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人類生存發展的曆程，在世界上所有文明民族的曆史上都曾經有過嚴格的性道德，雖然有時甚至嚴厲到成為性禁锢。

　　任何有利于人類生存發展的道德，實際上都是對有害于人類社會生活的無節制本能行為的約束，性道德也不例外。人類實行群體的社會生活，為了整體的生存發展，必然要求每個個體的行為都符合一定的社會規範，以維護群體的穩定和繁榮。這就決定了人類社會必須建立在個體和群體行為都受到必要約束的基礎之上，其中對性行為的約束更是極為重要的一個方面，以至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曆史上形成的對性行為的社會約束，就不會有今天的文明人類。這就是為什麼在互相隔離的地理環境中獨立發展起來的不同文明民族，雖然各自的文化和曆史背景差别很大，然而卻都形成了十分相似的性道德觀念的真正原因。

　　中國的儒家文化，歐洲的基督教文化，從西亞到北非的伊斯蘭教文化，都是明顯的例子。這些世界上從古代延續下來的主要文化中都包含着嚴格的性道德，盡管表現形式不同，而且顯然還存在着程度不等的應該被摒棄的性禁锢，但其中的合理成分都是文明的存在和發展所必需的。那些在曆史上未能形成人類生存發展所需要的性道德的民族，或者是那些在形成性道德後又消失了的民族，不是為曆史所淘汰而不複存在，就是在文明的進程上發展緩慢，停滞不前。

　　人類社會必須對性行為進行約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人類的本能而言，性欲帶來的快感是所有軀體欲望在獲得滿足後，表現得最強烈的一種，然而社會行為規範卻偏偏要壓制個體對這種天賦的強烈快感的追求。其中必然有着與人類命運攸切相關的内在原因，而決不可能是偶然的，或者是平白無故的。

　　性道德的形成雖然與多種因素有關，并且其中社會學的原因占有更重要的位置，然而在曆史的今天，僅僅就生物學因素，即由優生和性傳播疾病構成的醫學問題來看，便足于闡明人類曆史上為什麼要對性行為進行如此嚴格的約束。特别是對今天正處于艾滋病嚴重威脅之下的當代人類，在飽受性放縱帶來的巨大災難之後，更應該冷靜地對所謂的“性解放”進行深刻反省。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很有必要對人類的性道德進行回顧，重新認識形成性道德的曆史原因，認真思考如何正确對待曆史形成的性道德，是在揚棄其糟粕部份的同時繼承其合理成分，還是全盤否定。中華文化的強大生命力，就在于不論在如何複雜的文化環境中，都能始終保持其賴于生存發展的傳統價值觀，而不是随波逐流為他種文化所淹沒。我們民族必将從西方的“性解放”災難中汲取教訓，而決不會盲目仿效，重蹈覆轍。

　　優 生

　　人類社會最早的性約束是禁止亂倫，在父女、母子、兄弟姊妹間嚴格禁止發生性行為。在有些文化中，更進而擴大到禁止所有近親之間的兩性關系。

　　原始部落的一個群體通常隻有幾十名成員，部落内的族内婚造成近親繁殖，會造成體質的逐漸退化，健康狀況一代不如一代，而部落間的婚配則能産生強健的子孫。原始人在代複一代的生活實踐中認識到近親繁殖會産生孱弱的後代，于是部落内部的族内婚逐漸向部落間的族外婚發展，族内的兩性行為就成為亂倫而遭到禁止。人類的性行為開始受到社會約束，保證了原始人類向着文明社會的邁進。僅此一點，我們就不可輕估性約束對于人類社會的重要意義。

　　最早的性約束都會以宗教禁忌的形式出現，因為原始人不可能知道遺傳學原理，他們把族内婚會産生不健康後代看作是神的懲罰，所以禁止亂倫就是神的旨意，不可違抗。這就在實質上形成了人類最初的性道德。

　　從族内婚到族外婚是一大進步，但仍是群婚，子女隻認識母親，不知道父親，近親之間還可能出現性交，優生也得不到保證。當母系社會的對偶婚出現時，優生又向前進了一步，但還是可能出現同父異母的後代之間的近親亂倫，因為這時的對偶婚隻是相對穩定，關系并不牢固，所以同父異母的子女彼此不能識别血緣關系。直到父系社會嚴格的一夫一妻制出現，不僅直系血緣不得亂倫，就連三代或五代旁系都不能通婚的性道德習俗形成時，人類的優生方得到可靠保證。

