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往聖将微之緒,啟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辟異端之論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行狀》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孔子

我們前面講到，佛家進入以後，倒逼着儒家又有新動向了，因為佛家實在是太精彩了，于是儒家就要思考一系列的問題，必須要進行自我改造了，所以，産生了新儒家。

新儒家看到了佛教有一系列很嚴密的體系，儒家就需要提供一些自己所有思維的宏觀精神依據了。他們就要挖掘天理，挖掘心性，後來由這個又挖掘到良知。本來呢，正宗的儒家，像孔子、孟子，他們也講了很多我們必須遵守的美德，我們必須遵守的那些規矩。但是請問，為什麼要遵守這些美德？為什麼要遵守這些規矩？根本理由是什麼？儒家學者好像曆來不太在意，就是對于根本理由他們不太在意的。

你如果問孔子、孟子，為什麼要遵守那麼多美德？為什麼要遵守這麼多規矩？他們的回答往往是，先王就是這麼做的，堯舜禹是這麼做的，或者說得更徹底一點，就是人們需要，國計民生需要。為什麼這樣？他們不太說，他們隻能說應該怎麼樣，他們不太問為什麼要這麼樣。

這種學術态度本來是可以的，但是到佛教出來以後，這樣學術态度就顯得淺了，就顯得單薄了。你隻說應該怎麼樣，卻不說為什麼要這樣，大家有沒有感到儒家确實有這個毛病？老在說什麼規矩，老在說什麼是美德，老在說應該怎麼樣、應該怎麼樣，很少說為什麼要這樣。

而反觀佛教，我前面講過，它把宇宙解釋成世界，解釋成是各種各樣偶然關系的偶然組合，所以一切是空的，當空的時候呢，它慢慢地就來看到我們的苦難，其實也是我們營造出來的， 也是空的，它從根本上來解決問題了。

儒家從來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儒家學者慢慢慢慢地，終于從佛教學習種找到了根本原因，找到宏大的哲學理念的這麼一條路子上來了，他們走到這條路子來了。他們找來找去，找到了兩個非常棒的概念，一個叫“天理”，一個叫“良知”。他們想從“天理”和“良知”上來尋找社會上的一切規範和一切美德的理由。

大家想想看，如果我們在生活當中，隻要是中國人，我們面對實在看不下去的最極端性的事件，我們是不是會疾呼“天理何在？良知何在？”可見，天理、良知是人們在日常生活當中，在口語上也是最後界限。

我們新儒家，就在這兩條最終的界限裡邊去尋找儒家規範的基點。這樣的話，就出現了新儒家的兩條路，一個是理學，一個是心學。天理，由理學來研究；良知，由心學來研究。

我們現在先講理學，就是新儒家的理學，他們是研究天理的。我先講了理學，再慢慢地講心學。心學上次已經講過了，但是我們這次呢，在儒家學術接受了佛家的沖擊和啟發以後所産生的新形态，要比較完整地把這個新形态講述一下。

理學在哲學史上往往被稱為“程朱理學”，“程”是程氏兩兄弟，而“朱”指的是朱熹，他是主要集大成者，也是我們非常優秀的哲學家。

就像佛教一樣，朱熹要從天地宇宙的根本上去講我們行為的基點了，他說“宇宙之間，一理而已”，用理來決定天下萬物的由來和規範。天下萬物的由來，按照他的說法，叫“所以然”；天下萬物的規範，按照他的說法，是“所當然”。

世界就是由一個理，宇宙之間一個理，所組成的。理，有一部分是必然出來了，有一部分是我們要設計出來的，這兩個是我們要在世界上、在社會上，實現我們天理的基本途徑。

我認為，程朱理學是中國思想家從理性主義的高度，來探究天地萬物的終極原理，表現出了宏觀的抽象的思維能力。這在中國，平心而論，出現的比較少，時間也比較晚，但是出現了還是讓我們很欽佩。

在六百多年以後，德國古典主義哲學家康德，提出過理性法則，黑格爾提出過絕對理念，其實他們和中國程朱理學哲學家的哲學企圖是很靠近的。盡管康德、黑格爾對中國哲學相當陌生，他們完全不知道六百年前，有一批東方哲學家已經達到了這樣的精神高度，而他們在六百年以後還在攀越。

朱熹認為，“理”是宇宙的本體，是唯一的太極，天地萬物就由此分出來的。正是在這個關口上，他觸及到了所有思想家都很難回避，但又不得不讨論的善惡問題。孟子說“性本善”，荀子說“性本惡”，但是卻一直沒有深入的論證。朱熹認為，孟子說“性本善”，是“不備”，也就是說不完備的；荀子說“性本惡”，不明，也就是說不明确。在不完備、不明确的時候，執着于一端，朱熹覺得，根源的問題上還要理清脈絡。

