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往聖将微之緒,啟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辟異端之論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行狀》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孔子
我們前面講到,佛家進入以後,倒逼着儒家又有新動向了,因為佛家實在是太精彩了,于是儒家就要思考一系列的問題,必須要進行自我改造了,所以,産生了新儒家。
新儒學的天理與良知觀新儒家看到了佛教有一系列很嚴密的體系,儒家就需要提供一些自己所有思維的宏觀精神依據了。他們就要挖掘天理,挖掘心性,後來由這個又挖掘到良知。本來呢,正宗的儒家,像孔子、孟子,他們也講了很多我們必須遵守的美德,我們必須遵守的那些規矩。但是請問,為什麼要遵守這些美德?為什麼要遵守這些規矩?根本理由是什麼?儒家學者好像曆來不太在意,就是對于根本理由他們不太在意的。
你如果問孔子、孟子,為什麼要遵守那麼多美德?為什麼要遵守這麼多規矩?他們的回答往往是,先王就是這麼做的,堯舜禹是這麼做的,或者說得更徹底一點,就是人們需要,國計民生需要。為什麼這樣?他們不太說,他們隻能說應該怎麼樣,他們不太問為什麼要這麼樣。
這種學術态度本來是可以的,但是到佛教出來以後,這樣學術态度就顯得淺了,就顯得單薄了。你隻說應該怎麼樣,卻不說為什麼要這樣,大家有沒有感到儒家确實有這個毛病?老在說什麼規矩,老在說什麼是美德,老在說應該怎麼樣、應該怎麼樣,很少說為什麼要這樣。
而反觀佛教,我前面講過,它把宇宙解釋成世界,解釋成是各種各樣偶然關系的偶然組合,所以一切是空的,當空的時候呢,它慢慢地就來看到我們的苦難,其實也是我們營造出來的, 也是空的,它從根本上來解決問題了。
儒家從來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儒家學者慢慢慢慢地,終于從佛教學習種找到了根本原因,找到宏大的哲學理念的這麼一條路子上來了,他們走到這條路子來了。他們找來找去,找到了兩個非常棒的概念,一個叫“天理”,一個叫“良知”。他們想從“天理”和“良知”上來尋找社會上的一切規範和一切美德的理由。
大家想想看,如果我們在生活當中,隻要是中國人,我們面對實在看不下去的最極端性的事件,我們是不是會疾呼“天理何在?良知何在?”可見,天理、良知是人們在日常生活當中,在口語上也是最後界限。
我們新儒家,就在這兩條最終的界限裡邊去尋找儒家規範的基點。這樣的話,就出現了新儒家的兩條路,一個是理學,一個是心學。天理,由理學來研究;良知,由心學來研究。
我們現在先講理學,就是新儒家的理學,他們是研究天理的。我先講了理學,再慢慢地講心學。心學上次已經講過了,但是我們這次呢,在儒家學術接受了佛家的沖擊和啟發以後所産生的新形态,要比較完整地把這個新形态講述一下。
朱熹:理學的集大成者理學在哲學史上往往被稱為“程朱理學”,“程”是程氏兩兄弟,而“朱”指的是朱熹,他是主要集大成者,也是我們非常優秀的哲學家。
就像佛教一樣,朱熹要從天地宇宙的根本上去講我們行為的基點了,他說“宇宙之間,一理而已”,用理來決定天下萬物的由來和規範。天下萬物的由來,按照他的說法,叫“所以然”;天下萬物的規範,按照他的說法,是“所當然”。
世界就是由一個理,宇宙之間一個理,所組成的。理,有一部分是必然出來了,有一部分是我們要設計出來的,這兩個是我們要在世界上、在社會上,實現我們天理的基本途徑。
我認為,程朱理學是中國思想家從理性主義的高度,來探究天地萬物的終極原理,表現出了宏觀的抽象的思維能力。這在中國,平心而論,出現的比較少,時間也比較晚,但是出現了還是讓我們很欽佩。
在六百多年以後,德國古典主義哲學家康德,提出過理性法則,黑格爾提出過絕對理念,其實他們和中國程朱理學哲學家的哲學企圖是很靠近的。盡管康德、黑格爾對中國哲學相當陌生,他們完全不知道六百年前,有一批東方哲學家已經達到了這樣的精神高度,而他們在六百年以後還在攀越。
