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語:
清朝時期的”康乾盛世”是中國封建社會曆史上的最後一個“盛世”,而在這個盛世誕生的過程中,雍正皇帝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勞,他在位期間,做下許多改革國計民生的事,而在這些事中,他在全國推行“攤丁入畝”政策,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個,這也是他一生最大的閃光點,攤丁入畝政策的推行也使得國家自康熙以後,保持了繼續的繁榮。
“攤丁入畝”政策:按地畝之多少,定納稅之數目,地多者多納,地少者少納,無地者不納
劉邦建立西漢以後,政府廢除了西周時期的井田制度,實行編戶制度,使貧苦農民獲得一塊自己的土地,不過,有了土地,農民也要對政府盡一定的義務,也就是說,種的是政府的地,就要給政府交稅,這種稅就是土地稅,後來,西漢政府又接連頒發人頭稅,代役稅等等,自此以後,中國農民在2000多年的時間裡,一直都背負着這一座農業稅收大山,直到2006年,政府才宣布正式的廢除農業稅。
清朝入關以後,整個中土地區哀鴻遍野,人口減少,耕地減少,這給清政府統治者一個很大的困擾,為了恢複發展,以及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順治發布了《賦役全書》,其内容:以一省或一府、一州縣為編制單位,開列地丁原額、逃亡人丁和抛荒田畝數、實征數、起運和存留數、開墾地畝和招來人丁數等。等于說,這就是清政府安置農民的一個方案,而清朝初年,清政府仍延續了自明朝以後的”丁銀“制度。
”丁銀“制度:也就是自清朝之前的人頭稅,後來因為”攤丁入畝“制度的推行,丁銀制度逐漸取消。
順治年間,天下大定,農民恢複了發展,經濟得到複蘇,一切逐漸走上正軌,”丁銀制度“也成為了清朝政府最大的一個經濟來源,順治十八年,政府公布全國丁銀統計數字“直省徭裡銀 3008900兩9錢,米12570石1鬥”
丁銀制度也有弊端,山西布政使曾上表奏折:富者田連阡陌,竟少丁差,貧民地無立錐,反多徭役,官員利用優免特權隐漏人丁,奸猾之人則以客籍躲避,也就是說,各地政府要征收稅給中央政府,但是有人故意瞞報,而這個情況造成的後果就是,農民的身上再次的加重了稅收,本來就不富裕的農民,因為官員亂搞,再一次雪上加霜,階級矛盾成為了當時最為緊要的一個矛盾。
到了康熙年間,經過康熙一系列的治國政策,中國再一次的迎來一個盛世,人口急劇發展,便出現了這麼一個問題,土地無法滿足人口的耕種,為此,康熙下令“各直省督撫,将現今錢糧山冊内有名西數,勿增勿減,永為定額。其自後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錢糧,編審時,止将增加實數察明,另造清冊奏報。也就是說,康熙明确表示,以後在納人頭土地稅,就按目前的來算,其餘再增加的人口,便不算他們的稅,這也就是清政府“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規定。
康熙的這一決定,緩解了土地壓力,也有利于社會的穩定,不必為了稅收而逃亡,總的來說,康熙的這一條政策,在土地稅收方面,起了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康熙五十二年,禦史董之燧建議“統計丁糧,按畝均派”這就是“攤丁入畝”政策最初的雛形,後來因為有朝廷大臣的阻止,使得這個政策并沒有立即執行,直到康熙五十五年,康熙才下令,在四川和廣東地區先試行“攤丁入畝”政策,形成“田載丁而輸納,丁随田而賣買”這一現象。
土地問題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問題,封建社會統治者執行的是”重農抑商“政策,幾千年來,政府的稅收大多數都是來源于土地稅收與人頭稅,而自社會發展以後,地方豪紳搶占農民土地,實行土地兼并,這就給農民造成了極大的困擾,漢武帝時期大臣董仲舒就曾因土地兼并問題提出建議“限民名田”但是在當地社會的大背景下,這個建議并沒有被采納,反而是愈演愈烈。