朱熹認為“理”是善的，是至善的。但是，當“理”要在世界上實現的時候，它必須要化作“氣”，這個“氣”就有清、濁、陰、陽之分了。清生善，濁生惡，所以，人類也就有了善惡。大家聽明白沒有，朱熹說，理是至善的，理要在世界上體現的時候，它就要碰到氣，和氣組合在一起。但氣呢，有清氣、濁氣，有陰氣、陽氣，這裡邊就有善惡之分了。

朱熹說，由于天理是至善的，所以人的先天的本性也是至善的。朱熹把這種先天的本性說成是“天命”，把後天養成的特性，叫做“氣質”。他認為天命和氣質常常矛盾，所以，一個人應該好好地認識自己的天命，慢慢地改善自己的氣質，要改善氣質，其中有一個就是要放棄人的很多欲望，放棄人欲，來服從天理，而且要知而後行，你知道了就要慢慢地做。

朱熹認為，你隻有領悟了天理，才能領受自己的天命。但是，要領悟天理很難，所以就要經過格物。什麼叫格物？就是集中心性，對各個具體的事物的純粹狀态進行省察。你把你的心智集中起來，對各種事物的存在狀态進行思考，進行觀察，這樣就可以由個别到達普遍，由事物到達天理。

這個過程非常難，因為人心并不能夠集中起來面對客觀的事物；所以，他提出人心要進入一種主敬、涵養的修行過程。什麼叫主敬、涵養呢？要敬畏，要收斂，要謹慎，要深思，要專一，要嚴肅。在這些詞彙當中，敬，這一個普普通通的漢字，在朱熹那兒，就成了人們皈依天理、服從天命的主要途徑。在朱熹看來，有了敬，天下人心就能夠深入天理、天命，和諧安定。

大家大體上能夠明白朱熹的思維嗎？他認為，整個天地宇宙就是一個“理”來統治的；但是到人間呢，就要變成天命，每個人都應該服從。人要認識天理和天命很難，所以隻能格物緻知，隻能就具體的事務，集中精力去想它、想它、再想它，想到後來，慢慢地就由個别到一般，認識天理了。

這個過程很難完全能夠實現，原因是人心太浮。所以，他要求大家的人心，首先要保持敬畏的态度，對天理敬畏，對天命敬畏，敬，就是讓天理和天命慢慢地滲入到我們心中。所以，在朱熹那兒，敬字，非常重要。

朱熹所說的這麼一個宏大的思維結構，如果進入到我們社會裡邊，這個天理和天命，就變成了各種各樣的人際關系，譬如父子關系，譬如兄弟關系，譬如族親的關系，延伸下去呢，又擴大到了君臣關系。平心而論，你講父子關系、兄弟關系、族親關系的時候，你講天理、天命那還說得通。但是，如果一直推理到用父子關系、兄弟關系、族親關系，推理到君臣關系，而且把君臣關系推到天理和天命的高度，這就問題就大了，這就讓朱熹的形象變了。

本來，朱熹想用天理來表述一種穩定的秩序，相反相成、百脈呼應的一種社會理想，但是，卻把封建社會的君權專制合理化了。這種強取豪奪的制度變成了一種天然現象，變成了天理、天命了，這就不對了。

他把《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這個“四書”做了大量的诠釋，诠釋以後，他以天理、天命來維持社會秩序的這麼一個構想，後來慢慢地被他後世的統治集團所重視，就漸漸地成了一種國家哲學，他對“四書”的注釋甚至成了全國科舉考試的一種标準。

朱熹他本人，當時去世的時候，日子還非常的不好，當時被說成是“僞學”。他的地位是在他死後慢慢地被統治者重視的，因為他把當時的社會的這種專制集權的構建，變成了一種天理和天命，這樣的話，統治者一定是很高興了，老百姓如果學的話也會跟着服從。有很多的後來的思想家為了求得自由，就一定要把朱熹的理學推翻，有這樣一個背景。

如果撇開這一部分，我個人認為，朱熹試圖用天理的理念來探究宇宙和人世的終極道理，這一點還非常值得我敬仰。而且，他知識實在是淵博，他的氣魄非常宏大，他在讨論社會結構的時候，那宏大的理論，陷落在一個為專制制度辯護的泥坑裡邊，這是曆代儒家的通病。

這樣的話，我們對理學的功和過都做了簡單的解釋；而且理學為什麼在當時會産生，由于佛教的沖擊，産生的充分的合理性，我也做了說明。他後來産生了某一種理論陷落，那是儒家的通病，我們也應該曆史的看問題，予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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