朱熹認為,“理”是宇宙的本體,是唯一的太極,天地萬物就由此分出來的。正是在這個關口上,他觸及到了所有思想家都很難回避,但又不得不讨論的善惡問題。孟子說“性本善”,荀子說“性本惡”,但是卻一直沒有深入的論證。朱熹認為,孟子說“性本善”,是“不備”,也就是說不完備的;荀子說“性本惡”,不明,也就是說不明确。在不完備、不明确的時候,執着于一端,朱熹覺得,根源的問題上還要理清脈絡。
朱熹認為“理”是善的,是至善的。但是,當“理”要在世界上實現的時候,它必須要化作“氣”,這個“氣”就有清、濁、陰、陽之分了。清生善,濁生惡,所以,人類也就有了善惡。大家聽明白沒有,朱熹說,理是至善的,理要在世界上體現的時候,它就要碰到氣,和氣組合在一起。但氣呢,有清氣、濁氣,有陰氣、陽氣,這裡邊就有善惡之分了。
朱熹說,由于天理是至善的,所以人的先天的本性也是至善的。朱熹把這種先天的本性說成是“天命”,把後天養成的特性,叫做“氣質”。他認為天命和氣質常常矛盾,所以,一個人應該好好地認識自己的天命,慢慢地改善自己的氣質,要改善氣質,其中有一個就是要放棄人的很多欲望,放棄人欲,來服從天理,而且要知而後行,你知道了就要慢慢地做。
朱熹認為,你隻有領悟了天理,才能領受自己的天命。但是,要領悟天理很難,所以就要經過格物。什麼叫格物?就是集中心性,對各個具體的事物的純粹狀态進行省察。你把你的心智集中起來,對各種事物的存在狀态進行思考,進行觀察,這樣就可以由個别到達普遍,由事物到達天理。
這個過程非常難,因為人心并不能夠集中起來面對客觀的事物;所以,他提出人心要進入一種主敬、涵養的修行過程。什麼叫主敬、涵養呢?要敬畏,要收斂,要謹慎,要深思,要專一,要嚴肅。在這些詞彙當中,敬,這一個普普通通的漢字,在朱熹那兒,就成了人們皈依天理、服從天命的主要途徑。在朱熹看來,有了敬,天下人心就能夠深入天理、天命,和諧安定。
大家大體上能夠明白朱熹的思維嗎?他認為,整個天地宇宙就是一個“理”來統治的;但是到人間呢,就要變成天命,每個人都應該服從。人要認識天理和天命很難,所以隻能格物緻知,隻能就具體的事務,集中精力去想它、想它、再想它,想到後來,慢慢地就由個别到一般,認識天理了。
這個過程很難完全能夠實現,原因是人心太浮。所以,他要求大家的人心,首先要保持敬畏的态度,對天理敬畏,對天命敬畏,敬,就是讓天理和天命慢慢地滲入到我們心中。所以,在朱熹那兒,敬字,非常重要。
朱熹形象的變化:成為官方哲學的儒家通病朱熹所說的這麼一個宏大的思維結構,如果進入到我們社會裡邊,這個天理和天命,就變成了各種各樣的人際關系,譬如父子關系,譬如兄弟關系,譬如族親的關系,延伸下去呢,又擴大到了君臣關系。平心而論,你講父子關系、兄弟關系、族親關系的時候,你講天理、天命那還說得通。但是,如果一直推理到用父子關系、兄弟關系、族親關系,推理到君臣關系,而且把君臣關系推到天理和天命的高度,這就問題就大了,這就讓朱熹的形象變了。
本來,朱熹想用天理來表述一種穩定的秩序,相反相成、百脈呼應的一種社會理想,但是,卻把封建社會的君權專制合理化了。這種強取豪奪的制度變成了一種天然現象,變成了天理、天命了,這就不對了。
他把《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這個“四書”做了大量的诠釋,诠釋以後,他以天理、天命來維持社會秩序的這麼一個構想,後來慢慢地被他後世的統治集團所重視,就漸漸地成了一種國家哲學,他對“四書”的注釋甚至成了全國科舉考試的一種标準。
朱熹他本人,當時去世的時候,日子還非常的不好,當時被說成是“僞學”。他的地位是在他死後慢慢地被統治者重視的,因為他把當時的社會的這種專制集權的構建,變成了一種天理和天命,這樣的話,統治者一定是很高興了,老百姓如果學的話也會跟着服從。有很多的後來的思想家為了求得自由,就一定要把朱熹的理學推翻,有這樣一個背景。
如果撇開這一部分,我個人認為,朱熹試圖用天理的理念來探究宇宙和人世的終極道理,這一點還非常值得我敬仰。而且,他知識實在是淵博,他的氣魄非常宏大,他在讨論社會結構的時候,那宏大的理論,陷落在一個為專制制度辯護的泥坑裡邊,這是曆代儒家的通病。
這樣的話,我們對理學的功和過都做了簡單的解釋;而且理學為什麼在當時會産生,由于佛教的沖擊,産生的充分的合理性,我也做了說明。他後來産生了某一種理論陷落,那是儒家的通病,我們也應該曆史的看問題,予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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