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魯國國号的由來，《史記·魯周公世家》第一段就記載周武王“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由于周公旦要輔佐君王，“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于是就讓兒子伯禽代封。先秦時代，封于某地，往往則以某地為氏，司馬遷認為周公被封于曲阜——魯地，由此也就成了“魯公”，因此在司馬遷看來，魯國之所以為“魯”，是因為封于少昊之虛曲阜的緣故。

但司馬遷的這一段記載，卻與很多文獻相沖突。《左傳》記載：“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魏晉時期的杜預解釋，“商奄，國名也。少皞之虛，曲阜也。”傳統上認為奄國即在今山東曲阜。《清華簡·系年》記載，周成王時爆發三監之亂，奄國叛亂，周公旦平定商奄之亂，“商奄之民”之一的秦國先人被迫西遷，周成王将奄國封給周公旦之子伯禽。

顯然，先秦諸多文獻表明，司馬遷認為周武王将周公旦封于曲阜并不正确，應該是周成王将周公旦之子封于曲阜。更為重要的是，按照當時政治傳統，國家稱号往往是由地名升級而來，既然曲阜是奄國之地，那麼伯禽為何不将國家命名為奄國，而稱之為魯國？原來，魯國之魯的由來，源自如今河南的魯山縣，也就是說山東之簡稱“魯”，其實是“河南造”。

武王克殷之後，針對重要功臣與姬姓族人，進行了周初第一次封賞。但對弟弟姬旦的封賞，通過“周公”之稱号分析，大緻可以推測出武王分封姬旦，而是給了一塊重要采邑。

南朝宋國裴骃在《史記集解》中引用了蜀國谯周注釋說：“姬旦以太王所居地為其采邑，故曰周公。”唐朝司馬貞在《史記索隐》中說：“周，地名，在岐山之陽，本太王所居。後為周公旦（采）邑，故曰周公。”這裡的“公”，不代表公爵，而是一種尊稱，周初并沒有公爵。

也就是說，周公旦之“周”，不是代表周朝之周，其實是姬旦的采邑周地，“周”也就成了姬旦的氏，因此他可被稱之為“周旦”。可以印證“周公”稱号來曆的是召公姬奭（shì），周初重臣召公姬奭，在正式文本中稱之為“召公”，而不是周召公，原因在于姬奭采邑于召（今陝西岐山西南），故稱召公。如今，人們稱呼姬奭為周召公時，隻是說姬奭是周朝的召公，與周公旦之周并不是一個含義。

采邑與分封并不相同，分封建國之後是一個國家，在外交、軍事等方面附屬于周朝，而采邑是國君獎勵有功之臣的封地，沒有建國的權力。周武王将姬旦封于“周太王所居地”，隻是一塊采邑之地，并不允許周公旦建國，當然能封到周太王所居地，周武王發出了強烈的政治信号，表明周公旦享有超高的政治地位。

武王克殷過程中，周公旦功勳卓著，姜子牙等都有封國，周武王僅以一塊采邑打發周公旦，好像也不合情理。那麼，周武王是既給周公旦采邑、又給周公旦封國，還是采取了其他補償方式？

其實，既給周公旦采邑、又給周公旦封國的可能性不大，清朝考古辨僞學家崔述曾經質疑：“周公既受祿于周矣，何事又封于魯？”因此，周武王對姬旦的封賞應該是：給予姬旦“周太王所居地”的采邑，而将姬旦之子伯禽封于魯地。

司馬遷認為魯地就是曲阜，但周朝《詩經》中記載的一句話，反映出伯禽兩次受封，第一次是在魯地，第二次是在魯地之東，這就推翻了司馬遷的判斷。

《詩經·閟（bì）宮》記載：“王曰叔父（周公旦），建爾元子（嫡子伯禽），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這一段話很有颠覆性，大緻是周成王首先将伯禽冊封在了魯地，後來“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又将伯禽封到魯國之東，可見周王是兩次分封伯禽。

伯禽封于魯，到底是周武王冊封，還是周成王冊封，如今還有很多争議，但通過這一句話不難看出，伯禽的初封之地并不在曲阜，而在于魯地。原因非常簡單，所有史書上記載的伯禽受封，“俾侯于東”之後再無受封記載，因此“俾侯于東”就是最後一次分封，也即是分封在了曲阜。在被分封到曲阜之前，伯禽已是魯公，已被封于魯地。

