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注重“人道大倫”，希望推衍“愛與敬”。儒家中道思想注重以人為本，以人性為主體， 儒家是孔子所創立、孟子所發展、荀子所集其大成，之後延綿不斷，為曆代儒客推崇，仍有一定生命力的學術流派。儒家原先是先秦諸子百家之一，其創始人是孔子。儒家在獨尊儒術之前，和諸子百家地位平等。而後世的“儒學”、“儒家”、“儒教”這些概念要分清。儒學作為一種學說，儒家作為一個階層，儒教作為一種信仰，三者需要區分開來。

下面列舉一下古典文明儒家的十本經典著作:

《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的開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前11世紀至前6世紀）的詩歌，共311篇，其中6篇為笙詩，即隻有标題，沒有内容，稱為笙詩六篇（《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約五百年間的社會面貌。《詩經》的作者佚名，絕大部分已經無法考證，傳為尹吉甫采集、孔子編訂。《詩經》在先秦時期稱為《詩》，或取其整數稱《詩三百》。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并沿用至今。《詩經》在内容上分為《風》《雅》《頌》三個部分。手法上分為《賦》《比》《興》。《風》是周代各地的歌謠；《雅》是周人的正聲雅樂，又分《小雅》和《大雅》；《頌》是周王庭和貴族宗廟祭祀的樂歌，又分為《周頌》《魯頌》和《商頌》。

孔子曾概括《詩經》宗旨為“無邪”，并教育弟子讀《詩經》以作為立言、立行的标準。先秦諸子中，引用《詩經》者頗多，如孟子、荀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人在說理論證時，多引述《詩經》中的句子以增強說服力。至漢武帝時，《詩經》被儒家奉為經典，成為《六經》及《五經》之一。《詩經》内容豐富，反映了勞動與愛情、戰争與徭役、壓迫與反抗、風俗與婚姻、祭祖與宴會，甚至天象、地貌、動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

《尚書》，最早書名為《書》，是一部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彙編。分為《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因是儒家五經之一，又稱《書經》。通行的《十三經注疏》本《尚書》，就是《今文尚書》和僞《古文尚書》的合編本。現存版本中真僞參半。西漢學者伏生口述的二十八篇《尚書》為今文《尚書》，西漢魯恭王劉餘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牆壁時，發現的另一部《尚書》，為古文《尚書》。西晉永嘉年間戰亂，今、古文《尚書》全都散失了。東晉初，豫章内史梅赜給朝廷獻上了一部《尚書》，包括《今文尚書》33篇，以及僞《古文尚書》25篇 。《尚書》列為重要核心儒家經典之一，曆代儒家研習之基本書籍。 “尚”即“上”，《尚書》就是上古時代的書，它是中國最早的一部曆史文獻彙編。傳統《尚書》（又稱《今文尚書》）由伏生傳下來。傳說是上古文化《三墳五典》遺留著作。

《尚書》又稱《書》《書經》，是中國第一部上古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彙編。《尚書》分為《虞書》《夏書》《商書》《周書》。戰國時期總稱《書》，漢代改稱《尚書》，即“上古之書”。因是儒家五經之一，又稱《書經》。現存版本中真僞參半。《尚書》的尚常見有三種解釋方法：一種說法認為“上”是“上古”的意思，《尚書》就是“上古的書”；另一種說法認為“尚”是“尊崇”的意思，《尚書》就是“人們所尊崇的書”；還有一種說法認為“尚”是代表“君上（即君王）”的意思，因為這部書的内容大多是臣下對“君上”言論的記載，所以叫做《尚書》。“尚書”一詞的本義是指中國上古皇家檔案文件的彙編。“尚”意為“（把卷着的、包着的、摞着的東西）攤開、展平”；“書”即文字、文字記錄、文檔；“尚書”即“解密的皇家文檔”、“（向社會）公開的皇室卷宗”。劉起釪的《尚書學史》認為《尚書》作為書名是漢代的事。

