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故事的設定中通常沒有完美的老師，聚焦的是日常小事，包括孩子之間的争執，對家長某些行為的反感，家庭關系對孩子學習生活的影響等。對矛盾的化解便完成了對孩子的安慰與教導。

但在學校的場域之下，校園小說要把教育寫得不那麼居高臨下，讓一切矛盾的到來與解決顯得自然卻并不容易。程玮在2017年《海龜老師》系列的作品研讨會中說，“教育的問題非常複雜，它跟每個國家的曆史、文化，包括經濟、政治，都有密切的聯系”。因此，她在這一系列小說中塑造了一位海龜（海歸）老師，他的思維與一些老師和家長在現有教育體系下形成的刻闆習慣自然地形成了沖突，從中折射出孩子的心理世界。

《海龜老師》（1-11），程玮 著，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21年7月版。适讀年齡：6 。

塑造這樣一位老師也跟作者程玮的經曆有關，她從1976年起開始發表兒童文學作品，1993年定居德國漢堡，成為德國電視二台制片人。她深刻地感受着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也把遠距離對中國家長的觀察寫進小說中，這個系列從2017年開始寫第一本《校園裡的海灘》至今已經出版了11本，明年将出版第12本。

同其他校園小說類似，這套書裡會出現幾個小主角，他們性格各異，家庭背景也影響着他們在學校的各種決定。多萊經常用哭“綁架”他的媽媽，貝奇害怕上學，但有個有錢的老爸。能能是班長，毛毛愛出其不意地提問題，娜苗是班裡最聰明的人，向小航是一名轉校生，聲稱自己為太空人。

小說中出現的主要人物。

你将會在下面的這篇書評中看到這些小主角。作者認為，程玮用她的“觀看之道”完成了兒童文學之于兒童乃至成人的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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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任何一個經曆過中國新時期文學的作家乃至讀者都會清楚兒童視角的意義，這個曾經被作為“取景器”的“突圍先鋒”，幫助中國文學完成了一次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哪怕是進入了新世紀，甚至是直接參與了兒童文學兩個“黃金十年”的兒童文學作家，能夠真正乘馭兒童視角于文本者，也是少之又少。這直接導緻了兒童文學的故事化，或文學性的缺失。

筆者曾在論及兒童視角與新時期小說之關系時（《作為兒童的講述》）談道：“由于兒童是成人世界的 ‘邊緣人’和’旁觀者’，加之其思維的簡捷、心靈的純粹和言語’無忌’， 所以他們可以看到和講述區别于成人視角的内容，由此揭開那些被遮蔽或忽略的部分，呈現出一個直觀的現實世界。兒童視角的使用在本質上是對成人經驗和主流講述的有意疏離。”而将研究的視野聚焦于純粹的兒童文學體裁上時，不難發現兒童視角除卻向外發現“現實世界”之外，也同時向内發現兒童的“内在宇宙”，并在“内”與“外”的交互地帶，發現兒童與現實之間幽微卻劇烈的矛盾沖突，這種多角度的“發現”，是兒童文學在文學場乃至教育領域中最大的意義所在。

程玮的兒童文學系列，從創作伊始，便清晰地意識到兒童視角對于兒童文學的深遠意義，這也是《少女的紅發卡》《米蘭的秘密花園》等一批作品能夠經曆時間的考驗而光澤不減的重要原因。《海龜老師》系列小說又是程玮近年來一次重要的文學表達，她以獨特又純熟的“觀看之道”，捍衛着兒童文學對于兒童乃至成人的應有之義。

《海龜老師：會走路的教室》内頁圖。

從“看”到“看見”：

孩子眼裡，成人世界對校園的侵入

如果說程玮之前的作品集中筆力于少女成長過程中所面臨的“驟變”，從而借助少年個性化的成長史，以兒童視角揭開隐秘背後的巨大心理學與社會學空間，那麼在《海龜老師》系列小說中，她則毅然決然地完成兒童視角的再次下移，以一群一年級的孩子為叙述對象，經由多萊的視角去審視家庭與學校，人際與社會，乃至時代的樣貌，從而完成别開生面的叙述。交互使用的視角，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的自如切換，讓小說于日常生活中呈現帶有哲學意味的深刻表意，诠釋着優秀兒童文學所具備的質素——可讀性、智性，以及具有長久延宕效果的力度。

從看到看見，這幾乎是橫亘在兒童文學作家面前的一道天塹。看無比容易，每一個作者都能借助一個兒童的眼眸去“看”；但看見，才是兒童文學真正的質量與魅力所在。完成“看”，隻能是兒童故事，做到“看見”，才是兒童文學。

在《海龜老師》裡，兒童不斷地由其視角“取景”，并關注到那些潛藏在世界褶皺處不易被成人發覺的細節，借此反思那些習以為常的生活細節，是為“看見”。

《海龜老師：學校的生日蛋糕》内頁圖。

在《學校的生日蛋糕》中，全班集體出演《不萊梅的音樂家》，連飾演樹的同學都盛裝打扮，擁有台詞，其原因是“爸爸媽媽都希望他們的孩子演主角，每個人都有說台詞，表演的機會。”

