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豪情萬丈，也有“一蓑煙雨任平生”的淡泊灑脫。

他有“但願人長久，千裡共婵娟”的溫柔浪漫，也有“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的缱绻深情。

同樣的天縱之才，比之李白，他多了幾分憂國憂民的情懷，同樣的命運多舛，比之杜甫，他又多了幾分樂觀曠達的心态。

從眉州到汴州，他曆遍了人生的繁花似錦、烈火烹油；從惠州到儋州，他也受盡了命運的大起大落、悲歡離合。

舉杯提箸，便帶起了滿身的人間煙火，揮毫潑墨，又占盡了塵世的絕頂風流。

人生如逆旅，他竹杖芒鞋的身影在時光中輕輕走過，兩宋三百年的絕代風華，才最終成就了一個光耀後世的名字——蘇東坡。

北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7）冬天，四川盆地西南、岷江之畔的風雅小城眉州，一個名叫蘇轼的男嬰呱呱墜地。

據說其出生前一年，家鄉附近的彭老山便開始百花不生、草木枯萎，連鳥獸亦避走它處，直到多年後當地人才恍然大悟，原來是此地靈氣盡被蘇轼一人吸走。

在中國曆史上，每逢王侯将相誕生，必然伴随天地異象，如唐太宗李世民出生時，便有“二龍戲于館門之外，三日而去”，宋太祖趙匡胤降世時，也是“赤光繞室，異香經宿不散”。

類似這種聲、光、電畢現，色、香、味俱全的離奇故事，似乎是專門為了證明大人物們的“生而不凡”、“天命所歸”而添加的注腳，而這種充滿神話色彩的叙事風格，也幾乎成為後世史書的慣用筆法。

但九百多年前彭老山那一場突如其來的氣運流轉，或許并非出自史家事後的刻意編排，我更願意相信，那是大自然對這位中國數千年來獨一無二的天縱之才，所給予的絕無僅有的慷慨饋贈。

長子蘇轼出生兩年之後，1039年，蘇家又迎來次子蘇轍的降生。父親蘇洵為兩個兒子取名都與“車”相關，其中也是大有深意。

車輿，通常為負載之物，而承載萬物的大地，自然便是最大的車輿，中國傳統文化中講究的“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與蘇洵對兒子的殷切希望如出一轍。

隻是蘇洵可能也沒有想到，“轼”、“轍”這兩個字，冥冥之中也昭示了兄弟二人一生的命運。

“轼”是車上的扶手，是整架車最顯眼、裝飾最華麗的部分，蘇轼天縱之才，無疑是兩宋最耀眼的風流人物。

而“轍”是車輛碾壓後留下的痕迹，雖與車的本體并無關聯，但無論車輛發生怎樣的災禍，車轍都不會被殃及池魚。

所以，“木秀于林”的蘇轼，嘗盡了人間的悲歡離合，而與兄長相比，蘇轍的才情雖稍遜風騷，但仕途卻相對平順，不似其兄一生坎坷、颠沛流離。

仁宗嘉佑二年（1057），蘇洵陪同蘇轼、蘇轍兄弟由眉山老家赴京城參加三年一次的會試。

當蘇轼第一次出現在開封街頭時，沒有人會意識到，這個年輕人，會在今後的文壇掀起怎樣的滔天波瀾。

1057年的進士科，在中國科舉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僅“唐宋八大家”中蘇轼、蘇轍、曾鞏三人均在此科及第，而且還湧現出了九位宰執和大批頂尖學者，因此也被後世公認為千年科舉第一榜。

而頗具傳奇色彩的是，蘇轼的應試文章《刑賞忠厚之至論》，令主審官梅堯臣拍案叫絕之餘，其中又有“當堯之時，臯陶為士，将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這樣的佳句。

