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龁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台、路寝，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羁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馽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鈎，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鈎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颠颠。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系羁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躠為仁，踶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尊！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鸷曼、詭銜、竊辔。故馬之知而态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歸于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本章開篇即談到馬之本性：蹄子可以踐踏霜雪，皮毛可以抵禦嚴寒，餓了吃草渴了喝水，舉足跳躍，活得悠然自得，頗具風骨。無論是高台大殿，還是精美馬廄，對馬來說都全無用的。

唐代文學家韓愈初登仕途，很不得志，創作了一篇借馬寓意的《馬說》，歎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裡馬，千裡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隻辱于奴隸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間，不以千裡稱也。”意思是世間有了伯樂，然後才有千裡馬。千裡馬經常有，可是伯樂不會經常有。所以即使有出名的馬，也隻是辱沒在仆役的馬夫的手裡，和普通的馬一起死在馬廄的裡面，不因為日行千裡而出名。那麼所謂的伯樂又是怎樣對待這些馬兒的呢?

等到人人尊敬的伯樂出現後，自信滿滿地說：“我善于鑒别良馬。” 就開始用各種方法管理和馴服馬：燒紅的鐵器灼燒馬毛、修剪馬鬃、鑿削馬蹄甲、烙制馬印記，用絡頭和絆繩拴連它們，用馬槽和馬床來編成一排，裝扮成人們喜歡的模樣，做人們需要它做的事情，這樣一來馬就死掉十分之二三了。餓了不給吃、渴了不給喝，還有皮鞭和竹條的威逼下急驟奔跑。馬的天性就這樣失去，這樣一來，馬已經死去一半了。

莊子強調伯樂與馬性的對立，嚴于馬與野馬的區别，實際上是要說明現實社會中“人”（人為）與“天”（自然）的尖銳對立以及人的自由本性遭到摧殘破壞的社會文明之現狀。

正是由于世人的人為控制馬的行為，破壞了馬的逍遙自由的自然本性，在莊子看來，人類對馬之真性的矯損，最終也将有損于人類自身。

制作陶器的人說：“我擅長整治細密的粘土，把粘土捏成陶器，圓的合乎圓規，方的與矩尺相符。”木匠說：“我擅長運用木材，把木材制成木器，能使彎曲的合于鈎弧的要求，筆直地跟墨線吻合。”要說粘土和木材的本性，難道它們願意去迎合圓規、角尺、鈎弧、墨線嗎？世世代代的人們都在稱道伯樂善于管理馬，而陶匠、木匠善于整治粘土和木材，這也是治理天下的人的過錯啊！

莊子認為，伯樂馴馬，陶人制陶，工匠鋸木，都違背了萬物的自然本性，奉行萬物因我善治而為我所用的原則，人對物的危害由此可見一斑。

在道德昌盛的時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我認為他們不是這樣的。那些普通老百姓，有他們永不改變的本能和天性，織出布做成衣服穿，種出糧食做成飯吃，這就是人們共同的德行和本性。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渾然一體沒有一點兒偏私，這就叫做任其自然。所以上古時期是人類天性保留最完善的時代，人們的行動總是那麼持重自然，人們的目光又是那麼專一而無所顧盼。

正是在這個年代裡，山野裡沒有路徑和隧道，水面上沒有船隻和橋梁，各種物類共同生活，人類的居所相通相連而沒有什麼鄉、縣差别，禽獸成群結隊，草木遂心地生長。所以人們可以牽引着禽獸遊玩，也可以任意攀登到樹上去觀看鳥兒的巢穴。在那人類天性保留最完善的年代，人與鳥獸混雜而居，與萬物聚焦在一起，哪裡會有君子與小人的分别呢？人們都不會用智巧，自然的天性也不會失去，人們沒有私欲，都很純真樸實，人人都能夠把持自然的本色，就能保持自然的本性。

到了聖人出現，勉為其難地去倡導所謂的仁，竭心盡力地去追求所謂的義，于是天下才出現了迷惑與猜疑。放縱無度地追求享樂，繁雜瑣碎地制定禮法，于是天下開始分離了。所以說，原本不被砍伐，誰還會刻意雕刻酒器呢。美玉沒被毀裂，誰會用它雕刻玉器。