在整個故事中，孩子們一方面對家長給老師提的演主演的要求習以為常，一方面又對何為真正的主演漠不關心，他們隻專注于如何把《不萊梅的音樂家》演好，如何把自己飾演的角色，哪怕隻是一棵樹演得合情合理，充滿性格。而這出充滿了荒誕色彩的特殊的音樂劇之所以産生巨大的轟動，實際上也正是因為孩子們的純粹與誠摯。

“我的孩子要演主角”的訴求，以及雷老師不得不關機以杜絕無時無刻不在接收的家長的短信與電話，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成人世界對校園的侵入，而在童眸之下，這種入侵無處遁形。孩子們并未對此感到羞愧抑或雀躍，他們的習以為常是作者力透紙背的書寫。

在一年級孩子的眼裡，出演角色，展現才能，為學校慶生是他們最單純的本質想法，換言之，他們隻是想玩兒，何況是沒有經曆過的給學校過生日這種事情。而他們又似乎早就習慣了父母對學校提出的這類訴求，把其視為“合理”，這便是另一種“看見”，來自于真正的叙述主體——作者，在兒童看見的世相中，窺見症結，即成人究竟如何塑造着兒童的人生觀與價值觀。

當然，兒童視角在程玮這裡并非隻是“呈現”與“突圍”的手段，事實上比起以童眸揭開“現實之紗”，程玮更樂于或者說更緻力于書寫當今時代中兒童與成人内心世界的鴻溝，并找尋“橫渡”之法。

《海龜老師：校園裡的海灘》封面。

在第一個故事《校園裡的海灘》中有一個頗具意味的細節。海龜老師為了激勵全班同學的學習熱情，承諾隻要他們擺脫倒數第一的處境，成為年級第一，他将帶他們去海灘露營。當興奮的多萊和媽媽轉述這件事時，媽媽的反應是：“你們又是全年級墊底啊，太不像話了。”惶惑的多萊陷入了不可思議：“奇怪，我明明跟她說海灘露營，她聽到的是語文最後一名。”多萊的結論——“大人的耳朵跟我們的耳朵長得真是不一樣。”

這充滿了童趣的歸納實際上指向兩個可悲的事實，一者為兒童看到了成人趨利化的思維模式卻無法理解，其二為成人并沒有平視孩子，對他們的喜怒哀樂有選擇性的“視而不見”。其背後反映出的是成人與兒童心靈“視界”的鴻溝，二者各行其是，雙方難以真正懂得。

而在《明星貓》中，當毛毛把缺了一隻耳朵的流浪貓帶到學校卻面臨數次“拒之門外”時，班長能能不解又憂慮地對雷老師說：“其實，它就是需要一個小小的、不影響别人的地方。我們學校這麼大，就找不到這樣一個地方？”

這樣困惑的聲音同樣來自于兒童對成人世界的“看見”，當同樣的問題擺在成人與兒童中間，兩個世界轟然碰撞，簡單與複雜便成為關乎人心的命題。我們何以保全内心的良善，如何有溫度地分享資源與空間，經由兒童視角，這些至關重要的命題訇然中開于文本内外。

《海龜老師：斑馬汽車》内頁圖。

因“看見”而“在場”：

兒童其實擁有豐沛的情感與處世“哲學”

程玮的觀看之道并非簡單地存在于叙事學與表意空間的範圍内，《海龜老師》最寶貴的人文光澤還在于作者對孩子真正意義的“看見”，傾聽他們的聲音，再由聲線的内部涉渡其柔軟又純粹的内心。

《海龜老師：多萊的出走計劃》封面。

在《多萊的出走計劃》中，多萊無法真正理解妹妹出生對于他的意義，在他看來，一切都充滿了吊詭與刺痛，“出爾反爾”的爸爸，失去耐心與關注的媽媽，讓他在不經解釋就必須承受的“哥哥”身份裡成為家裡的“邊緣人”，小說裡他的每次内心獨白與啜泣着的對話，都呈現着一個孩子的茫然無措與驚濤駭浪般的傷心。比起這些“突如其來”的困擾，《斑馬汽車》所呈現出的内心焦慮與彷徨掙紮更加抵達兒童的現實困頓。為了查看雷老師的斑馬汽車底色究竟是什麼，在能能的提議下，多萊用石子磨掉了一塊漆，從此之後他便陷入了恐懼與焦慮。

事實上兒童的恐懼任由發展便會越過焦慮而成為絕望，就像《促織》裡那個因好奇而撲壞蟋蟀的孩子，當求助無門時，其内心的暗夜圍剿絕非成人所能想象。《斑馬汽車》直面了這種犯錯後的恐懼與焦慮，作者敏銳地将孩子那沉重心事化成一片幽深的海，海嘯般呈現給讀者。

作家對兒童的處境、心理、情感的“看見”，讓一個立體的孩子真正“在場”，也由此給了成人世界以反觀照鑒，歸根結底，兒童文學所反映的遠不止于兒童，其更大的意義在于關聯起兒童與成人，指向更為複雜的現實問題。

