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多米尼克·格林， 翻譯 觀察者網/郭涵】

在英國正式脫離歐盟的第三周年紀念日，一些英國人開始經曆“脫歐後悔症”（Bregret）。英國新聞意見網站UnHerd與軟件公司Focaldata本周合作收集的民調顯示，在全英632個議會選區，除3個選區以外，餘下地區的絕大多數民衆如今認為“脫歐是錯誤的決定”。

在2016年那場“脫歐公投”中，正是“奪回控制權”這句口号深深地打動民衆，以至于左右了公投結果。讓主權從布魯塞爾回歸英國議會，意味着英國人能重新自主地管理本國的邊界、法律與金融體制：

有效的移民管控，據說會緩解房價過高，因職業技能缺失導緻的勞工收入過低，以及各類公共服務成本過高帶來的生活壓力。脫離歐盟的監管體系，并與其它國家簽署一對一的自貿協議，據說會讓倫敦成為全世界的銀行，“泰晤士河上的新加坡”。

以上種種收益，加上英國脫歐後無需向布魯塞爾繳納的費用（僅2015年就達108億英鎊），意味着能解放更多資金，用于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教師收入，以及改善英國民衆深愛的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

當地時間2月1日，英國爆發10年來最大罷工抗議，多達50萬人走上街頭要求加薪應對通脹

現在看來，保守黨已經失去了“控制權”。2015年以來，移民英國的人數不減反增。在脫歐前，英國接收的移民主要來自歐盟。如今，他們絕大多數來自歐盟以外的地方。牛津大學移民觀察組織彙報，英國每年接收的移民數量從2015年的約59.5萬人，上升到2020年約63.3萬人。2021年6月至2022年6月，這個數字達到110萬人。保守黨似乎無力阻止橫跨英吉利海峽的人口走私活動，因為背後是由法國本土的犯罪集團在操持。英國政府計劃将非法移民與尋求政治庇護人士遣送至盧旺達，卻被法院卡住，并因為涉嫌種族歧視遭受了廣泛指責，連查爾斯國王都形容這個方案“令人瞠目”。

相比解決英國曾面臨的問題，“脫歐”本身卻成為英國最大的問題。所有小國都必須在全球經濟的浪潮中找準自身定位，并在特定領域追求比較優勢。國際貨币基金組織2016年曾預測，英國脫歐後，倫敦若要繼續維持其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将面臨“從相當壞到非常非常糟糕的結果”。如今倫敦以事實打破了這一預測。英鎊也從去年10月的跳水式貶值中恢複過來，但對英國外貿關系的結構性調整依然未能取得進展。

自脫歐以來，英國已經同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日本簽署了自貿協定，可作為重頭戲、一度承諾會兌現的那份（英美）自貿協定，依然懸而未決。拜登政府如今更傾向于同歐盟談判，因此美英自貿協定談判的進度已裹足不前。同時，英國正同印度開展自貿協議談判，并向由11個國家組成的“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提交了加入申請。可就算這些協議能夠落實，英國國内真正感受到貿易協議帶來的收益，也将是許多年以後的事情。

相比分享脫歐帶來的紅利，保守黨選擇削減開支。一項連接倫敦與周邊區域中心城市的高鐵項目被暫緩。國民醫療服務體系的積壓診療已經破紀錄，約700萬病人仍在等待收治，包括需要擇期手術與癌症診療的患者。自2010年以來，英國護士的平均薪酬實際貶值了20%。去年12月，她們第一次發起罷工遊行。幾天後（2月6日），英國的護士會與救護車司機們一道，參與自國民醫療服務體系創立以來，從業人員最大規模的罷工抗議。

英國國民醫療服務體系從業人員10年來薪資相對生活成本變化比例（橙線為護士起薪） 圖自：納菲爾德信托

這一切并非全是保守黨的錯。在英國政治中，國民醫療服務體系僅僅是第三軌的議題。生産力陷入長期衰退與勞工參與率不足等結構性問題，需要時間去解決。至于英國與歐盟間為何至今未能實現人員、貨物的“無障礙流通”，也是因為歐盟似乎下定決心要讓英國脫歐的過程盡可能痛苦，以吓退其它成員國動類似想法的念頭。

有些問題也不是英國所獨有，所有國家都要面對。2019年12月的大選，打出“完成脫歐”口号的鮑裡斯·約翰遜以壓倒性優勢獲勝。此後，英國與歐洲鄰居一道經曆了衆多外部挑戰。比如新冠疫情，通貨膨脹率與大宗商品價格飙升，供應鍊中斷，美元走強，烏克蘭戰争以及所導緻的能源價格上漲。在難掩悔恨的英國，工資一直沒能跟上物價的漲幅，引發了一連串“生活成本危機”。勞工罷工，不滿情緒如流行病一般在各地蔓延，這一切都很容易讓人聯想起上世紀70年代的英國社會，隻是加入了對英國脫歐這件事的廣泛失望與後悔。

然而，在陷入派系分裂與内鬥這件事上，保守黨必須負全部責任。這導緻保守黨内部無法就脫歐問題形成共識。保守黨2019年承諾，将“糾正”倫敦與英國其它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此後卻再三表露出不願兌現承諾的姿态。去年9月，議會的保守黨成員趕走了約翰遜先生，又很快趕走了保守黨内部提名的繼任者利茲·特拉斯女士，找來裡希·蘇納克擔任首相。随着英國經濟走向衰退邊緣，保守黨正被醜聞與自私自利所淹沒，蘇納克先生連指明方向這件事都做的步履維艱。恐怕保守黨人會在下一次選舉中後悔他們今天的選擇。

脫歐并不是一次性的事件，而是一個過程。英國花了幾十年的時間加入這個日後演變成歐盟的共同體；一刀兩斷并不容易，與歐盟完全切割也需要許多年。在英國脫歐三年後，“恢複主權”已經不再是争論的焦點，問題是英國現在要如何處理脫歐的後果。英國脫歐的進程，也代表着英國同期政治經濟發展的進程，前者的失敗意味着後者的失敗。撫平這一進程帶來的傷痛，可能需要“後脫歐”一代的年輕政客，甚至是新生黨派才能做到。不管悔恨與否，英國顯然需要開拓全新的思路，并且恢複對政客與國家能力的信任。

【本文發表于《華爾街日報》2023年2月2日紙質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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