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最新的一項社會醫學研究表明，在針對近年來國内高校學生自殺的案例調查和分析發現，八成以上自殺大學生都是難産或剖腹産所生，因為剖腹産，緻使這些大學生情商欠缺，内向内閉，不善于處理人際關系，自我壓抑，終于走上絕路。産科專家呼籲遏止不斷高企的剖腹産率，提高自然分娩比例。

　　城市剖腹産高達八成

　　解放軍157醫院婦産科主任郭會平透露，近年來我國剖腹産率一直高企。高居不下的剖腹産率有醫院和醫生的問題，但更多的是産婦及其家屬的原因。高剖腹産率所帶來的負面後遺症，将給家庭和社會帶來很大的困難，不容忽視。一般而言，人們都會認為，高剖腹産率一定會帶來高的孕産婦死亡率和新生兒死亡率，實際上，與上世紀70年代很低的剖腹産率相比，現在的孕産婦死亡率和新生兒死亡率并未呈現正相關的下降。

　　郭會平說，“十月懷胎，一朝分娩”，分娩是懷胎的結果，是大自然必然的現象，自然分娩強調的是順其自然。剖腹産有嚴格的醫學指征，主要包括如下一些突出特征：胎兒頭與孕婦骨盆不正，胎位異常；孕婦第一胎剖腹産，或者多次剖腹産，再生時需要剖腹産；孕婦肥胖，生不下來；胎兒宮内窘迫；孕婦有嚴重的并發症，如心髒病，妊娠高血壓疾病等等。

　　但是按照2005年的統計顯示，中國大城市醫院的婦産科的剖腹産率都徘徊在70%~80%，農村的比例更高，一般在90%左右；而同期日本社會的剖腹産率隻有10%左右。郭會平說，按照中國目前的經濟生活水平和醫療衛生水平，中國城市的剖腹産率正常值應該在40%左右，現實數字大大偏高了。

　　剖腹産率高有三大因素

　　郭會平從社會醫學的角度分析了中國城市剖腹産率偏高的幾大原因：

　　首先，1995年6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正式實施後，對産科醫生的接生和孕期、産婦保健都做了很嚴格的法律責任規定，因此對産科醫生的壓力越來越大。大多産婦及其家屬擔心胎兒死亡，極力要求剖腹産，萬一小孩出事，醫生也覺得壓力承受不起，也不得不開刀。而很多産婦剖腹産手術前，産科醫生在與家屬做手術前談話時，很多産婦家屬都是帶着委托的律師，帶着錄音機“上陣”談話，給産科醫生帶來很大的壓力。人為因素的出現，近十年來使大城市的剖腹産比率大增。

　　按照手術前醫院和孕婦及其家屬的手術協議，一旦剖腹産出現意外，醫生和醫院是不承擔法律責任的。

　　其次，現在很多産婦(特别是城市的外來工孕婦)在孕期沒有得到很好的産科醫生指導，或者根本沒有孕期指導，隻知道給孕婦大補，導緻産婦過于肥胖，以至于難産，但到了該生産的時候，生不下來隻有剖腹産。

　　第三，現在醫學技術越來越發達，很多家庭都使用起了胎兒監護儀器，即使家庭沒有也常常在孕期到醫院用胎兒監護儀器進行監測。從科學的角度，胎兒監護儀器都很精密。郭會平說，因為很多孕婦及其家屬過度相信胎兒監護儀器監測到的指數“證據”，而産科醫生的醫學經驗反而不可靠了；于是醫生面對孕婦及其家屬就強烈要求剖腹産，面對醫學儀器上明白顯示的科學“證據”，顯然也不願意自己承擔生産意外責任，幹脆聽之任之，孕婦及其家屬怎麼說就怎麼做。

　　實際上，這樣一來，醫院産科的質量也随之大大下降。護士不會接産，醫生不會觀察孕婦産程特征，在很多醫院産科很是普遍，造成醫療機構的産科質量下降，也反過來提高了剖腹産的高比例，形成了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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