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魯迅在1923年的《娜拉走後怎樣》一文中說。

　　當錢對許多家庭來說似乎不再是棘手問題，新一波“女性回家潮”到來了。而我們想了解的是，那些當起了全職主婦的女人，她們生活得到底怎樣。

　　主動選擇還是被動接受？

　　在記者采訪的一些回歸家庭的前職業女性中，做出回歸這樣的選擇可以大緻劃分為主動回歸與被動回歸兩類。我們之所以首先劃分回歸的方式，是因為從她們所談及的一些事情中能夠感覺到心态的差别，畢竟，自己選擇和被迫接受是兩碼事。

　　羅青女士的回歸其實就屬于被動型的回歸。她曾經是某房地産企業中行政人事一把抓的骨幹人物，公司高層幾位股東對她都非常信任，重要的事情交由她經手辦理，絕對可以放心。正因為如此，她在公司裡一做就是五六年，如果不是到了後期股東之間意見起了分歧，她每天疲于應付這些糾纏不清的人際關系，她也不會選擇離開。後來，她下決心自己創業，離開了這家房産公司，與幾位朋友自己搞起公司來。

　　羅青一直是“丁克”一族，結婚将近十年時間，關于什麼時候生孩子、到底要不要生孩子的問題她與老公之間進行過多次磋商。羅青的老公屬于那種“到什麼時候說什麼話”的人，就是每個人在不同的年齡段應該做什麼事，這是一個标杆，他顯然不是标新立異、追求另類生活的人士，所以“丁克”的想法實際上隻是羅青的想法，他倆一直沒在這件事上達成共識。

　　作為羅青的老公，看着自己的同齡人一個接一個地生養，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為此在數度溝通未果的情況下，羅青的老公給羅青下了最後通牒：要麼生小孩，要麼離婚。

　　羅青當時與朋友的合作也出了些問題，當老公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後，她所面臨的選擇是顯而易見的。如果仍然堅持“丁克”下去，這個婚肯定是離定了，這麼多年的相處她當然知道他的個性。

　　但是離婚所牽扯的因素太多了，經濟條件首先是最大的問題，房子、車，雖然可以分割，但是生活質量肯定會有所下降。權衡利弊之下，她選擇了回歸家庭。

　　但是給記者的感覺，羅青表面上是自己權衡利弊之後做出的選擇，事實上她還是屬于被動接受這種安排的角色。不過，一旦決定接受了，她也就不再糾結于此，開始盡一個主婦的責任。

　　淩女士辭職前任職某教育機構的市場總監，懷孕後就離職了，回到家裡帶孩子。她告訴記者在職場上的時候，她的工作能力是上級和公司都很認可的，而當時她那個職位、她的上升空間、發展前途都很被看好。在這樣的環境下，淩女士選擇辭職回家，用她自己的話說，是“綜合考慮了自己對工作、對家庭的想法之後，發現自己更傾向于将家庭放在首位”。

　　當然，話雖如此說，但給記者的感覺是淩女士多少有一些矛盾，一是在自己做得挺好的階段放下工作轉向家庭，心理上有點放不開；二是她認為女人在社會上其實面臨的變數是很大的，不管兩個人在一起多麼和諧、多麼幸福，離婚的幾率在每個人身上都是存在的，而這種存在往往是自己不可控的存在，可能問題不在你，也不在你的另一半，而來自第三方，這都不好說。所以淩女士表示雖然自己看重家庭，做出這個在她自己看來是對家庭負責的選擇，但是她更希望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女人，即便是回歸了家庭，也不會事事依靠老公。

　　财政有保障嗎？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女性離開職場必然影響到家庭的總收入，隻是這種影響會不會被關注、會不會影響實際的生活質量，每個回歸家庭的女性所面臨的情況不一樣。

　　原本兩個人都有固定收入的一個家庭，女方辭職回家，沒有了固定收入，而要保證生活水準不下降，節流顯然是不可能的，那麼開源的壓力自然全部轉嫁到男方身上。倘若在經濟問題上沒有一點擔憂，肯定是不現實的。再有錢的人也會考慮經濟問題，何況隻是中産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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