　　當近代遺傳學理論闡明了優生的本質時，人類才回過頭來認識到婚姻制度發展在人類體質進化上的重大意義，從而證明了以性道德形成出現的性約束，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必要條件。

　　保護女性健康

　　性亂，女性是首當其沖的受害者，按理性道德的要求男女青年都保持婚前的童貞，然而傳統的性道德卻片面要求女性保持童貞，對男性卻要寬容得多。從表面上看，這完全體現了封建社會的男女不平等和對女性的束縛，其實卻包含有對女性保護的合理内涵。女童過早性交的害處顯然大于男孩，青春期前女童的陰道粘膜是單純柱狀上皮，經不起摩擦，而且容易受感染。處女膜的存在，從生物學上就設置了陰道保護幼女生殖系統健康，防止污物進入陰道的解剖學屏障。女性要到性發育成熟後，陰道粘膜才演變成為能經受摩擦的鱗狀上皮，所以過早的兩性行為對女性會造成損害。

　　封建社會，單方面要求女性保護婚前童貞，對男性卻無此約束，還包含着另一層對女性的保護。古代，在沒有避孕措施的條件下，如果不對處女提出這一苛求，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婚前性行為，而且必然要引起未婚先孕。男性在沒有婚姻約束的情況下，可以隻圖性滿足而并不對性行為的後果負責；女性則不然，要對懷孕承擔全部責任。在古代，堕胎有生命危險；在私有制社會中要是生下私生子，此後的出嫁就會遇到極大的麻煩，況且私生子又由誰來撫養。即使是現代，未婚女性雖然采取避孕措施，失敗也是常事。人工流産同樣損害女性健康，因人工流産引起大出血、子宮穿透傷、感染、甚至死亡的例子并不罕見。美國有許多州不準人工流産，女童生孩子成為普遍現象，這種現象不僅嚴重損害了少女的身心健康,也給非婚生子女帶來災難,并且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性亂對于成年女性健康的損害也是極為明顯的。健康的、不性亂的女性陰道中存在正常的微生物群落，和人體保持共生關系，不同的微生物之間則保持着穩定的微生物生态平衡。這種人和微生物以及微生物和微生物之間的生态平衡，對于維護女性生殖系統的健康是必需的，一夫一妻的性生活不會擾亂這種平衡。性亂可以破壞這種平衡，即使在沒有性病病原體的情況下，也可以發生非特異性感染，造成女性生殖系統的炎症，如陰道炎、子宮内膜炎、輸卵管炎、盆腔炎等。

　　性亂還使女性生殖系統的惡性腫瘤發病率增高。通過性傳播的Ⅰ型疱疹病毒和乳頭狀病毒，可以誘發子宮頸癌或生殖系統其它部位的惡性腫瘤。歐洲有過一項有關調查報告表明，丈夫在外搞性亂，妻子雖守本分，生殖系統癌症的發病率也高于丈夫沒有外遇的婦女。丈夫淫亂卻使妻子受害。所以性道德對于保護女性的健康意義更大。

　　性傳播疾病

　　近四、五十年來，随着現代醫學的迅速發展和抗菌藥物的日益增多，多種曾經嚴重危害人類健康的傳染病逐漸得到控制，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性傳播疾病的發病率卻越來越高，性病的種類也越來越多。本世紀60年代以前，常見性病隻有淋病、梅毒、軟下疳、性病淋巴肉芽腫四種，現在則增加了尖銳濕疣、生殖器疱疹、以衣原體感染為主的非淋病性尿道炎等發病率很高的常見性病，被世界衛生組織列入性傳播疾病範圍内的疾病已達20餘種。近十年來更出現了使整個人類都感到恐懼的艾滋病。

　　世界衛生組織1991年提出的報告中指出，每年有2億5千萬人通過性交感染性傳播疾病，全世界的性病發病率都呈上升趨勢。美國國家衛生院的一名研究人員強調性病給女性帶來了巨大災難，慢性生殖器炎症、盆腔炎、不育症、宮外孕、早産、死産、宮頸癌等嚴重損害女性健康，甚至造成死亡。性病引起的生殖器潰瘍，更使艾滋病病毒(HIV)感染增加3—5倍。