作為整篇策論的支撐性論據，這個臯陶欲殺人而堯勸其寬恕的典故，論點清晰、論據充沛，且用典十分到位。

梅堯臣雖倍感精妙絕倫，但饒是這位滿腹經綸的大儒，腦海中窮盡四書五經，一時之間也不知典從何來。

連忙将此卷送至另一主考官員，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歐陽修共同審閱。

從宋朝開始，所有科舉試卷均采取“封彌”這一保密制度，即将考生的姓名、籍貫等基本信息用紙糊住，以保證閱卷的公平。

蘇轼的文章歐陽修内心也是大加贊賞，但其暗忖如此錦繡文筆，很有可能出自門生曾鞏之手，為避免嫌疑，歐陽修隻得将這份理應獨占鳌頭的試卷判為第二。

不過頗為尴尬的是，放榜之後，歐陽修才發現，原本位列第二、如今高居榜首的，正是其弟子曾鞏，而那篇精妙的文章，竟是出自一位叫蘇轼的四川舉子之手。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當梅堯臣問及文中典故出自各處時，蘇轼的回答竟然是“想當然爾”。

雖是杜撰卻毫無造作之處，信手拈來卻又渾然天成，蘇轼的驚才絕豔和不拘一格由此也可見一斑。

1057年的禮部會試，雖然在陰差陽錯下與“會元”擦身而過，但初出茅廬的蘇轼牛刀小試便已然鋒芒畢露。

而這個眉山青年的才情更是令歐陽修、梅堯臣這樣的文壇領袖都贊歎不已。在歐陽修的大力推薦和再三稱贊下，蘇轼一時聲名大噪，每逢其新作出爐，立刻就會傳遍京師。

隻是蘇轼身上的奇迹仍在繼續，1061年，他又在制科考試中取得了“入三等”這一驚人成績。

制科考試，是為國家選拔“非常之才”而由皇帝臨時下诏舉行的不定期、非常規考試。

與科舉考試相比，參加制科不僅需要有公卿大臣推薦，而且錄取率極低，有宋一朝，進士及第的人數大約有四萬人，而成功通過制科考試的隻有區區四十一人。

考試成績雖有五等，但一、二等實際都是虛設，蘇轼“入三等”的成績，在整個宋朝的制科考試曆史上，也僅有四例，蘇轼之前百年，更無一人得此佳績。

雖然說“文無第一”，但僅就應試能力和科舉文章而言，蘇轼也絕對是兩宋最頂尖的人物。

但正當蘇轼準備大展拳腳之時，1066年，父親蘇洵不幸病逝，蘇轼、蘇轍兄弟二人扶柩還鄉，為父守孝三年。

待到丁憂期滿，蘇轼重新回到朝堂之上，已是1069年。此時，王安石主持的熙甯變法正進行得如火如荼。

蘇轼雖然文采風流，但其政治觀念卻偏向保守，主張循序漸進，面對王安石大開大合、急于求成的改革手段，他内心極為抵觸。

彼時，其初入官場，毫無根基，卻有一肚皮的不合時宜，政治心态又極不成熟，竟屢屢上書痛陳變法之弊端，甚至利用自己任國子監考試主考官的機會，出題嘲諷王安石蒙蔽聖上，獨斷專行。

很快，“憤青”蘇轼就為自己的年輕氣盛付出了代價——熙甯變法已是大勢所趨、勢在必行，而身為宰相的王安石又深得神宗的信任和支持，與“拗相公”宣戰的結果，是神宗對其數次的重要提拔，都在王安石的堅持下遭到否決。

而變法的支持者和王安石的擁趸們，更是借此機會對蘇轼進行不遺餘力地攻讦。

朝堂這個是非之地，眼見已難立足，再待下去，則恐有引火燒身之虞。

因此，蘇轼主動申請出京任職，而神宗盡管對其才學非常欣賞，但無奈蘇轼終不能為改革變法所用，隻得同意将其外派至杭州任通判。

三年杭州通判任期結束後，蘇轼再次請調密州任職，在此期間，一篇《江城子 · 密州出獵》不僅讓密州名揚天下，更是開宋詞豪放派之先河。

從1071年開始，蘇轼參與主持地方工作長達八年，先後曆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等三地知州，而這八年的時間，蘇轼的政治才能得到充分發揮。

尤其是1086年，第二次出任杭州知州時，蘇轼緻力于當地的市政建設和民生發展，修建水利、疏浚西湖，又利用挖掘的淤泥和雜草堆築出了著名的“蘇堤”，更為杭州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的千古名句。