《海龜老師：十字路口的汽車》封面。

在《十字路口的汽車》中，雷老師第一次被學生“教育”。當他反複強調駕照考試的題目出的有問題導緻他無法回答時，面對他問出的“如果老師錯了呢”的質問，娜苗回答的是：“那就随他去”，并堅決地說道：“你也經常做錯事，我們有沒有批評過你？沒有。就是因為你是我們的老師，我們讓着你。明白嗎？”

當教育的主客體調轉，那個“未經過濾與渲染”的真小孩兒便得以示現，這當然反映出成人“自以為是”的狹隘，但更令人震動的是兒童豐沛的情感與處世的“哲學”，“我們讓着你”裡關聯了愛與信任，同時也展現出一種弱勢對于強權的無奈，這些細節在《海龜老師》中并不乏見，讓小說充滿了智性與反思的力度。

《海龜老師》中，作者又以兒童生活中常見、顯見的問題為一個個坐标點，在作者、主人公、孩童與成人共享卻不能完全相融的世界這三個主體之間穿梭互文，搭建起一個立體豐滿的坐标系，從而形成一種相互關照互為映射的主體間性。這樣的文學實踐得以讓“兒童看見成人”，“成人看見兒童”，“共同看見真實世界”，由是，兒童、成人、世界三個主體不分主次無關強弱，同時在場。這又在很大程度上将“教育”的主客體互為指涉，在文學的空間内以事件切入，共同“養育和教化”成人與兒童，也對客觀的現實問題展開更加多元的觸探與深思。

《海龜老師：會走路的教室》内頁圖。

麻煩制造者與“中間人”：

在幽默中完成思辨

麻煩制造者與“中間人”，可以說是《海龜老師》中孩子們與雷老師最生動的指稱。哪裡有小孩兒，哪裡就有“麻煩”，所有的兒童小說都會呈現出這種被認定的真實，《海龜老師》亦複如是。然而不同的是，程玮從未把這些麻煩視為一種保證故事暢銷的笑料，更沒有打算借助麻煩的被解決已達成兒童的被教育。事實上，她故事裡的這些兒童主人公，自始至終都保持着鮮明的個性，并由此探伸出一些看似荒謬可笑實際上是帶有思辨意識的行為。

這些“小大人”們制造出的問題千奇百怪，把自己關進地下室玩失蹤也好，把貓帶到學校寄養也罷，或是将帳篷帶到教室，把老師的車子刮花，甚至打起了撮合老師談戀愛的主意。這些問題的“制造過程”一方面确實反映出兒童性，另一方面卻又在荒誕中帶有強烈的“打破”意味。

《海龜老師：學校的生日蛋糕》内頁圖。

《海龜老師》系列就是牢牢把握住這些“麻煩”背後的精神價值與現實意義，讓兒童不再承擔“受訓教者”的天然“功用”，而是找尋到成長的真正密鑰，完成兒童與成人的雙向理解，共同提升。而雷老師便是一個溝通彼此，解決問題症結的“中間人”。

從《校園裡的海灘》開始，雷老師就表現出了一種與衆不同，他打算帶孩子們去海邊露營，能夠允許同學們把帳篷支在教室，甚至接收了孩子們塞給他的流浪貓。為了滿足孩子們的一片“好心”，他把自己的車子漆成了紅黃條紋，大大方方的和西西老師看電影，這些相對于成人的怪異，在孩子們看來卻是無比正常，十分親切。也正因此，他才能在孩子的視域與語境下共同探索這些麻煩的解決之道，在信任與理解，尊重與協商中，借助班主任的“權威”，緩沖家長所代表的成人世界（話語體系）與兒童世界的碰撞。

正因為有了這個“中間人”，所以毛毛能夠在懵懂間達成歌唱夢想并不陷入“背叛”之中；向小航才能真正不被排斥，融入到純粹的友誼裡；多萊能夠真正接受妹妹，理解家與愛。同時家長們也在一片抱怨聲中慢慢開始走向理解，走向陪伴，走向從容。

實際上，雷老師本身便是作者所認可并渴望的一種理想的成人角色，是一個能夠穿梭在兒童心理世界與成人規則世界的擺渡人。而在叙述學意義上，他又是作家程玮踐行其“觀看之道”的核心所在，他看到了兒童，也經由兒童看到了世界，是他讓兒童與成人，乃至世界三者彼此在場，勢均力敵，面對同樣的困頓，平等地商讨共進退。

或許《海龜老師》對于少年兒童讀者來說，隻是一個又一個熟悉又充滿溫度的故事，但随着時間的流變，不斷成長的他們，終有一天會意識到，小說所指向的豐厚意蘊正是他所面對的世界與内心，其中自有方法。這才是兒童文學的應有之義。

參考資料：

陳曦：《作為兒童的講述》，碩士學位論文，天津師範大學，2018年。

撰文 | 陳曦

編輯 | 申婵

校對 | 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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