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社會與唐詩創作之關系?論及中古士族，一般按地域将其分成山東士族、關隴士族、僑姓士族、吳姓士族、代北虜族等晉永嘉之際，諸胡南進，中原失據，造成中國南北大分裂東晉時期，随晉室南渡的僑姓士族與吳姓士族開始融合，形成了本文所論述的對象：江東士族自東晉至隋唐，山東士族、關隴士族、代北虜族成為北方文化的代表；江東士族則成為南方文化的代表，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唐代社會與唐詩創作之關系?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唐代社會與唐詩創作之關系

論及中古士族，一般按地域将其分成山東士族、關隴士族、僑姓士族、吳姓士族、代北虜族等。晉永嘉之際，諸胡南進，中原失據，造成中國南北大分裂。東晉時期，随晉室南渡的僑姓士族與吳姓士族開始融合，形成了本文所論述的對象：江東士族。自東晉至隋唐，山東士族、關隴士族、代北虜族成為北方文化的代表；江東士族則成為南方文化的代表。

江東士族的情況與山東士族頗有不同，山東士族以“五姓七家”為代表，包括清河崔氏與博陵崔氏、隴西李氏與趙郡李氏、荥陽鄭氏、範陽盧氏與太原王氏，他們幾乎涵蓋了山東士族的主體。江東士族包括僑姓士族與吳姓士族，姓族繁多。永嘉之亂造成大批北方士族南渡，過江士族有“百譜”之多，再加上大量吳姓士族的存在，江東士族的姓族之多遠非“五姓”所能比肩。

永嘉之亂前，江東居住着吳姓士族，吳姓士族為原有土著或漢代移民，其著房大概有19姓，包括吳郡：吳縣朱、張、顧、陸，錢塘朱氏；會稽郡：餘姚虞氏、上虞魏氏，山陰孔、謝、賀、丁；義興郡：陽羨周氏、許氏；丹陽郡：秣陵紀氏、陶氏、句容葛氏。

晉永嘉之亂造成更大規模的移民潮，黃河以南的士族紛紛南渡。永嘉南遷的北方士族主要包括琅琊諸葛氏、琅琊王氏、琅琊顔氏、谯國桓氏、颍川庾氏、颍川鐘氏、高平郗氏、汝南荀氏、範陽祖氏、汝南周氏、汝南應氏、陳郡謝氏、陳郡袁氏、陳郡殷氏、泰山羊氏、南陽範氏以及濟陽考城蔡氏等。他們紛至沓來，組建了北方僑姓政權，并且與吳姓士族一起形成了六朝時期的江東士族。

隋唐政權源自北周體系，以關隴為本位。隋開皇九年平陳後，“陳叔寶與其王公百司發建康，詣長安，大小在路，五百裡累累不絕”(《資治通鑒》卷一七七)。大批江東士族才俊雲集長安，唐人孫元晏對此詠歎道：“文物衣冠盡入秦，六朝繁盛忽埃塵。”(《淮水》)隋炀帝踐祚後，開始重用江東士族，如許善心、虞世基、虞世南、虞綽、王胄皆梁陳文壇執牛耳者，陳亡後入隋。吳郡陸知命、吳興姚察等亦得到重用。江東士族是六朝時期的文化高門，南北混一雖以北朝征服南朝而告終，但作為俘虜降臣的江東士族尚能以其學術修養屹立于新朝。

唐太宗總一寰宇，号稱得人為盛。唐開國伊始，天下初定，太宗即修文偃武，以文德綏海内。彼時，江東世家大族依舊保持了相當雄厚的勢力。元代胡三省《資治通鑒》“武德四年”注雲：“唐太宗以武定禍亂，出入行間，與之俱者，皆西北骁勇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選弘文學士，日夕與之議論商榷者，皆東南儒生也。”這些“東南儒生”多來自南朝，他們大多出自江東士族。

