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文明萌發之前，長江流域農耕定居的漢民族先民也處在血緣氏族階段，隻是氏族社會發育程度遠遠低于北方，但氏族國家稚形肯定存在，有雛形氏族國家就必然會有氏族國家的首領稱呼，筆者以為“王”可能是漢民族固有的稱号。漢民族先民沒有演化出薩滿教，但神靈的觀念肯定存在，人從動物界分離出來有了自我觀照能力，神靈的觀念就出現了，有神靈觀念就必然有神靈稱呼，筆者以為“帝”可能是漢民族固有的稱呼，因為都是單音節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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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牧民族成為漢民族先民的統治者後，他們采用漢民族先民的帝王稱呼是很自然的事。

遊牧民族發明了“單于”“可汗”稱呼，用以指稱氏族國家首領，這些稱呼的曆史肯定無比久遠了，肯定要比華夏文明的曆史悠久得多。大概“單于”是女真固有的稱呼，“可汗”是突厥固有的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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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于”的真實讀音如何？這是一個被史學家忽視了的問題。有人認為應當讀作“dan yu”，有人認為應當讀作“chan yu”，讀起來都拗口，因為這個“于”是個閉口音，發音不響亮，怎麼會這樣？一個自然形成的，被最頻繁稱呼的，最為重要的名号竟是一個拗口音？憑常識就可以斷定那是不可能的，兩個讀音都是錯誤的！在古人的觀念裡“單于”應是一個非常神聖的名号，這個名号的曆史非常久遠了，可能與人類的曆史相當，“單于”從無比久遠的人類曆史中走來，不可能讀不響亮。

那麼真實的讀音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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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傳》記載，在昆侖山北側，塔裡木盤地南緣有一個古老的遊牧國家名叫“于阗”，但讀作“和田”，可見漢代“于”有“和”這樣一個讀音。“單于”如果讀作“單和”da he就響亮了，這應該是單于的真實讀音，已被曆史的迷霧掩蓋了兩千年！

其實直到北魏之時“于”還“和”這樣一個讀音，如《魏書·高祖紀》中有“地豆于(鞑靼)頻犯塞”字樣，但到了《魏書·肅宗紀》異寫作：“地豆和(鞑靼)等諸國遣使朝獻”，“地豆于”記作“地豆和”，因為隻是漢字注音，選擇漢字比較随意的緣故，古代“于”有“和”這樣一個讀音是确定無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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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史·世表》記載：“隋唐之際，契丹之君号大賀氏”，意思是說契丹人的最高首領稱呼叫“大賀”，正是“單于”的異寫。“大賀”是部族首領之稱呼而非“氏”，因為《遼史》中無一人姓“大賀”，并且《金史》中也無一人有此姓，後人誤以為“氏”而已。《遼史》由蒙古人編撰，蒙元時代離遼亡不遠，許多契丹人在元代為官，故《遼史》作者能正确地記下這個契丹語讀音。

司馬遷選擇兩個具有貶義的漢字去注音匈奴首領稱号是有曆史原因的，匈奴是漢王朝最危險的敵人，怎麼可以用“大和”去注音呢？“單”有單薄的意思，“于”與“幹”相似，站在中原王朝立場去看匈奴，他們就是一幫不順天意，狂悖無禮之徒，這是一種貶褒手法，乃是儒家的慣用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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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李朝實錄》記載，努爾哈赤自稱“滿柱可汗”（即“滿洲可汗”），但又說努爾哈赤也自稱“大口”，叫做“滿柱大口”。努爾哈赤祖先中有叫“滿柱”的，他稱自己“滿柱可汗”可以理解，但“大口”是什麼呢？史家都無法解釋，顯然不是“胃口大”的意思，他怎麼會有這樣一個奇怪的稱号呢？清史專家采取的辦法是視而不見，避而不談。

其實“大口”就是“單于”，朝鮮人選用這樣兩個漢字來注音，并且朝鮮人的注音還更準确些呢！古代阿拉伯人記載“于阗（和田）”的讀音是knoton，“于（和）”讀作kho（口），這應該更接近古代阿爾泰語的原始讀音，因為阿拉伯文是拼音文字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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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對應的是滿洲語 -da-，既可以作為前綴，也可以作為後綴，都是“首領”的意思。如“國論達”（國之長），“達喇”（首長）。

從努爾哈赤的自稱來看，“單于”和“可汗”是可以通用的，并且通用的曆史可能非常久遠了。《魏書》記載，魏人始祖名叫“沙漠汗”(石抹)，他又有“大單于”稱号（從沙漠汗開始魏人成為蒙古高原一強邦，故有始祖之稱），這是“單幹”和“可汗”可以互通的佐證。女真突厥征戰融合的過程早就開始了，通用是融合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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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從黃帝到成吉思汗，再到努爾哈赤，遊牧文化源遠流長，有穩定而頑強的傳承能力，遊牧文化的傳承并不需要文字，載體是遊牧生存方式，原生态的遊牧文化會造就出一代代遊牧英雄。

“努爾”“哈赤”在突厥語中是“光明”和“聖裔”的意思，由此看來努爾哈赤當之無愧，名副其實。我們看到遊牧文化雖經五千年傳承才到了努爾哈赤之手，但并沒有走樣，依然原汁原味。因此我們完全可以通過考察成吉思汗和努爾哈赤的曆史，窺視和描述出華夏文明萌發之時黃土高原上的社會狀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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