隋朝時期,推行均田制度,大大打擊了地方豪紳勢力,不過這也造成了根基不穩的隋朝迅速滅亡,唐朝時期,繼續推行完善均田制,因而唐朝得以強大,不過在唐朝後期,中央政府失去對地方的主導權,也就注定了被割據的結果,最終,唐朝也走向滅亡,宋朝時期,收歸土地權力于中央,緩解了土地問題,這也是北宋時期市場繁榮的原因之一。
清朝到了雍正年間,土地問題再次愈演愈烈,極大的危害了中央政府的統治,因此,雍正決定在全國推行“攤丁入畝”政府,解決當時最為緊要的土地問題,目的就是為了維持社會的穩定以及統治者的長治久安。
“攤丁入畝”政策說起來簡單,其實操作起來很難,因為他觸碰的是大資本家,地主的利益,一些官僚階層是不滿于這項政策的,為此,他們甚至敢于和中央政府對着幹,不過雍正是一個很強勢的皇帝,他說過話那就要做到,因此,雍正推行起來“攤丁入畝”政策,并沒有受到多大的阻力。
”攤丁入畝“政策實際上歸納起來說很簡單:農民不用再交人頭稅,大地主有多少地就交多少稅
這項政策的推行,使得雍正的形象一下偉大起來,在普通老百姓眼裡,雍正确實是一位為名做主的好皇帝,但是對于那些豪紳列強來說,雍正的做法,無疑是極大的觸動了他們的利益,在他們眼裡,雍正無非就是一個所謂年輕的”暴君“不過曆史自有公道,公道也在人心,這項政策對于清朝統治者來說,無疑是好的,他更加穩固了統治地位。
”攤丁入畝“制度的影響,百餘年間,人口增長了3億“攤丁入畝”的政策,極大的減輕了農民沉重的賦稅,它大大減緩了社會矛盾,土地矛盾,浙江《嘉興府志》評價:其利一,民間無包賠之苦,其利二,編審之年,照例造冊,無須再加稽核,其利三;各完各田之丁,無不能上下其手。雍正末年,僅因為這一項政策,國庫存銀就有最初的800萬兩猛增到6000多萬兩,全國人口也是激增,從順治18年(1661年)到乾隆55年(1790年)百餘年間,人口就增長了3億。《會典》對攤丁入畝政策更是寫道:至此始歸劃一,從古未有之善政也。
曆史都有辯證唯物法,雍正一生緻力于的“攤丁入畝”政策,實際上也是為了封建統治階級的長治久安,我們了解了攤丁入畝政策,也應該有這樣的認識,而不論怎麼說,在當時的那個時代而言,這項政策确實影響了曆史的發展,“康乾盛世”能夠成型,雍正在其中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那真的是無人可以代替。
不過随着社會的發展,“攤丁入畝”政策也出現了弊端,大地主兼并土地的行為愈演愈烈,農民失去土地,隻能成為流民,而人口激增與其不匹配的土地,造成了大量流民流竄,這也給社會穩定埋下了一個巨大的隐患,清朝後期,因為人口太多,土地不等,情況惡化,以至于發生了多地方農民起義,這也是清朝走向滅亡的一個原因之一。
總的來說”攤丁入畝“政策的影響是有好有壞的,當然這并不是雍正皇帝的不作為,而是曆史發展的必然,世界上所有的東西無時無刻不在變化,而唯一不變的便是變化本身,隻有在一個适當的時代做一個合适的事,那才是一種正确的做法。
雍正一生緻力于推進國計民生改革,縱觀他短暫的皇帝生涯,他确實是做到了很多影響後世數百年的成就,僅”攤丁入畝“一項政策,就影響了之後的清朝發展,在”康乾盛世“中,雍正帝也許經常會被人遺忘或者說是忽略,但是我們不可否認的是,他确實是一位偉大的帝王,他延續了自康熙以來的國家繼續繁榮,這或許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閃光點。
土地問題一直困擾着數千年的農民,古代封建統治者,都曾有過改革農業稅的做法,但是著名的思想家黃宗羲經調查後得出結論,無論是什麼樣的盛世,曆代農民都沒有擺脫了農業稅,反而是愈交愈多,而直到2006年,國家取消農業稅,這不能不說是一項偉大的改革。
參考資料:《會典》《嘉興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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