唐初政治上雖然采取關隴本位政策，但江東大族仍然有許多人在初唐朝廷中擔任要職，如貞觀時期會稽虞世南為太宗所器重，杭州褚遂良、許敬宗一時間亦能總攬機要。高宗時蘇州陸敦信，武後朝吳興沈君諒，蘇州陸元方、顧瓊，中宗朝潤州桓彥範，睿宗時的陸象先等，均曾任宰相。太宗朝江東士族子弟在儒學方面人才濟濟，僅舉其荦荦大者：出自吳郡陸氏的陸德明，秦王府文學館學士、太學博士；出自吳郡朱氏的朱子奢，弘文館學士；出自吳郡張氏的張後胤于高祖鎮太原時引居賓館，太宗就授《春秋左氏》，曾任國子祭酒，散騎常侍；出自高陽許氏的許叔牙，崇賢館學士。唐代江東士族雖被皇權有效肢解，并被重新置于皇權政治的框架之内，但其社會影響力仍不容小觑，他們仍能紹繼六朝門風，在唐代英才輩出，簪纓相繼。

太宗喜好庾信詩文，詩歌受南朝齊梁绮豔、骈俪詩風影響十分明顯。圍繞在太宗周圍的詩人多元老重臣，很多出自江東士族。他們文詞辨麗，學涉稽古，皆鄧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

貞觀年間最著名的宮廷詩人當屬虞世南。虞世南出自會稽餘姚虞氏，屬于江東士族中的吳姓士族。虞世南少時便受到徐陵賞識，陳滅後，與兄虞世基入隋京城長安，時人譽之為西晉入洛陽之陸機、陸雲兄弟。入唐後，虞世南甚為太宗所重，太宗稱“世南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并稱其德行、忠直、博學、文辭、書翰為“五絕”。《貞觀政要》卷二載：“貞觀初，太宗引為上客，因開文館，館中号為多士，鹹推世南為文學之宗。授以記室，與房玄齡對掌文翰。”虞世南曾仕陳、隋二朝，以宮廷詩知名于時，深受齊梁浮豔詩風的影響，其雍容俊朗的詩歌為當時文壇所效仿。入唐後，太宗作宮廷詩，命群臣赓和，世南卻谏道：“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诏。”(《新唐書，虞世南傳》)虞世南入唐後的詩作力圖擺脫齊梁體格，呈現出清新、剛健的氣息，流露出對宮廷以外現實生活的關懷。他的佳作以拟樂府為後世稱道，其邊塞詩對盛唐邊塞詩有明顯啟迪意義，如《從軍行》：

塗山烽候驚，弭節度龍城。冀馬樓蘭将，燕犀上谷兵。劍寒花不落，弓曉月逾明。凜凜嚴霜節，冰壯黃河絕。蔽日卷征蓬，浮天散飛雪。全兵值月滿，精騎乘膠折。結發早驅馳，辛苦事旌麾。馬凍重關冷，輪摧九折危。獨有西山将，年年屬數奇。

該詩描寫塞外苦寒之地邊關将士征戰艱辛，卻得不到朝廷的恩賜，流露出作者對将士們的同情。清人沈德潛認為此詩“漸開唐風”(《唐詩别裁集》卷一)，指出了虞世南在唐詩發展中的筚路藍縷之功。

虞世南的詠物詩也别有趣味，往往借詠物來抒發自己的志趣，如《蟬》：

垂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

該詩寓意巧妙自然，具有深刻的哲理，又契合作者所處境況，達到了物我情融，主客觀合二為一的境界，與後來駱賓王、李商隐同題之作被推為唐人詠蟬詩的“三絕唱”。

作為當時一代文宗，虞世南不僅工于詩，文章亦妙絕天下。太宗時期追懷舊臣及紋飾太平之政治文書，多由世南創制。

唐初另一位出自江東士族的重要作家是陳子良。陳子良吳人，出自江東僑姓士族颍川陳氏，唐初與出自江東士族的蕭德言、庾抱同為太子學士。陳子良是唐初開一代風氣的作家，其詩作不乏清新之作，如《詠雪》《七夕看新婦隔巷停車詩》等。