《周禮》是儒家經典，十三經之一，是西周時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軍事家周公旦所著 。《周禮》、《儀禮》和《禮記》合稱“三禮”，是古代華夏禮樂文化的理論形态，對禮法、禮義作了最權威的記載和解釋，對曆代禮制的影響最為深遠。經學大師鄭玄為《周禮》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鄭玄的崇高學術聲望，《周禮》一躍而居《三禮》之首，成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周禮》在漢代最初名為《周官》，始見于《史記·封禅書》。《周禮》中記載先秦時期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禮法諸制，多有史料可采，所涉及之内容極為豐富，無所不包，堪稱為中國文化史之寶庫。“制禮作樂”這一對中國社會、中國思想文化、中國曆史産生深遠影響的偉大工程，是周公在洛陽完成的。

周朝伊始，為配合政治上維護宗周統治的分封制，周公旦在意識形态領域進行了全面革新，将上古至殷商的禮樂進行大規模的整理、改造，創建了一整套具體可操作的禮樂制度，包括飲食、起居、祭祀、喪葬……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納入“禮”的範疇 ，使其成為系統化的社會典章制度和行為規範，從而形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禮樂文化，即禮樂成為一套遍及政治、教育、信仰等各領域的重要文化結構，并在其統轄範圍内全面推行禮樂之治。

《儀禮》為儒家十三經之一，是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禮制彙編。共十七篇。内容記載周代的冠、婚、喪、祭、鄉、射、朝、聘等各種禮儀，以記載士大夫的禮儀為主。秦之前篇目不詳，漢初高堂生傳儀禮。另有古文儀禮56篇，現已遺失。

《儀禮》記述有關冠、婚、喪、祭、鄉、射、朝、聘等禮儀制度。在宗教意識不甚發達的古代中國，中華民族的祭祀等原始宗教儀式并未象其他一些民族那樣發展成為正式的宗教，而是很快轉化為禮儀、制度形式來約束世道人心，共有一百多卷的《儀禮》便是一部詳細的禮儀制度章程，告訴人們在何種場合下應該穿何種衣服、站或坐在哪個方向或位置、第一第二第三……每一步該如何如何去做等等。據《儀禮》載，天子、諸侯、大夫、士日常所踐行的禮有：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觐禮、士喪禮、喪服、既夕禮等等。 文字艱澀，治史者對它望而生畏，而且是“三禮”中成書較早的一部。據考古材料及古文獻所知，商、周統治者有名目繁多的典禮，其儀節日益繁缛複雜，非有專門職業訓練并經常排練演習者，不能經辦這些典禮。儒生掌握的可能創行于西周并在春秋以後更加通用的各種儀節單，經不斷排練補充，整齊厘訂，成為職業手冊。他們要為天子、諸侯、士大夫舉行各種不同的禮，因此保存的儀節單很多，曾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的記載。但傳到漢代隻剩了十七篇，包括冠、婚、喪祭、朝聘、射鄉五項典禮儀節，由高堂生作為專供士大夫階層施行的“士禮”傳授，稱作《禮經》，為“五經”之一。

《禮記》又名《小戴禮記》《小戴記》，成書于漢代，相傳為西漢禮學家戴聖所編。 《禮記》是中國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選集，共二十卷四十九篇，書中内容主要寫先秦的禮制，體現了先秦儒家的哲學思想（如天道觀、宇宙觀、人生觀）、教育思想（如個人修身、教育制度、教學方法、學校管理）、政治思想（如以教化政、大同社會、禮制與刑律）、美學思想（如物動心感說、禮樂中和說），是研究先秦社會的重要資料 ，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資料彙編 。《禮記》章法謹嚴，映帶生姿，文辭婉轉，前後呼應，語言整饬而多變，是“三禮”之一、“五經”之一，“十三經”之一。自東漢鄭玄作“注”後，《禮記》地位日升，至唐代時尊為“經”，宋代以後，位居“三禮”之首。《禮記》中記載的古代文化史知識及思想學說，對儒家文化傳承、當代文化教育和德性教養，及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有重要影響。

