是一件充滿樂趣的事情。我聽見自己重複你當年說過的話‘請提醒我，你想在5年後、10年後實現什麼目标’，我看見他們臉上露出我當年有過的那些掙紮，那些困惑的表情。希望他們每一個人都能堅持在這段富有挑戰的旅途上走下去，成為一名好奇、勇敢、執著的研究者，去探索教育領域還未曾有人涉足的地方。”

注：本文作者為郭嬌，系麥可思研究專家，哈佛大學教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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