唐初宮廷詩歌占據詩壇的統治地位，陳子良的宮廷詩也别具一格，如《新宮詞》雲：“春色照蘭宮，秦女坐窗中。柳葉來眉上，桃花落臉紅。拂塵開扇匣，卷帳卻熏籠。衫薄偏憎日，裙輕更畏風。”該詩清新自然，頗脫齊梁詩風藩籬。陳子良的足迹曾遠至塞外，他的詩歌題材亦突破了宮廷詩的窠臼，如《于塞北春日思歸》：

我家吳會青山遠，他鄉關塞白雲深。為許羁愁長下淚，那堪春色更傷心。驚鳥屢飛恒失侶，落花一去不歸林。如何此日嗟遲暮，悲來還作白頭吟。

該詩描述作者出使塞北時思念江東家鄉時的愁情，語句悲涼。全詩對仗工整，清新自然。陳子良雖身處宮廷，其詩歌表現範圍已擴展至宮廷以外的社會。論者往往将初唐詩歌題材的擴大歸功于“初唐四傑”，而忽視了陳子良的開創之功。

唐初宮廷文壇的重要詩人中出自江東士族者尚有褚遂良與許敬宗，其中，褚遂良為弘文館學士、著名詩人褚亮之子。許敬宗聲名狼藉卻久居高位，他是東晉著名文學家許詢之後，陳隋時期大儒許善心之子。許敬宗于隋大業年間中秀才，後為秦王府學士，因其起草诏書得體而深受太宗賞識。許敬宗屢修國史，在高宗、武後朝拜相，其詩歌多應制之作，《新唐書·藝文志》著錄《許敬宗文集》八十卷。

“初唐四傑”中的駱賓王出自江東士族東陽駱氏(見林寶《元和姓纂》卷十)。駱賓王自幼聰穎，七歲時即以《詠鵝》詩才名遠播。少年氣盛的駱賓王卻偏偏命途多舛，其一生經曆遠非當時宮廷詩人所能相比，故其詩文表現内容得到很大拓展，有真實生活感受。駱賓王從軍邊塞的經曆長達五六年，創造了不少邊塞軍旅題材作品，開盛唐邊塞詩先聲。如《從軍行》：

平生一顧念，意氣溢三軍。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劍文。弓弦抱漢月，馬足踐胡塵。不求生入塞，唯當死報君。

該詩抒發了詩人建功立業、誓死報國的雄心壯志，極富感染力，較之虞世南的同名作品更多親身體驗。駱賓王詠物詩創作亦頗有建樹，如《在獄詠蟬》：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鬓影，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

該詩托物言志，慨歎朝廷混淆視聽，使忠良蒙難，無人為自己平冤昭雪，繼承了虞世南《蟬》的借詠物抒情的方式。

駱賓王不僅是詩人，亦為骈文聖手。其骈文仍是骈四俪六的形式，繼承了六朝骈文的詞藻富贍、語言秾豔的特點，但又添入了新的因素和時代特色，透露出英才華發和俊逸清新的氣息，增強了藝術感染力，成為與陳隋骈文迥然異趣的唐代新骈文，因而具有革新意義。駱賓王的骈文名篇《讨武曌檄》是為徐敬業起草的檄文，曆來為人傳誦。文章融叙事于抒情之中，寓号召于議論之間，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和政治煽動性。

盛唐時期主要指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這一時期，唐朝經濟文化發展臻于極盛，文學亦發展至巅峰時期。盛唐時期首先“名揚于上京”的江東文士是“吳中四士”，他們皆出自江東士族，包括：賀知章、包融、張旭、張若虛。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杜甫《飲中八仙歌》)。杜甫将賀知章列為“飲中八仙”之首，足見老杜對賀知章的喜愛。賀知章出自江東士族會稽賀氏，為太子洗馬賀德仁之族孫，賀德仁少與從兄德基鹹以詞學見稱，時人稱之：“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舊唐書·文苑傳》)賀德仁兄弟八人，時人喻之“荀氏八龍”。賀知章少以文詞知名，尤擅草隸，他性格放曠，自号“四明狂客”。賀知章對盛唐氣象的形成貢獻很大，他在長安與李白一見如故，留下了“金龜換酒”的文壇典故。賀知章在唐代文學史上有重要貢獻，被認為是開盛唐七絕風氣之先的作家。

