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生就像是一首史詩，其中包含着戰争、貧困、革命、政治動亂、社會動盪、經濟改革、國家轉型以及中國在國際上的重新掘起。”

　　——庫恩《他改變了中國》

　　在一個多事之秋，江澤民同志正式出現在全國人民視野中。

　　1997年5月，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的“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畢業典禮”上系統闡釋了執政理念。在他的第二個任期内，“民進國退”的方針得以确立，為加入WTO在談判中大幅讓步，重塑同美國和西方的友好關系，并确立了“三個代表”思想。

　　在江澤民擔任上海市委書記時，朱镕基曾擔任上海市長。二人在1992年之後的十年間，聯手對經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這也成為江澤民時代中國最大的成就之一。中國經濟幾乎所有領域都推行了改革——改革國企、放松彙率管制、放開房地産市場、實施分稅制、加入世貿組織。中國整體上往市場經濟的方向邁了一大步，也由此開啟了中國曆史上發展速度最高的二十年。

　　對美關系 911事件發生後，江澤民立即和同事連夜開會商量對策，最後拍闆馬上給布什打電話。布什接到他的電話，非常感動。在美國人最難過的時候，中國領導人不計前嫌的雪中送炭，在世界大國中第一個釋放強烈同情信息，對于穩定後來的中美關系并給中國争取到了黃金十年的發展機遇，起到了重要作用。

　　時任中國駐法大使的吳建民後來回憶說：“這個電話勝過雄兵百萬，因為中美兩個大國關系太重要了。對抗是一種辦法，有的時候找到共同利益化解是更重要的辦法，我當時就覺得很了不起。後來有機會跟江主席當面談的時候，我就問江主席，我說你怎麼想到打電話的？他說當時發生這個事情他就在看電視，他是很早知道的，他馬上就想到這個問題，然後就開會。他覺得人心都是肉長的，中美兩國人民是友好的。這體現了中國領導人廣闊的胸懷，我們非常廣闊的胸懷，不狹隘。這個我覺得非常好，沒有廣闊的胸懷做不出這個決定來。”

　　這個電話，體現了江澤民的決斷力。五個小時之後打電話是一種效果，過三天之後，不打電話是一個效果，過三天之後再打電話又是另外一個效果。在最佳時間打這個電話，産生了最好的效果。

　　2002年10月，江澤民到訪美國，進行工作訪問。小布什邀請江澤民到得克薩斯州克勞福德的私人牧場赴宴，開創了在任美國總統為社會主義國家元首舉行家庭宴會的先例。

　　這些如今看來已尋常，但是它們的出現并不具有必然性。推動者是誰，至關重要。

　　很念舊情 2010年4月26日，《解放日報》刊登了曾培炎所寫的《敏慧好學、才華出衆的好所長》（摘自《日出江花———青年江澤民在上海》第四分冊“憶江澤民同志與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回憶了上世紀六十年代和江澤民交往接觸的一些故事。曾培炎時為上海電科所整流器室技術員，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

　　“他平時戴一副深色寬邊眼鏡，風度翩翩，見到大家總是微笑着打招呼，群衆都願意跟他接近，同他讨論問題。那時政治挂帥，天天講路線鬥争、階級鬥争。我們開會在大食堂，一說聽報告大家就犯愁，唯獨聽他的報告不一樣，不少人早早去占座位。講到關鍵的地方，他會插一點方言，比如四川話，說得挺像，也經常英文講幾句，有時還引用唐詩宋詞，他小時候讀過，随口就來，把大家的精神提振一下。同志們聽着感覺很親切，不是那麼枯燥。既接受教育，也是一種享受。”

　　曾培炎回憶，在所裡各種各樣的業務會議上，隻要有江澤民參加就會顯得很有生氣、從不冷場。“他主持會議，很善于引發和調動大家思考，鼓勵大家發言；又能很好很快吸取概括大家意見，做出明确結論，而且要言不煩，能抓住問題的本質，這個是他的本事。”

