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武夷山市五夫鎮朱子社倉遺址 黃亨營 攝

一

“昨夜江邊春水生，艨艟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這是朱熹題為《觀書有感》兩首中的第二首。品味其意，行船有行船之理，讀書有讀書之理，萬事萬物皆有其理。理者，規律也，順之則成，逆之則敗。這不僅是大儒朱熹的觀察心得、讀書心得、格物心得，也是他的躬行踐履之心得。

乾道五年至七年（1169年—1171年），在福建崇安縣為母親守制的朱熹，數次上書給建甯府兩任知府，其心拳拳，隻為一件事，請求在五夫裡建社倉。

此前乾道四年（1168年），閩北建陽、崇安、浦城一帶鬧災荒，饑民騷動，盜賊蜂聚，當時正在五夫裡屏山祠奉親的朱熹受邀與鄉耆劉如愚一起，勸鄉裡豪民降價赈賣藏粟，請求發放常平倉存糧六百石，“民得遂無饑亂以死”。勸赈、放糧隻是權宜之舉，朱熹思來想去，為長遠計，須建社倉。

社者鄉社，倉者糧倉，社倉即設于鄉社用于救濟的糧倉。自古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不過，面對大小不斷的戰亂、猝不及防的瘟疫以及難以避免的災荒，讓百姓吃上飯吃飽飯，并非易事，建倉理所當然，勢在必行。

先是漢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建議設立常平倉，将過去的平籴法、平準法制度化，規定新谷登場時國家平價收購儲存一部分，饑荒時平價賣出，以免谷賤傷農，谷貴傷民。可這一制度實施了十餘年便被廢罷，因為政府對越來越大的市場越來越難控制，倉中糧食常被挪借軍費、工程費使用，兼之一些地方官員管理不善甚至以此營私，“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常平倉，倉不常滿，價不均平，不過其在特定時期又确有平抑糧價的功能，因而常平倉一路坎坷，屢屢陷入建立、廢罷、再建、再廢的怪圈。

之後是隋文帝時度支尚書長孫平建議創立的義倉。常平倉通過買糧賣糧讓利百姓，義倉則旨在通過征糧放糧進行。秋天豐收時，根據貧富不同，官府要求各戶交納不過一石的粟麥，存在闾巷，災年或歉收時再以之赈濟。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既能減少國家負擔，又能保障百姓生活，一時普受歡迎，“天下義倉，又皆充滿”。不過，開皇十四年（594年），關中大旱，朝廷不許義倉放赈，後來幹脆收回管理權，改官辦民管為官辦官管，限定繳糧數量。義倉反而成為正常稅收之外的新稅種。有此先例，此後義倉也和常平倉一樣起起伏伏，名實不副。

二

社倉并非朱熹首創，僅在南宋紹興二十年（1150年），其同門魏元履就在建甯府建陽縣長灘鋪建過社倉。《建甯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介紹，魏元履請借常平倉米貸給貧苦百姓，秋收還納于倉，其附近鄉鄰“始得飽食安居，以免于震擾夷滅之禍”。不過，魏元履認為收息即聚斂，容易走上王安石青苗法（青苗法是王安石主持的熙甯變法中的一條措施，是一種短期借貸制度，農民在正月、五月時可向政府貸款，待五月、十月糧食收獲後，随夏秋兩稅歸還本金與利息，其本意既有增加歲入，也讓農民免于民間的高利貸盤剝）的套路，是以貸米決不取息。這樣的理想主義倒正是朱熹所擔憂的。朱熹認為，不收息則放貸動力不足，貸出的糧食反會大減，餘糧缺少周轉，時間一長更容易發黴變質，“惠既狹而将不久也。”這與孔子批評子貢“贖人讓其金”如出一轍，行善施惠亦當順其理，高标準可以作示範引導，卻不宜強作要求。果然，魏元履死後，後任者不能如其勤勞恭恪，斂散之際明奪暗欺等問題屢屢發生，結果粟腐于倉，民饑于室，“貸者病焉，而良民凜凜于兇歲，猶前日也。”

物無妄然，必由其理。違逆其理，行而不遠，因循其理，事半功倍。乾道七年（1171年）八月，在朱熹一再主張下建成的五夫社倉，十四年後，不僅歸還了貸本六百石，餘糧更達到三千一百石之多，堪稱典範。

理并非虛無，而是對實踐的總結。即便失敗的實踐，也孕有理的因子，不宜輕言廢棄。從古已有之的常平倉、義倉，朱熹既看到了其位置的單一、對象的偏狹，“然皆藏于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遊輩，至于深山長谷，力穑遠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也看到了程序的繁瑣，效率的低下，“又其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鐍，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訾省”；還看到了糧食的特性，儲藏的缺陷，“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

對時人诟病的青苗法，朱熹也沒有全盤否定，而是推其本源，在正反對比中探尋新路，“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谷，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朱熹的五夫社倉有的放矢，是以大獲人心，上下交贊。

三

理既存于事物的固然，更存于事物的本然，即其所以然中。朱熹指出，古之良法之所以當下難行，多因不能返其本源，思慮不周。順應其理，是以其五夫社倉位置設在村社，補了常平倉、義倉于州縣之不足，方便百姓納糧借糧，地理方便；事務以村社本身為主，聘請四位鄉賢主事，免了官方層層報批、審核、撥付的手續，管理提效；經營不為盈利，以建甯府常平倉的六百石糧食為貸本，秋冬歸還每石加二鬥息米，遠低于大戶借貸，收成不好時減半，荒年時甚至無息，息糧堆滿倉庫後放糧隻收耗米不再收息，情理通達；商定具體條約，并公之于衆，收糧、赈糧時邀請地方官吏參加，主動接受監督，法理嚴備。數理合并，歸于一理，推動百姓自助自救，減輕官府赈濟負擔，滿足了社倉自身運行的規律，這正是五夫社倉所以取效一時而且長期存在的關鍵所在。

理從實踐中來，從本然中來，更從誠字中來。“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在五夫社倉建設、運行始終，朱熹不為其名而圖其實，不為個人而為衆生，不逞一時而謀長久，始終以誠實不欺面對本心。五夫社倉籌建，他極力建言，不厭其煩多角度講社倉的益處，終于征得同意；五夫社倉建成，他不是居功自傲，而是把自己撇在一邊，親自挑選百姓信得過的鄉賢共同主管其事；五夫社倉運行，他起草制定條約，對戶籍人員、貸糧收糧、監督執行、社倉管理等多個方面予以詳細規定，大小事務均有明确要求；五夫社倉推廣，他不遺餘力，不過他反複強調要尊重百姓意願，“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

淳熙八年（1181年）十二月甲子，朝廷采納朱熹建議，要求各地因地制宜，仿行其法，他還為各地社倉撰寫相關文章，介紹經驗，反思不足，尤其告誡管理者不能生一絲貪心，相傳五夫社倉竣工之日，朱熹在倉壁題詩一首：“度質無私本是公，寸心貪得意何窮。若教老子莊周見，剖鬥除衡付一空。”理之存或本于天，理之行實在于心，因循其間，方能得活水、自在行。（趙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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