　　以上事實表明醫學不是萬能的，僅僅依靠醫學不可能有效控制性病的流行，人類必須對性行為的放縱進行反思，對破壞了性道德合理成份的“性解放”重新進行認識。

　　遠古時代，部落内部的性亂交不會造成性病廣泛蔓延。某個部落即使出現性病，流行也局限在這一部落内。當發生緻命的性病流行時，充其量使這一部落毀滅，病原體也随之一起消失。在族外婚時代，性病流行也隻能影響幾個有血緣關系的部落。

　　古代人類的活動受到地理環境分隔的限制，不同地區之間的人群交往很少，性病隻能在當地流行，很難向其它地域擴散。我國明宋以前的古代醫籍上大緻隻有淋病的記載，歐洲原先也沒有梅毒。醫學史的記載表明梅毒原自美洲，1492年哥倫布到達美洲後，水手們把梅毒帶到歐洲，引起歐洲的梅毒流行，以後又從歐洲傳入中國。

　　近代，現代化的交通工具促成了國際、洲際的人群大規模流動，也促成了各種性病流行範圍的擴大。原來在南部非洲某個地區流行的艾滋病，在很短的時間内傳遍世界，成為全球性的災難就是性傳播疾病所造成的最嚴重的後果。對于這種既無特效藥又無疫苗的緻命性傳染病來說，唯一能夠制止其疫情發展的有效措施就是制止性亂，人人潔身自愛，重整為“性解放”所破的性道德觀念。

　　艾滋病雖然也通過血液傳播和母嬰垂直傳播，但這些途徑都是性傳播的延續，相對比較容易解決，隻要性傳播一停止，艾滋病的流行也會最後結束。

　　嚴重的問題在于“性解放”的鼓吹者不肯放棄性亂行為。當西方社會飽受艾滋病災禍而有人提出必須重視性道德時，“性解放”者卻聲稱“現代醫學可以防治性病，即使是艾滋病也可以使用避孕套進行預防，而且今後還會有治療艾滋病的特效藥和預防艾滋病的疫苗。所以決不能因為艾滋病而使性革命半途而廢。”

　　然而嚴峻的客觀現實卻與“性解放”者的主觀臆斷完全相反。首先是現代醫學無力制止越來越嚴重的性病流行。現代醫學技術對性病的防治能力十分有限，遠不如性道德對性放縱行為的約束更能有效地控制性病蔓延。發展中國家衛生資源嚴重缺乏，人民缺醫少藥，衛生條件又差，唯有性道德對性行為的約束，才能使這些國家免于艾滋病災難。

　　其次，想要依靠提倡使用避孕套來預防艾滋病的做法是不可能最後終止艾滋病流行的。哥倫布的水手把梅毒帶到歐洲後，在歐洲引起嚴重流行。16世紀，或者更早一些時侯，就有人制造了陰莖套用于預防梅毒。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陸、海軍雖然向官兵分發了避孕套，并鼓勵使用，但患性病的軍人仍有28萬人之多。避孕套在使用時因為破裂和滑脫，失敗率可達10%以上；用于避孕的年失敗率一般也在10%左右。如此高的失敗率本身就意味着避孕套用于預防艾滋病是冒險的，不安全的。

　　避孕套用于預防艾滋病的效果會比用以避孕更差。一次射精有上億個精子，卻隻有一個精子有機會通過宮頸、宮腔、輸卵管這條唯一的通道與卵子結合，而且每月隻有一次排卵。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每毫升精液中有1千萬到1億個艾滋病病毒，病毒比精子小得多，可以通過受到輕微擦傷的任何部位的皮膚、粘膜侵入人體，不論是陰部或是軀體的其它部位，所以受感染的通道是無數的。可以受孕的卵子隻有一個，而可以受HIV感染的T4淋巴細胞每毫升血液中就有800個以上，再加上具有CD4受體可受感染的其它細胞，數量就更大。從時間上說，受感染的機會也不是每月一次，而是每次性交都有可能。