地方上的政績斐然，也從側面證明了蘇轼絕非紙上談兵之輩，他不僅寫得出針砭時弊的策論，更當得好憂國憂民的父母官。

元豐二年（1079），四十四歲的蘇轼由徐州調任湖州知州，并按照慣例向皇帝呈上謝表。

豈料這道《湖州謝上表》，不僅給蘇轼帶來了牢獄之災，更深刻改變了其此後的整個人生。

“謝表”原本不過是官場上的例行公事，格式、内容幾乎都有固定的模闆。

但已年逾不惑的蘇轼，仍不改當年的憤青本色，在對皇帝表達感謝的同時，又夾槍帶棒地發了幾句牢騷。

很快，蘇轼的謝表就在朝堂之上引發了軒然大波，禦史何正臣率先發難，彈劾其譏諷新政，一石激起千重浪，禦史舒亶、李定，國子監李宜之等人随即群起而攻之，攻擊的對象也由最初的謝表迅速擴散到針對蘇轼的所有文學作品。

而客觀地說，蘇轼之前的詩文，部分内容确實有抨擊新法的傾向，給了别有用心之人以口實，而更關健的是，一旦調查取證的範圍擴大，過分解讀、刻意的歪曲事實和污蔑，必然是防不勝防。

蘇轼被彈劾的罪名，也由最初的“譏諷新政”逐漸升級為“蠱惑人心”直至最嚴重的“诋毀聖上”。

而所謂衆口铄金、積毀銷骨，面對朝臣洶湧而來的奏折，以及從蘇轼文章中找到的如山鐵證，宋神宗再愛才，也隻能将蘇轼移交禦史台審理。由于禦史台上遍植柏樹，常引來烏鴉栖息，因此也被稱為烏台，而“烏台詩案”可以說是蘇轼一生最大的劫難，也是其人生的重要轉折。

就這樣，本來剛準備在湖州開始新生活的蘇轼，幾乎一夜之間便成為了階下囚，此後更差點被判處極刑。

好在不少保守黨人為蘇轼求情，包括太皇太後曹氏、宰相吳充等人亦出面力保。甚至連之前的政敵、已經卸任宰相的王安石也施以援手，連夜上書神宗道：“豈有盛世而殺才士乎”，加上宋朝不殺文人的祖訓，神宗最後才赦免了蘇轼的死罪，将其貶往黃州任團練副使。

但所謂死罪可免，活罪難逃，黃州的這個地方小官，既無實權，更乏俸祿，隻不過是個挂名在當地、受監督的犯官。

從春風得意的科場奇才到貶谪落寞的戴罪之人，蘇轼還來不及感歎世事無常，就要抓緊時間解決穿衣吃飯的現實問題。

面對生活的困窘，蘇轼主動向黃州官府申請了五十畝荒地，因這塊地在黃州城東門之外，蘇轼稱其為東坡，而自稱“東坡居士”。

在放下身段從事勞動生産的同時，蘇轼也在深刻反省自己前半生的憤怒、尖刻，心靈的寄托由官場名利轉移到對大自然山水的流連和對田園生活的熱愛。其精神境界更是由具體的政治憂患升華到寬廣的人生思考。

走出官場失利的陰影，蘇轼的心境愈發豁然恬淡，解決了基本的溫飽問題之後，蘇轼的閑情逸趣繼續發展為對口腹之欲的熱愛，東坡肉、東坡魚、東坡羹等美食相繼誕生。

而黃州四年，不僅是蘇轼最快樂的時光，也是其一生文學創作的巅峰時期，1082年，他來到黃州赤壁矶，面對滾滾江水，感懷曆史、人生，展開歌詠，蘇轼的千古絕唱、宋詞中震爍古今的偉大傑作，《念奴嬌·赤壁懷古》由此橫空出世。

1082年春，偕友郊遊遇雨，一首《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更是完美诠釋了其逆境之中超凡灑脫的人生态度。