人類原始的自然本性不被廢棄，哪裡還用得着施行仁義。人類固有的天性和真情不被背離，哪裡用得着禮樂。五色沒有錯亂，誰需要調出文采。五聲不被錯配，誰還需要迎合六律。因此，損壞原木做成各種器皿，這是木工的罪過；廢棄人的自然本性而推行所謂的仁義，這是聖人的罪過。再來說說馬，生存于陸地吃草飲水，高興時兩頸相交相互觸摩，生氣時兩背相對互相踢撞，馬知道的也隻有這些了。等到後來，給它套上馬具駕在轅前橫木下，用月形飾物裝飾在額頭上，那麼馬才會斜着眼去看，僵曲着脖子和轭木相抵觸，狂躁不羁，或企圖吐出嘴裡的銜頭，或偷偷地脫掉頭上的馬辔。所以說馬的智力變得跟盜賊一樣狡詐，竟然和人作對，這完全是伯樂的罪過。

上古赫胥氏的時代，普通百姓在生活中不知道應該做些什麼，走路也不知道該往哪裡去，口裡含着食物嬉戲，鼓着吃飽的肚子遊玩，人們所能做的就隻是這樣了。等到出現聖人，教導人們彎腰折背地學習禮樂，以便規範天下人的行為舉止，倡導仁義安撫天下的百姓，使他們從此盡心盡力地崇尚智力，争奪私利，卻不能加以阻止。這也是聖人的罪過啊！

在莊子的哲學中，養育萬物，需要我們少私寡欲，返璞歸真，回歸最原始的本性，“伯樂”象征着虛僞的仁義、法制之類的人為的東西，而“馬之真性”則比為素樸之常性及人類社會之理想狀态，然而伴随着人類文明的出現以及生産力的發展，有了剩餘資源，就有了貧富的差距，生存已經不是主要矛盾，而是更多的占有和獲取，素樸的民性及理想的“至德之世”逐漸消失了。

莊子反對束縛和羁絆，提倡一切返歸自然的政治主張。在莊子的眼裡，當世社會的紛争動亂都源于所謂聖人的“治”，因而他主張摒棄仁義和禮樂，取消一切束縛和羁絆，讓社會和事物都回到它的自然和本性上去。

在莊子的内心深處，構築着一個理想國，即“至德之世”，在那裡沒有紛争，沒有差别，不但人和人之間親善友好，人和動物也是和睦相處。野獸們可以任由人們牽引着四處閑逛，鳥巢裡的小鳥也不懼怕人們爬上樹來窺探。“彼民有常性”，常然狀态下的人們不懂得要聚斂财物、貪求聲名，也不懂得使用技巧來馴養動物。百姓無知而無欲，宛如生活在安詳美好甯靜自适的遠古社會。莊子追求的并非一個理性機制絕對完備、物質生活充裕富足的世界，相反，蒙昧混沌、真性不失才是他所向往的境地。

引申到企業管理，如今職場的中堅力量是90後、00後的員工，也如同“野馬”般個性張揚，天性奔放，有才華又任性，在獨立思考與選擇方面有很高的自主性，缺乏團隊忠誠感。作為管理者，需如何駕馭這些“難管”的新時代員工呢？

莊子在本篇中，将“自由天性”拆分為兩層内容。

第一層，過度多為的管理，壓制和侵害了自由天性。第二層，亂作妄為的管理，激發了人性之惡和人際紛争。

管理者如果隻是先入為主，一味強加幹預的硬式管理，讓員工規規矩矩，按章做事，隻會适得其反，管理者需要營造和促成“自由管理”的氛圍環境，需要做到四點：

其一、尊重權限和界限。尊重群己邊界，懂得尊重員工，保持界限與底線，員工在團體中體驗到最大的自由度與獲得感。

其二、無論自我管理還是團隊管理，都不宜設置過多、過細的規章、制度、程序，因為它等于設置了過量的路标與路障。

其三、努力營造低權力距離指數的工作場域，給予員工更多自由度和寬松感。

其四、在企業文化理念上、在制度上給員工提供自由寬松的環境。

把握“自由管理”策略的人性化與趣味度，可以實現既有效益又有溫度的管理，激發個體的主動參與性與創造性，構建和諧凝聚的團隊生态。

規矩鈎繩：意思是指應當遵守的标準、法則。

詭銜竊辔:意思是馬吐出嚼子，咬斷缰繩，比喻不受束縛。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