　　避孕套用于預防艾滋病的失敗機會更多還在于精液的外溢。1990年加拿大有一項研究，先在避孕套内放入染料，然後用于性交，結果發現在100次性交中有65到75次精液從陰莖根部外洩。溢出的少量精液不緻引起懷孕，卻可以造成艾滋病毒感染,因為性交時肉眼看不見的皮膚或粘膜輕微擦傷是經常發生的,HIV完全有可能從溢出的精液中通過破口侵入人體。退一步講，避孕失敗是可以補救的，更不會影響人的生命，而預防艾滋病失敗卻是無法挽回的。

　　把一種有10%以上失敗率的不可靠的方法稱之為安全性行為，讓輕信避孕套可以預防艾滋病的人冒着生命危險去參與性亂活動，這樣的提倡使用避孕套預防艾滋病的宣傳，無論如何是不科學的，也是不道德的，因而是十分有害的。

　　按照我國嚴禁賣淫嫖娼和防止性病、艾滋病傳播的法律，也遵照我國的性道德傳統，我們在對被收容教養的賣淫婦女進行教育，或者在回答性病患者的問題時，隻能告訴他們要遵守性道德，潔身自愛，不應再搞賣淫嫖娼或性亂活動，而不是教這些人如何使用避孕套預防艾滋病。至于在廣大青少年和普通群衆中提倡使用避孕套預防艾滋病，則無異于鼓勵和教唆性亂，因為遵守性道德的健康人并不需要用避孕套來預防性病和艾滋病。

　　在我國，隻有在一方患有性病或感染HIV的夫妻中，才應該要求他們使用避孕套。與此同時必須告訴他們不能用凡士林、液體石臘，或含這一類礦物油的搽臉油滑潤避孕套，以免促使避孕套破裂。此外還應當說明避孕套的使用失敗率，讓他們清楚了解避孕套并非萬無一失的安全套。不這樣細緻解釋就是不負責任。

　　西方社會因為性亂盛行無法收斂，提倡使用避孕套尚可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感染艾滋病的機會。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而在我國就不應盲目仿效，否則隻會起到促進性亂和擴大艾滋病傳播的作用。

　　再有，性病特效藥并不能有助于控制性病流行。美國的“性革命”在本世紀60

　　年代達到頂峰，這一性觀念和性行為的轉變實際上開始于40年代，或者還要早一些。本世紀自然科學的飛速發展，動搖了宗教迷信，由于西方的性道德是基督教宗教戒律的一部分，因此在否定宗教的同時，也對性道德進行了摒棄。西方婦女為擺脫宗教封建束縛而提出的“性解放”，在争取經濟、文化、政治等社會地位平等的婦女權利時，卻包括了反對宗教的性約束。這為我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在争取經濟、文化、政治上的平等權利同時，提倡自尊自重很不一樣。根據美國著名性學家金賽的調查，三、四十年代時性亂現象已經很盛行。然而，實際上卻還有不少人因懾于梅毒、淋病而不敢參與性亂。40年代後期青黴素問世，治療梅毒和淋病有了特效藥。當時有人認為性病從此可以得到控制。可是恰恰相反，正是性病特效藥促進了“性解放”，原來畏懼性病的人，這時便有恃無恐地參與性亂，性病也即随之加速蔓延。美國疾病控制中心1950年得到報告的淋病發病數是30萬例，50年代前期淋病有所下降，反映出青黴素的治療作用。但是到50年代後期起，由于“性解放”引起的性亂，淋病發病迅速回升

　　，60年代“性革命”高峰時期淋病發病率幾成直線上升，1970年增加到62萬例。當時抗青黴素的淋球菌耐藥菌株還極少，淋病發病人數猛增并非耐藥之故。此後能治療淋病的抗菌藥物雖越來越多，但1988年美國報告的淋病人數卻上升到180萬例。梅毒發病情況也隻是稍好些。