　　江澤民很念舊情，後來身居高位，仍然非常尊重教過自己的老師和帶過自己的領導。

　　1997年10月，江澤民訪美，想看望教過自己的老師顧毓琇教授。顧老知道江澤民訪問日程緊張，要來看他。但江澤民堅持不讓，百忙中抽出時間從華盛頓趕到費城顧老家裡。在顧毓琇家裡，江澤民與老師肩并肩地坐在沙發上，一邊用點心，一邊回憶起顧老給他們上課時的小細節：“你是我的老師，我今天見到你，我又想起51年前，就是1946年的時候，你在教我operational calculus，運算微積分，記憶最深的是，你上台講課，沒有帶書，沒有帶講義，全部在你的腦海裡，而且我們還跟不上。這一點，實在了不起……”

　　語言奇才 江澤民的外語水平，值得多點筆墨。

　　江澤民精通英語和俄語，能用流利娴熟的英語與外賓直接對話，能夠用英語與俄語寫作。羅馬尼亞語次之。此外，他還通曉西班牙語、日語，還可以用法語和德語進行一般的交流。鮮為人知的是，他還掌握了冷門的烏爾都語。

　　1976年4月，江澤民曾帶領專家組到巴基斯坦檢查援助項目，在這裡工作了六周。巴方給他排了個司機，但司機隻會講烏爾都語，于是江澤民在短時間内初步掌握了烏爾都語。20年後，與巴國領導人會晤時，江澤民講了幾句烏爾都語，讓巴基斯坦報紙格外激動。訪巴期間，江澤民還跟當年老同事回憶起說，至今還記得“一直走”叫“Seethaa”。

　　江澤民最擅長也最喜愛英語。他甚至要求自己的家人，無論老幼都要講英文。他從9歲開始學習英語，一直到晚年依舊學習不辍。在上海交大的兩年，朱物華老師是麻省理工碩士、哈佛博士，張種俊老師是麻省理工博士後，顧毓琇老師是麻省理工博士，教學全用英語。江澤民後來回憶說，“教科書、實驗報告、講課、考試——這一切極大地提高了我們的語言技能”，“擠時間看了美國電影《亂世佳人》和《魂斷藍橋》”。

　　1997年訪美時，他分享自己的學英語心得。他說，“I think I speak very poor English, but anyway I’m dare to say, this is very important.”（我認為我的英語說得不好，但我敢于開口說英語。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江澤民展現英語的高光時刻，是在2001年的上海。他用英語主持了APEC第9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對話會，并用英語宣讀了《2001年APEC領導人宣言》。會上他與布什講英語，與普京講俄語，與小泉講日語，遊刃有餘。

　　在北京的時政記者圈中，早有這樣的故事流傳：深夜，已經入睡的外交部翻譯接到電話，睡眼惺忪中聽到對方自報家門，“我是江澤民”，然後是請教一個關于英語方面的問題。

　　1998年，訪問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時，江澤民用俄語演說。值得一提的是這次演講都是科技題材，包括“脫氧核糖核酸雙螺旋結構”等專業術語。2001年訪俄，在莫斯科大學，他又用俄語作了40分鐘的演講。

　　據媒體報道，江澤民喜愛羅馬尼亞著名詩人埃米内斯庫的作品，《你為什麼還不來》、《望星》等詩都能背誦。

　　訪法時，在愛麗舍宮歡迎宴會上，江澤民用法語緻祝酒詞。2006年，上海交大成立110周年。他回到母校，聽說管理學院學生朱莉麗剛在法國剛完成了兩年學業，就用法語問“你會法語嗎”，兩人随後就用法語交談。

　　2002年在柏林出席德國經濟亞太委員會舉行的宴會，江澤民用德語講話，還脫稿即席朗誦了歌德的詩歌《中德四季晨昏雜詠》中的一段：“暮色徐徐下沉，景物俱已遠遁。長庚最早升起，光輝柔美晶瑩!......此時在那東方，該有朗朗月光。”