根據文獻記載，魯國曆史非常悠久，至少可以追溯到夏朝時期。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記載，劉姓始祖劉累，本職工作是為夏朝孔甲養龍，結果養死了一條龍，劉累就将之烹煮給孔甲吃了，孔甲大呼鮮美，劉累害怕孔甲還要吃龍，擔心龍死之事東窗事發，于是就逃到了魯地隐居。

《逸周書·殷祝解》記載：“（夏）桀與其屬五百人徒于魯，魯士民奔湯”，夏桀率領五百部署來到魯地之後，魯地百姓被吓的投奔商湯。

我們都知道，連夏朝存不存在，在學術界還處于兩可之間，因此史書上記載的這些夏朝逸事自然難被認可，但甲骨文出土之後，人們發現至少商朝時期已有魯國，甲骨文中已有“魯受年”等的記載。不過可惜的是，沒有史書具體記載魯地最初在什麼地方，隻在《詩經》上留下一些線索。

《詩經·閟宮》中記載，魯僖公（公元前659年―公元前627年）“居常與許，複周公之宇”，意思是魯僖公想要占據常與許地，恢複周公封建魯國時的疆域。顯然，魯國之初擁有常與許地，後來國力衰敗而丢失了，如今魯僖公想要恢複舊土。而“許地”即許田，在如今河南許昌一帶，唐代張守節的《史記正義》記載“故魯城，在許昌縣南四十裡”，更為巧合的是河南魯山也在附近。許地、故魯城、河南魯山......彙總在一起，不難讓人推理出真相，伯禽第一次所封的魯地，就在河南許昌——魯山一帶。學者楊朝明在《從<詩經·閟宮>中看魯國前期曆史》一文中，贊同最初魯地在河南魯山縣一帶的結論。

武王克殷之後，東方還有不少商朝部族并未真心臣服，将伯禽封于魯地，将姜尚封于齊地，其實也是為了打擊商朝殘餘勢力，達到“以作周屏”的目的。在東方商人殘餘勢力中，位于山東曲阜的奄國，可謂是商朝鐵杆同盟勢力。

奄國是商周交替之際的山東一個國家，國都在山東曲阜，古本《竹書紀年》中說商王獻庚、陽甲都曾建都于奄，後來盤庚遷都于殷，因此奄國又被稱之為“商奄”，秦國祖先就是商奄之民。三監之亂後，奄國趁勢叛亂，周公旦揮師東征平叛，魯公伯禽、齊公呂尚都參與平叛，最終滅掉了包括奄國在内的叛亂勢力，奄民四處逃散，其中一支逃到江蘇常州，相傳常州淹城即是奄人所造。由于周公旦、伯禽的功勞巨大，于是周成王将伯禽又分封到奄國舊地——曲阜，賜殷民六族，用以控制這一區域，即《詩經》中所說的“乃命魯公，俾侯于東。”

伯禽雖然被封于曲阜，但并未遷都至此，而是在徹底清除掉奄國勢力之後，伯禽之子炀公将魯國遷徙到沃土曲阜，《史記集解》中說“炀公徒魯”就是這個意思。

也就是說，第二次受封之後，伯禽擁有魯地與奄地，在當時可謂實至名歸的第一諸侯，遠比姜子牙風光，隻是後來魯國逐漸丢掉了“魯地”，至春秋時期基本隻擁有了“奄地”。

綜上可見，魯國之所以稱為“魯”，是因為伯禽先被封于河南魯山一帶，後來才被封于曲阜，魯國遷都到奄地曲阜之後，并未更改國号，還是沿用了“魯”之稱呼而已，并未打破以地名為國名的政治傳統。也就是說，山東之簡稱“魯”，并非源于山東，而是标準的河南造。

與此同時，通過魯國稱号來源可見，《魯周公世家》對魯國來曆記載有誤，不僅忽略了“周公”稱号由來，而且也沒有搞清楚伯禽兩次受封的曆史。當然，司馬遷能夠接觸到的文獻有限，不像如今可以随時全方位搜索查證，因此些許錯誤情有可原。

參考資料：《史記》、《左傳》、《詩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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