　　由此可見青黴素作為淋病、梅毒的特效藥，雖然可以挽救病人的生命，卻不可能控制性病的發展。由于性道德的淪喪，人們在性行為上的放縱，青黴素更起到促成性亂和性病流行的反作用。從40年代後期青黴素的出現，到60年代“性革命”的高峰，并不是時間上的偶合，而是直接的因果關系。當前，艾滋病的威脅已經使美國的性亂有些收斂，近年來美國女大學生中已開始出現女貞處女，少女未婚懷孕率也有所下降，要求遵守性道德的呼聲也越來越高。當今這一代美國青年已不像他們的父母那樣在性行為上放任不羁，這是性道德回歸的表現。但是可以預料，一旦艾滋病特效藥出現，将有可能使性亂再度加劇，艾滋病的流行也将更加嚴重。這并不是說不應該有可以挽救病人生命的特效藥，而是說要控制性病流行，隻能依靠由性道德所維系的健康生活方式，而不可能依靠特效藥。

　　還有，當前我們不可能指望依靠疫苗預防艾滋病。自從1983年初發現HIV以後，不少國家先進的實驗室立即投入疫苗研制，人們把戰勝艾滋病的希望寄托于疫苗的研制成功。近幾年來，有些學者盡管一再聲稱自己的工作已獲得重大進展，并将着手臨床試驗，但卻很少有人對本世紀内能生産出成功的疫苗抱樂觀态度。原因是“病入基因”的艾滋病毒破壞了免疫系統本身，尤其是選擇性地損害在細胞免疫中起關鍵作用的T4淋巴細胞，使免疫系統功能全面癱瘓。另一個重要原因是HIV作為一種逆轉錄病毒，在由RNA轉錄DNA時，極易出現誤錄而發生變異，造成病毒抗原的不穩定性。HIV的發現者，法國巴斯德研究所的蒙泰尼埃教授于1991年宣布了一項令人憂慮的研究結果，他的實驗室發現晚期艾滋病人血液中出現能攻擊自身免疫系統的CD8和CD38T淋巴細胞。這一發現如經确認，就意味着使用疫苗的結果反而會招緻對免疫系統的進一步破壞，乃至永遠也不可能有預防艾滋病的疫苗。蒙泰尼埃為人類發現了HIV，是否他又證實了人類不可能研制成功艾滋病疫苗。如果真是如此，那麼也隻有依靠性道德來約束人們的性行為，才能幫助人類最後戰勝艾滋病。

　　最後，艾滋病決不是人類最後和最危險的性病。自從歐美“性革命”發生以來的三、四十年間，性病越來越多，越來越難治愈，直至出現了艾滋病的世界性流行。艾滋病的出現，應該使無視性道德的人省悟。人們應該意識到隻要性亂不終止，新的比艾滋病更兇險的性病遲早會降禍于人類。實際上這種禍患已經隐伏在人類中間，略早于HIV發現的人類嗜T淋巴細胞Ⅰ、Ⅱ兩型病毒(HTLV-Ⅰ、HTLV-Ⅱ)與HIV一樣同屬逆轉錄病毒，也是通過性和血液傳播，HTLV-Ⅰ可以引起惡性淋巴肉瘤，而且已經在日本、巴勒的海等地區流行。1991年美國在獻血者中發現這兩種病毒的感染率已高達43/10萬。這一事實表明新的性傳播疾病的出現是不會有終止的。1992年7月，世界第八屆艾滋病大會上，一些學者總共報告了至少100例具有典型流行病史和臨床症狀的艾滋病人，他們的血液中不能測出現在已知的HIV抗體，提示除HIV1和HIV2之外，還存在未被發現的艾滋病病毒的變異型。病毒在變異在進化，人類與病毒的生存競争永遠不會停止。當人類的免疫系統在與某種病毒的抗争中顯然處于劣勢，而藥物又幫助人類取勝時，性道德卻可以拯救人類于危難之中。

　　曆史上，性道德對人類性行為的約束使優生成為可能，性道德也保護了人類避免性病之害。合理的性道德不僅在古代有力地維護了人類的生存發展，而且當今的事實還表明性道德将繼續在人類的生存發展中呈現巨大的作用。性道德傳統是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作為世界上唯一已經連綿不斷地發展了六千年而從未中斷過的中華文明，其所以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是不可能與性道德的存在無關的。正确對待中華文化的傳統價值觀，把性道德中的合理成份作為寶貴的文化遺産來繼承，這是現實的需要，也是中國性學工作者的一項光榮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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