　　除了上述幾門外語，江澤民還會西班牙語。

　　2001年訪問古巴時，步下舷梯，與卡斯特羅情擁抱後，江澤民就用西班牙語問候“Gracias.Cmoestás，miviejoamigo（謝謝。你好嗎?老朋友）”。随後的會談中，他用西班牙語做了五分鐘的開場白。在歡迎宴會上，他還用西班牙語演唱了《鴿子》，向卡斯特羅贈送七絕詩朗誦時用也是西班牙語。

　　2011年，《領導幹部外事用語叢書》首發，江澤民還為該書作序——《領導幹部一定要努力學習外語》。他在此文中說，“我們應該尊重世界多樣性，了解和借鑒各國人民創造的文明成果，促進和加強同各國人民的交流交往。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努力學習外語。”

　　藝術天分 祖父是揚州文化名人，詩畫醫音融一爐，著有《夢筆生花館詩集》，六叔江上青被譽為“生花妙筆的江淹”，長兄江澤君是新中國江蘇戲劇事業奠基人。這樣的家教和環境，讓江澤民從小就獲得了藝術的滋養。

　　學生時代結束後，江澤民一直很喜愛京劇、越劇、昆曲等傳統藝術，經常吟唱《捉放曹》、《四郎探母》。他還喜愛世界各國的著名抒情曲，無論是西班牙語的《鴿子》，還是意大利語的《我的太陽》，江澤民都用原版的語言演唱。

　　八十年代，剛履新上海不久，江澤民即授意市委辦公廳和市委宣傳部，為上海市二百多位局級以上領導幹部舉辦音樂、戲劇、文學、藝術講座，以提高他們的藝術欣賞能力，而講座的第一課是《如何欣賞交響樂》。作為一個為上海人看不起的蘇北人，江澤民更像一個有腔調的人。

　　在樂器演奏方面，江澤民很有天賦。大學時期，人們常常看到他在鋼琴上敲打，俯身二胡拉唱，或者為抗議人群的高歌猛進做即興指揮。江雖然從小學習鋼琴，并頗為拿手，但直到上海任職時，才由妻子買了一台聶耳牌鋼琴送給他。

　　江澤民還會吹笛子。1988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江澤民在上海市勞模大聯歡上為大家表演了笛子演奏。當時一位記者在文章中記述了當時的場景——隻見市總工會主席江榮把笛子端給江，并關照工作人員拿些酒精來。“還要什麼酒精，不用，不用。”江欣然端起笛子，似乎遇見了一位久違的夥伴。他用自己的手帕往笛子上擦了擦，就試吹了起來。2001年，上合組織六國元首會議的演出上，江澤民與一位演員演奏了笛曲《梅花三弄》。

　　此外，江澤民還會演奏尤克裡裡、小提琴、管風琴、木琴。

　　江澤民喜唱歌，嗓音渾厚，音質純正。他很喜歡指揮大家唱《歌唱祖國》，不管是在南加州指揮華僑還是在中南海指揮自己的同僚，他覺得這首歌能提振士氣。他還與蘇聯老将軍合唱《海港之夜》，在哈薩克斯坦演唱新疆民歌《可愛的玫瑰花》。

　　單曲方面，他最愛唱的是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陽》。在卡斯特羅面前、在布什夫婦面前、在同學聚會上，他多次用意大利語演唱這首歌。和他合唱過的帕瓦羅蒂，評價他的歌劇水平：“如果這個人能全心全意地表現自己，就算隻在唱歌這件事上，他也肯定會成為一個巨星。”

　　此外，江澤民曾多次演唱過的還有約翰·施特勞斯作曲的《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1987年和1997年兩次訪美，以及與老同學聚會時，他都唱了這首歌，因為這是他們青年時喜歡的美國電影《翠堤春曉》裡的一首插曲。