《禮記》原本四十六篇，始于《曲禮》，終于《喪服四制》，但因《曲禮》《檀弓》《雜記》三篇内容過長，所以大多版本将其分為上下篇，故有四十九篇之說。《禮記》按照所述内容可分為四類：⑴記禮節條文，補他書所不備，如《曲禮》《檀弓》《玉藻》《喪服小記》《大傳》《少儀》《雜記》《喪大記》《奔喪》《投壺》等。⑵闡述周禮的意義，如《曾子問》《禮運》《禮器》《郊特牲》《内則》《學記》《樂記》《祭法》《祭義》《祭統》《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閑居》《坊記》《中庸》《表記》《缁衣》《問喪》《服問》《間傳》《三年問》《儒行》《大學》《喪服四制》等。

《周易》即《易經》，《三易》之一（另有觀點：認為易經即三易，而非周易），是傳統經典之一，相傳系周文王姬昌所作，内容包括《經》和《傳》兩個部分 。《經》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和爻各有說明（卦辭、爻辭），作為占蔔之用。《傳》包含解釋卦辭和爻辭的七種文辭共十篇，統稱《十翼》，相傳為孔子所撰。春秋時期，官學開始逐漸演變為民間私學。易學前後相因，遞變發展，百家之學興，易學乃随之發生分化。自孔子贊易以後，《周易》被儒門奉為儒門聖典，六經之首。儒門之外，有兩支易學與儒門易并列發展：一為舊勢力仍存在的筮術易；另一為老子的道家易，易學開始分為三支。《四庫全書總目》将易學曆史的源流變遷，分為“兩派六宗”。兩派，就是象數學派和義理學派；六宗，一為占蔔宗，二為禨祥宗，三為造化宗，四為老莊宗，五為儒理宗，六為史事宗。《周易》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學與人文實踐的理論根源，是古代漢民族思想、智慧的結晶，被譽為“大道之源”。内容極其豐富，對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都産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易經》為群經之首，設教之書。

《春秋左傳》又名《左傳》，是我國現存的史類文學作品。相傳為春秋末年的左丘明為解釋孔子的《春秋》而作，實際上成書時間當在戰國或兩漢之間。作品記事起于魯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止于魯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比《春秋》記事時間延長了許多。現存最早的《左傳》注本為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傳世有宋刻本；清代有顧炎武《左傳杜注補正》、惠棟《左傳補注》、洪亮吉《春秋左傳诂》、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等；現代有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今據清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刻本整理。

《春秋》是我國最早的編年體史書，傳為孔子所作。“春秋”一詞，本是東周列國史官所撰編年史的通稱。古人之所以重視寫史，是因為曆史不僅是祖先的生活記錄，還可以從中學習各種知識，指導現世人生。傳說孔子寫《春秋》的目的就是要原始察終，見盛知衰，懲惡揚善，撥亂反正。為達此目的，孔子在寫作時非常講究遣詞造句，這就是後人說的微言大義，以一字寓褒貶。古人特别重視《春秋》，漢代為《春秋》立官學，列為“五經”之一。闡述《春秋》經最著名的有《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合稱“春秋三傳”。至隋代，盛行《左傳》，其馀二傳漸衰。《左傳》原名《左氏春秋》，到西漢班固時才改稱《春秋左氏傳》。相傳為魯國史官左丘明所著，大約成書于戰國初期。全書六十卷，以《春秋》為綱，并仿照春秋體例，按照魯國君主的次序，記載了自魯隐公元年至魯悼公十四年間春秋霸主遞嬗的曆史，保存了許多當時社會文化、自然科學等方面的珍貴史料，在史學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梁啟超稱《左傳》的出現是“商周以來史界之革命”。《左傳》除了闡釋《春秋》思想之外，藝術成就也很高，是我國古代文學與史學完美結合的典範，對後世史書、小說、戲劇的寫作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左傳》語言精煉，文辭優美，其叙事手法曆來為人稱道。唐劉知幾評曰：“或腴詞潤簡牍，或美句入詠歌，跌宕而不群，縱橫而自得。”春秋之際，戰争頻仍，《左傳》對戰争的記叙尤其令人稱道，善于通過側面描寫烘托戰場氛圍，不聞刀劍之聲，卻如親曆沙場，扣人心弦。并且，人物成為《左傳》的主角，将曆史從神的陰影下解放出來。遙想當年周王室衰微，諸侯崛起，齊桓晉文争霸，楚莊王也要問鼎中原，禮崩樂壞，同時又在外交場合吟詩作樂，說古論今，也足見古人風緻。

