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法律規定，百姓如遇冤屈隻能在當地政府進行控訴，一般情況下由當地的州縣官受理。但是官員貪贓枉法、官官相護是常态，所以很多案件并不能得到公正公平的審理，為此就出現了百姓“上訪”。那麼，明清時期對于上訪有什麼具體規定？上訪者會不會受到地方官的打擊報複呢？

​明清時期，叩阍、攔輿、和撾鼓是直達禦前的三種上訪方式。叩阍即直接向最高當局請願投訴，這種方式早在東漢時期就有，但總體來看，這種情況曆史上出現的并不多，明清以後逐漸被廢止，非主流的上訪渠道。

攔輿就是俗話說的告禦狀，唐宋時期規定，凡趁皇帝出巡是在路旁攔駕申訴的，主管官員必須立即受理，但如果控訴不實則要受到嚴厲處罰；假如投訴人在攔駕時闖入儀仗的，即便所述屬實，也要杖六十。明清時的限制攔輿法令要嚴格得多，原則上不許攔駕申訴，即便攔駕也要遠遠跪在儀仗之外，如沖入儀仗妄行奏訴，照沖突儀仗律拟罪，若申訴不實，杖一百。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皇帝第五次南巡到杭州時，有個叫汪進修的人欄駕申訴，他沒有沖突儀仗，隻是跪在道路旁投狀。經查，汪進修所訴俱屬實情，但有關部門仍舊照沖突儀仗律給他拟罪，杖一百，送近邊充軍。因乾隆批示“于情法殊未允協”，才放過他一馬。由此可見，清代時攔輿上訪這通道已經基本被關閉了。

撾鼓就是槌擊登聞鼓。登聞鼓漢代時就有，懸挂在宮門口的公車署上，民衆遇有冤情便可槌擊登聞鼓，鼓聲直傳大内，誰都瞞不住、攔不下，人民的申訴便可上達天聽了。

按明代制度，民衆赴京上訴或陳告，程序是先将訴狀投到通政司然後送都察院申理。若是都察院不予理斷，可以在午門擊登聞鼓。登聞鼓最初時令監察禦史一人監知，為杜絕營私舞弊，後來又改為六科各派給事中輪流值班，然後具題本上奏皇帝，同時拟出意見供皇帝裁決。

​清代的登聞鼓最先也是都察院管理，鼓就設在都察院門口，每日禦史一人輪流值班，後來登聞鼓被移至長安右門外，專門設置了一個登聞鼓廳，改由滿漢科道輪流監值。到康熙六十年，登聞鼓廳又歸通政使司管理。不過，對于擊打登聞鼓上訴者，也有種種的限制，若有故意增減、有所隐瞞的，依欺詐不實論罪，處徒刑二年；若有自毀自殘行為，即便所訴屬實，也要杖五十。

清代還規定，一般的刑事案件不可擊登聞鼓，登聞鼓廳刊有明文，限定“必關系軍國重務，大貪大惡，奇冤異慘，方許擊鼓”。至于其他的民事、刑事案件該上哪上哪。由此可見，明清時期要想上達天聽絕非易事，上訴的同時也會有不小的風險。

​此外，地方民衆上訴朝廷也會遭到地方官員的打擊報複。明代時這種情況尚好，明太祖朱元璋曾明令規定，嚴懲那些對上訴者打擊報複的地方官吏。他在鼓勵地方民衆赴京陳告的同時，頒布了防範和懲治截訪的相關制度：凡司、府、州、縣赴京面奏事務者，沿途關津把隘之處必須立即放行，不得阻攔，阻攔者按截留機密文件治罪。如遇地方官吏害民，當以枭首論處。

清代時地方官最聰明，多以其他罪名先把上訪者關起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清代法律在認可人民擁有上訪、上訴權利的同時，又不許刁民“假地方公事聚衆聯謀、約會抗糧、聚錢構訟”，并為此制定了很多罪名和刑罰，簡直就像是為阻撓赴京陳告者量身定做的，結果這些罪名都成了地方官截訪的殺手锏。因此，很多上訪者還沒走出州縣，便被當成是聚衆聯謀的“刁民”了。

​對于那些成功上訪的民衆，地方官府給予打擊也是家常便飯，他們羅織罪名将上訪者關進大獄，對其家屬百般刁難，或倍加勒索或苛收雜稅。很多地方官還蓄養打手，專門毆打控訴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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