　　江澤民不認為在公開場合放聲高歌有失體統，相反他覺得自己向世界展示了中國人性化的一面。

　　江澤民對電影非常關心。

　　1994年2月，他在在同山西勞動模範代表座談時講過這樣一番話：“文化應該是豐富多彩的，能夠滿足人們多方面、多層次的需要。進行曲，戰鬥曲，小夜曲，抒情曲，都要有。”既要有主旋律，又要多樣化，後來成為未來十年文化建設的基調。

　　江澤民給予了藝術工作者很高的地位，他稱藝術家為“靈魂的工程師”。他期望藝術家不僅要跟上世界先進文化的發展步伐，還要開拓和創新。

　　在那一年，中國終于開放了電影市場。這一年的年尾，中影公司在更高層級的首肯下，與美國片商完成了經年持久的談判，開啟了“進口分賬大片”模式，好萊塢的電影自1949年之後，時隔45年重返中國大陸。

　　1998年3月9日上午，江澤民在九屆人大一次會議與廣東代表團讨論時說：“我們不要以為資本主義就沒有思想交流的東西。最近要上演一部叫《鐵達尼号》的電影，過去叫《冰海沉船》，花了兩億五拍的這部電影，現在收入已經十億，這也是風險投資啊。這部片子把金錢與愛情的關系，貧與富的關系，在危難當中每一種人的表現描繪得淋漓盡緻。新中國成立以前，我在上海看了不少好萊塢的片子，好的片子有《亂世佳人》、《一曲難忘》、《魂斷藍橋》。這次我請政治局的同志也去看一看，不是說我們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切不可以為我們才會做思想工作。”

　　這一段講話被刊登在第二天的《羊城晚報》上。

　　有了中央領導的首肯，這部電影得以“一刀未剪”在國内上映。奧斯卡頒獎之後，3月27日電影提前在上海上映，4月1日開始全面公映。影院開始瘋狂排片。正式公映了三個月，最後還是有關部門下文，電影才停止放映。下片時，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還組織了轟轟烈烈的“告别放映”活動。

　　江澤民不認為古典音樂是陽春白雪，他甚至覺得中國的普通老百姓也可以接觸古典音樂來陶冶情操，應予普及。在他的授意下，不到3個月時間，中央電視台就開播了一套新節目——第十五套。這套節目由一半中國古典音樂和一半外國古典音樂組合而成。基本是由中國交響樂團演奏的。節目開播時，江澤民給當時的台長趙化勇打電話表示祝賀，說他已經欣賞了好幾個小時了。

　　良好的審美，造就了江澤民寬容并包的心态，古典與流行并行不悖。在馬尼拉亞太合作論壇峰會上，他曾高唱貓王普萊斯裡的“溫柔的愛我”（Love Me Tender）。在卸任前，2002年10月，日本視覺搖滾樂隊GLAY在工體舉行首次海外演唱會“ONE LOVE IN BEIJING”。演唱會前，江澤民意外地接見了他們，而此前鮮有中國領導人接見外國娛樂明星的事情發生。面對明顯畫風不對的成員時，江澤民沒有絲毫違和。樂隊成員問他，“主席閣下接見金發的日本人還是第一次吧？”江澤民不假思索地回答，“這樣的造型也不錯麼。”

　　八月出生的江澤民，具有典型的獅子男特征，精力極其旺盛，對喜愛事物狂熱追求。通過藝術，他構建起了自己的内心精神世界。即使面對一些非議，他依然能堅持自己的審美，因為他覺得審美能帶來尊嚴和愛。

　　善待媒體 2001年2月21日晚，時任中央電視台台長的趙化勇在家中接到了江澤民的電話。當天的《新聞聯播》中有一處畫面錯誤，剛好被江澤民發現。

　　那天下午，江澤民在同一間會議室有過兩次會見——一次是應當報道的，另一次則不應報道。《新聞聯播》上報道的畫面中，有一處他問候代表團成員并與他們握手的鏡頭是準确的，但随後播放的他們坐在一起交談的鏡頭卻弄錯了。畫面中，與江澤民交談的是他的一位私人老朋友。

