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8歲的巴金根據英譯本翻譯了俄國作家迦爾洵的小說《信号》，由此開始了延續60年的翻譯工作。巴金自謙自己不是文學家，也不是翻譯家。他寫文章、發表作品，是因為有話要說。他對于翻譯的作品有自己的選擇：“我翻譯外國前輩的作品，也不過是想借别人的口講自己心裡的話，所以我隻介紹我喜歡的作品。”“别人的文章打動了我的心，我也想用我的譯文去打動更多人的心。”

今年是巴金先生誕辰115周年，由巴金故居策劃，浙江文藝出版社與草鹭文化合作推出的全新版《巴金譯文集》精選巴金先生一生翻譯的經典譯作，包括屠格涅夫的《木木》《普甯與巴布林》《散文詩》，高爾基的《草原故事》《文學寫照》，迦爾洵的《紅花集》，赫爾岑的《家庭的戲劇》等作品。譯文集根據巴金生前親自校訂的最後版本排印，在絕版二十餘年之後重新與讀者見面，再次把深深影響過巴金先生的作家作品帶到讀者的面前。5月18日下午，複旦大學教授、評論家陳思和，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評論家陳子善，複旦大學教授、作家王宏圖和巴金故居副館長周立民齊聚思南讀書會，為讀者解析《巴金譯文集》背後的故事。

“巴金是非常多面的，他是一個偉大的作家，同時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翻譯家。巴金從事翻譯的時間可能比寫作還要早，而且數量相當之大。”陳思和介紹，巴金懂十幾種語言，這是在中國當代作家裡非常少。他曾問過巴金先生的兒子、與他同伴的李小棠，“你爸爸到底懂多少種語言？”李小棠回答，十五六種。“巴金先生是成都外國語專科學校畢業的，後來到法國留學，學了法語。他也是中國世界語水平最高的人之一，通過世界語又接觸了很多其他語言，俄語、日語、德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等等都學過。巴金懂的語言特别多，而且翻譯量與創作量幾乎是同等的，這是他的一個特點。第二個特點就是巴金先生搞翻譯與創作的動機是一樣的，就是想把自己的理想說出來，所以他翻譯的作品，大多數也與他的理想接近。比如俄羅斯文學中，他比較喜歡屠格涅夫，但沒有專門翻譯過托爾斯泰，主要譯的是高爾基、屠格涅夫，就可以看出巴金十分明顯的選擇，他選的都是特别反抗的、革命的、鬥争的作品。”陳思和介紹，在巴金的譯作中，有一部可謂是他的啟蒙讀物，那就是《夜未央》。巴金曾評價《夜未央》給他打開了一個新的眼界，使他看見了在另一個國度裡一代青年為人民争自由謀幸福的奮鬥之大悲劇。此次新版《巴金譯文集》将《夜未央》與克魯泡特金的名篇《告青年》集成在一起，“按照巴金的家庭出身，他走的人生道路不會是後來那一條，正是這兩本書的啟蒙改變了他的夢想，使他有了人生另外的選擇”。

“巴金的藏書量非常驚人，閱讀量也非常大，可以說，整個世界文學的發展史就在他的藏書室裡。”陳子善說，巴金有豐富的閱讀視野，而他選擇翻譯的作品是他自己最喜歡的，從研究角度來說，這是值得深入的。“巴金的翻譯和他的創作不是對抗的，而是相融的。對巴金的認識如果局限于他的創作，那是遠遠不夠的。對巴金的研究，如果忽視了翻譯，也是一種嚴重缺漏。”“巴金的譯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應該占有一定的地位，盡管從技術角度來說可能不是最好的一本，但這些譯作塑造了中國新文學的進程，甚至這些翻譯句式都融彙到了漢語中，成為中國文學傳統的一部分。從這個角度而言，巴金等人的翻譯不是簡單的介紹外國文學，實際上也是中國新文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王宏圖說。

“巴金有時借譯作傳達了自己的情感和信念，這是他另外一種形式的作品。他曾說過，自己喜歡讀一些别人不肯讀或不願意讀的書，他的翻譯也是這樣——既有大衆熟悉的屠格涅夫、高爾基，也有柏克曼、尤裡·巴基、赫爾岑等别人不大特别關注的作家。這是巴金特别的視角，也是今天看來他的譯作具有特殊價值的地方。”周立民感慨，在人們的一般認識中，巴金不能算是十分浪漫、“好玩”的人，在他的家書中，找不到像徐志摩、郁達夫、沈從文這樣濃烈的表達，但巴金的譯作裡包含着巴金的情趣，巴金的玩法。“巴金翻譯的很多小說，首譯者并不是他，也就是說，在已經有譯本的情況下，他仍舊花費了極大的功夫去做翻譯。有些作品，他一開始是根據英語本翻的，上世紀50年代以後，他學了俄語，就把《父與子》重新翻譯了一遍。這些曾經影響過他的作品、他反複讀的作品，他必須自己譯出來，喜歡的東西要長成自己的肌體。巴金的翻譯與寫作是同等的，巴金那一代人的精神境界可能是我們‘玩’不到的地方。巴金先生的譯作裡有他生命的很多秘密，他通過譯筆，刻寫了自己的文學信念：‘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寫作同生活的一緻’。”

欄目主編：施晨露 文字編輯：施晨露

圖片由出版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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