賀知章是“吳中四士”中仕途最得意者，其餘三人皆仕途蹭蹬，沉淪下僚。包融出自延陵包氏，梁肅《秘書監包府君集序》稱：“(包融)實以文藻盛名，揚于開元中。”包融之子包佶與包何皆有文名，能延承乃父之業，其中，包佶文名更盛。

張旭出自江東吳姓士族吳郡張氏，是吳郡陸彥遠外甥。張旭被稱為“張颠”，以草書知名，後人稱之為“草聖”。唐文宗曾将張旭的草書、李白的詩歌、裴旻的劍舞稱之為唐代“三絕”。張旭的詩歌顯示的是一種清新俊逸、豪放灑脫的獨特風格。張旭不以詩名，但其狂放灑脫的獨特個性以及草書成就正是盛唐富于浪漫氣息的時代精神的體現。

張若虛雖存詩絕少，總共就兩首，卻以《春江花月夜》“替宮體詩贖清了百年的罪”。該詩孤篇壓全唐，攀上了詩歌創作的巅峰，張若虛正是憑借這一首詩而成為大家。“吳中四士”和賀朝、萬齊融、邢巨等人共同名揚長安，正是隋唐以來江東文士不斷努力的表現。

蕭穎士為梁鄱陽王蕭恢(梁武帝蕭衍兄弟)七世孫，郡望蘭陵蕭氏，屬于江東士族中的僑姓士族。開元末舉進士，對策第一。蕭穎士能取得“後世為文者，皆以為法焉”(李華《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之美譽及出現“頃東倭之人，逾海來賓，舉其國俗，願師于夫子”(劉太真《送蕭穎士赴東府序》)的情況絕非謬贊。當時新羅使入朝時都說：“國人願得蕭夫子為師。”(《舊唐書·蕭穎士傳》)

蕭穎士是文體複古的積極倡導者，他在《贈韋司業書》中說到：“仆平生屬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議，必希古人。魏晉以來，未嘗留意。”他強調為文取法魏晉之前，實際上是否定了魏晉以來流行的骈文。蕭穎士在古文創作、古文理論方面皆很有建樹，并通過人才的培養為古文運動積聚了力量，是古文運動的先驅人物。

盛唐時期的一代名臣張九齡亦出自江東士族。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載，張九齡出自始興張氏，始興張氏為西晉司空張華之後，永嘉之亂時随晉室南遷，屬于江東僑姓士族。張九齡進士及第後仕途頗為順遂，于玄宗開元二十一年拜相。張九齡七歲知屬文，被張說稱為“後出詞人之冠”。張九齡有文集20卷傳世，以五言古詩最為擅長，其五古《感遇詩》頗得風騷之旨，為一時之佳作，往往被論者與陳子昂《感遇詩》相提并論。其近體詩亦很有成就，五言律詩往往清淡自然，情緻深婉。

張九齡作為一代賢相，亦是當時文壇盟主，他提攜後進文士不遺餘力，對王昌齡、孟浩然、王維、盧象、裴迪、錢起、包融等皆具獎掖之功。張九齡大力贊同陳子昂提倡“興寄”“風骨”，反對齊梁文風的主張，認為改革文風的關鍵是“去華務實”(《送張說上賜燕序》)。他崇尚樸實、力排浮華，清人王士祯《古詩選凡例》說：“奪魏晉之風骨，變梁陳之俳優，陳伯玉之力最大，曲江公繼之，太白又繼之。”他反對浮華，又十分重視文學藝術的特征，在盛唐初期文學革新中居功甚偉。

總之，由六朝進入隋唐，政權被關隴集團牢牢控制于手中，其他集團很難有入仕機會，更遑論國破家亡之南朝士族餘緒。江東士族失去六朝時期的社會地位，他們逐漸依附關隴集團，憑借其文學才能與時俯仰。初盛唐時期，江東士族在文壇上依舊星光熠熠，為初盛唐文學的輝煌作出了巨大貢獻。

(《古典文學知識》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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