　　修改好片子後，趙化勇給江澤民打電話，稱自己犯了嚴重錯誤，甘願受罰。但江澤民很寬容，“能夠理解這種失誤，記者、攝像師和編輯們工作都非常努力，隻要鼓勵他們努力工作，不斷提高自身水平就行了。”“想在你我之間把這個問題解決掉就行了。”

　　江澤民對待媒體的态度，早在1987年就體現出來。當時，他還在上海當市長。江澤民親自過問并解決了人們抱怨了數月之久的水管漏水一事之後，一家全國性報紙的記者對此發表了題為“事必躬親的另一面”的頭版報道，批評“某某市長”幹涉官員工作，暗示這樣的幹預會鼓勵下級官員的依賴性、被動性和不做決斷。

　　事後，江澤民在一次會議上，當衆朗讀了幾段報道内容，批評這位記者對如何管理一座城市一無所知，并要求在場的總編輯把他的批評轉達給記者。

　　第二天，記者把道歉信送到了江澤民辦公室。不過，江澤民并無責怪，反而又用毛筆給記者回了一封3頁的信。信中，他希望記者“不要在意”，并直言知道自己的工作風格有缺點，有時候态度過于生硬，有時過于嚴厲，也時常用嘲諷的口氣說話。

　　北京某媒體記者于東輝曾著文回憶，1998年3月的一天下午，作為那一年兩會的上會記者，他在北京東長安街一家正在舉行政協分組讨論會的飯店大堂等候采訪對象。當時大堂的人不多，突然從大門進來四位安保人員，迅速而安靜地在大堂裡站定，從大門到酒店電梯之間隔出一條不太明顯的過道。接着江澤民一個人匆匆從門口進來走向電梯，幾乎就從他面前走過去。“他當時穿着一件風衣，戴着禮帽，夾着一個公文包，這身裝束着實讓我吃驚不小，我也很難想象他自己拿着公文包，身邊連個秘書都沒跟。江走進電梯，安保人員随即撤走，整個過程不到3分鐘，也沒有幹擾大堂裡的人。”

　　迷倒外賓 在許多外事場合中，江澤民的文藝才華和語言天賦不僅給他增加了不少人氣，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當時外界對中國領導人的刻闆印象。

　　江澤民在與世界領袖會晤時，喜歡打破以往中國領導人古闆、生硬、僵化的風格，展示一種能歌善談的柔軟身段。雖然當時國内對此不太習慣，但是他輕松、随和的風格，卻頗受外國賓客的歡迎。

　　在自己的八年任期中曾多次和江澤民打交道的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回憶錄中說：“我和江澤民呆在一起的時候越長，我就越喜歡他。他迷人，幽默，超自豪，但是也願意聽取不同的意見。”

　　在回憶錄裡，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形容他與江澤民的關系：“我們兩人很合得來，他愛結交朋友，我則是直接坦率。江澤民知道我沒有惡意，從不見怪。我們之間的友好默契，對處理棘手和敏感課題确實有所幫助。”

　　李光耀在回憶錄裡這麼寫：“我早就聽過關于江澤民的報道，但在真正接觸時還是感到意外，沒想到會碰上這麼活潑外向的領袖。”

　　李光耀說，包括他自己在内，許多人會因為江澤民的和藹及喜歡引經據典，而低估了他的能耐。李光耀總結說，“江澤民肯定有自己強悍骁勇的一面，他的正直人格和獻身精神，他要繼續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的決心，是不容置疑的。”

　　在11月30日聯合國安理會的不擴散問題會議開始前，全體代表起立，為當天逝世的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默哀一分鐘。 ​​​

　　大江歌罷掉頭東。您的優秀品格和高尚風範，将永遠教育和激勵我們前進。

　　本文資料主要來源：

　　解放日報、文摘報、新京報、時代人物周報、《平民領袖》、《他改變了中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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