《公羊傳》又名《春秋公羊傳》，是儒家經典之一。上起魯隐公元年，止于魯哀公十四年，與《春秋》起訖時間相同。其作者為蔔商的弟子，戰國時齊國人公羊高。起初隻是口說流傳，西漢景帝時，傳至玄孫公羊壽，由公羊壽與胡母生一起将《春秋公羊傳》着于竹帛。《公羊傳》有東漢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彥作《公羊傳疏》、清朝陳立撰《公羊義疏》。

《公羊傳》亦稱《春秋公羊傳》、《公羊春秋》，是專門解釋《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訖年代與《春秋》一緻，即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其釋史十分簡略，而着重闡釋《春秋》所謂的“微言大義”，用問答的方式解經。《公羊傳》與《春秋》起訖時間相同。相傳其作者為子夏的弟子，戰國時齊人公羊高。起初隻是口說流傳，西漢景帝時，傳至玄孫公羊壽，由公羊壽與胡母生（子都）一起将《春秋公羊傳》着于竹帛。《公羊傳》有東漢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彥作《公羊傳疏》、清朝陳立撰《公羊義疏》。《公羊傳》的作者舊題是戰國時齊人公羊高，他受學于孔子弟子子夏，後來成為傳《春秋》的三大家之一。《公羊傳》是春秋三傳之一即注釋《春秋》的書，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稱為“春秋三傳”。另有鄒氏、夾氏二家，早在漢朝即已失傳。《漢書·藝文志》，《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将春秋三傳的淵源說得很詳細。晉範甯評《春秋》三傳的特色說：“《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 《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谷梁傳》，也被稱作《穀梁傳》、《谷梁春秋》、《春秋谷梁傳》，是戰國時期谷梁赤所撰的儒家著作，與《左傳》、《公羊傳》同為解說《春秋》的三傳之一。起于魯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終于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谷梁傳》所記載的時間起于魯隐公元年，終于魯哀公十四年，體裁與《公羊傳》相似。其作者相傳是子夏的弟子，戰國時魯人谷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也為口頭傳授，至西漢時才成書。晉人範甯撰《春秋谷梁傳集解》，唐朝楊士勳作《春秋谷梁傳疏》，清朝鐘文烝所撰《谷梁補注》為清代學者注解《谷梁傳》的較好注本。《谷梁傳》着重宣揚儒家思想，務禮義教化和宗法情誼，為緩和統治集團的内部矛盾，穩定封建統治的長遠利益服務，因而也受到統治階級的極大重視。它是我們研究秦漢間及西漢初年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

《論語》（lún yǔ），是春秋時期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弟子及再傳弟子記錄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編成的語錄文集，成書于戰國前期。全書共20篇492章，以語錄體為主，叙事體為輔，較為集中地體現了孔子及儒家學派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教育原則等。作品多為語錄，但辭約義富，有些語句、篇章形象生動，其主要特點是語言簡練，淺近易懂，而用意深遠，有一種雍容和順、纡徐含蓄的風格，能在簡單的對話和行動中展示人物形象。《論語》自宋代以後，被列為“四書”之一，成為古代學校官定教科書和科舉考試必讀書。

《論語》是一部以記言為主的語錄體散文集，主要以語錄和對話文體的形式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審美、道德倫理和功利等價值思想。《論語》内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學、哲學以及立身處世的道理等多方面。現存《論語》20篇，492章，其中記錄孔子與弟子及時人談論之語約444章，記孔門弟子相互談論之語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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