大江東去，曾經疾惡如仇、桀骜不馴的蘇轼成為了曆史，人間卻從此多了一個更加成熟、曠達的坡仙——蘇東坡。

1084年，神宗思慮人才難得，将其由黃州改判汝州團練副使，不久又應蘇轼的申請，許于常州居住。

前往常州赴任的路上，蘇東坡主動提出要拜訪歸隐金陵（南京）的王安石，而年逾花甲的王安石，得到消息後更是親自到江岸渡口迎接。

此時的蘇東坡早已洗盡鉛華，而執拗、強勢的王安石，本也是光明磊落之人，千帆過盡之後，兩個曾經互相敵視的對手，終于在長江邊“相逢一笑泯恩仇”。

這才是真正的君子之交——昔日的恩怨沖突，不過是因政見不同而引起的意氣之争，此時的握手言和卻代表着當世兩大卓絕人物的惺惺相惜。

暫居金陵的日子，二人遊山玩水、吟詩作畫，品茗飲酒，不亦樂乎。蘇東坡為王安石的氣度、見識所折服，而道别之際，望着蘇東坡離開的背影，王安石更是不禁感慨：“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隻是蘇東坡在常州盤桓不久，朝堂之上便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085年神宗病逝，年僅九歲的哲宗沖齡踐祚，高太後臨朝聽政，并請出了舊黨領袖司馬光出任宰相。

司馬光上任之後，大批舊黨官員被啟用，而備受其器重的蘇東坡也是其中一員。

從1085年5月到1086年9月，蘇東坡的官職一路擢升，由朝奉郎、登州知州、禮部郎中直至翰林學士，短短十七個月，便由一個偏遠地區的犯官迅速擢升為朝廷的三品大員。

這是仕途坎坷的蘇東坡在官場最為輝煌的時刻，但輝煌過後卻沒有迎來人生的頂點，反而是更加迅速地墜落。

因不滿司馬光及其黨羽對新黨的打壓和全盤否定，耿介忠直的蘇東坡，再次上書直谏，并抨擊了舊黨執政的腐敗現象，由此引起了保守勢力的針對和陷害。

再加上此次蘇東坡重回京師，本是懷着一腔熱血，單純地想為國為民做一點實事，他無意于加入任何的政治、黨派的争鬥。

1089年，蘇東坡再次自請外調，出任杭州知州，如果說1071年第一次請調杭州時，其政治上是失意的，内心更是充滿了苦澀與憤懑，那麼時隔十八年後，卻是看破官場醜态後灑脫的抽身，甚至還有幾分脫離泥潭的興奮和欣喜。

但正所謂人生無常，元祐八年（1093），舊黨靠山、太皇太後高氏病逝，十六歲的哲宗開始親政，重新推行其父神宗的變法主張，新黨抓住機再次成為朝廷上的主導力量，守舊派因此被變法派大肆打壓。

蘇東坡也因為一直以來身上舊黨的标簽，而再次遭到貶谪，1094年，先是被貶嶺外英州（廣東英德），尚在赴任途中，又再次接到聖旨，轉徙惠州。

遠貶惠州的日子，相當困窘，但對于飽經風雨的蘇東坡而言，生活的磨難早就習以為常，樂觀灑脫的他，依然過着清貧而悠然的生活。

不僅如此，并無實權的他，還多方奔走，最終促成了惠州西湖的民生改造，當然，才華橫溢又愛好美食的東坡居士，又在當地愛上了荔枝這一美味水果，而“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的名句，更是成為千年以來宣傳嶺南風物的最佳廣告。

但樹欲靜而風不止，紹聖四年（1097年），蘇東坡再次遭貶，這次是更遠的海南儋州。

當時的海南，可以說是人迹罕至、煙瘴叢生之地，但被一貶再貶的蘇東坡，聽聞胞弟蘇轍被貶雷州，竟相當幽默的寫下了“莫嫌瓊雷隔雲海，聖恩尚許遙相望”的詩句。

就像多年前，摯友王定國的侍妾柔奴對其所言：“此心安處是吾鄉”——面對逆境坎坷，悲歡離合，蘇東坡早已釋然。

元符三年（1100），哲宗駕崩，徽宗繼位并大赦天下，蘇東坡終于結束了七年的貶谪生活，北返中原。

而聞知蘇轼北上，要經潤州前往常州時，運河兩岸成千上萬的百姓，紛紛自發随船前行，競相争睹這位人中龍鳳的絕世風采。

然而此時正值盛夏，暑氣蒸騰，蘇東坡又已是六十五歲的老人，長途跋涉、舟車勞頓之下，最終染病不起，公元1001年七月，北宋最卓絕的天才，一代文壇巨星，在常州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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