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六十年，阮元被任命為浙江學政，學政這個官職聽起來不高大，但是按照政府的規定，無論學政有着怎樣的品級，他在任職期間都可與總督、巡撫平級，即此可見，清政府對科考選才是何等的看重。學政一任三年，都是由文化人來任此職，因此能夠當上學政，在那個時代也是很光榮的一件事。

　　阮元是位大學問家，他所處的那個時代，校勘學極其興盛，阮元以他那超強的能力，對乾嘉學術，尤其是古文經學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侯外廬就這樣評價他：“阮元是扮演了總結十八世紀漢學思想的角色。”這句話更多的是說阮元出版了大量的經學著作，據統計，總計有三千多卷，而其中的《經籍纂诂》則有106卷之多。對于這部大書的編纂，阮元在27歲時就已着手，但因為各種原因，他未能完成此書。其實這部書也是總結性的著作，在他之前有許多大學者撰寫了著作的訓诂學著作，但這些著作散見于各種書中，那個時代又沒有百度，很難因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通檢，阮元覺得應該編這樣一部書出來，人的編纂方式是“以字為經，以韻為緯，取漢至唐說經之書八十六種條分而縷析之。”

　　《春秋公羊注疏》清嘉慶二十年刻《十三經注疏》本，書牌

　　《春秋公羊注疏》清嘉慶二十年刻《十三經注疏》本，卷首

　　顯然，他編的這部書的體例太大了，開頭容易，完結卻很難，而今他當上了浙江學政，當地的一大幫文人也就團結在了他的身邊。做這種通檢通查之事，當然是人多力量大，于是阮元就從這些飽學之士中選出了三十多位，請他們共同來編纂《經籍纂诂》。這件事始于嘉慶二年。在阮元原稿的基礎之上，這些人查檢相關的著述，僅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就編完了此書，速度之快超過了阮元的想象。其實他所請的這三十多位中有許多藏書家，比如海甯陳仲魚等，這些人都為編輯《經籍纂诂》提供了許多的資料，對于這件事，臧庸所寫的《經籍纂诂後續》中有如下說法：“少宗伯儀征阮公視學浙江，以經術倡迪士子，思治經必先通诂訓，庶免鑿空逃虛之病。而倚古以來，未有彙輯成書者。因遴拔經生若幹人，分籍纂訓，依韻歸字，授之凡例，示以指南，期年分纂成。更選其尤者十人，每二人彙編一聲。”

　　《毛詩注疏校勘記》清嘉慶二十年刻《十三經注疏》本

　　其實在編《經籍纂诂》的同時，阮元也在編另外一部書，那就是《疇人傳》，這部書在曆史上也很重要。不知什麼原因，中國古代對科技的重視程度較差，針對這種情況，阮元想編一部自然科學家的傳記，這部書内收錄了中國從上古到清代總共243位科學家的傳記，另外還收有外國科學家37人，比如有哥白尼等等，即此可見，阮元有着頗為廣闊的胸懷，這部書也是阮元的衆多弟子編輯而成者。

　　這兩部著作完成之後，阮元已滿了他的三年學政任期，于是回京述職，然而他卻又被任命為浙江巡撫，又一次回到了杭州。巡撫屬于地方大員，當然比做學政多了很多的實權，再次回到杭州讓阮元很高興，他覺得可以運用手中的權力來實現在教育出版方面的理想，這一次他又回到了當初編輯《經籍纂诂》的地方，那就是西湖邊的白沙堤行宮之東，他自己掏錢在此修建了一片房屋，并且在這裡建成了一個書院，并給這個書院起名為“诂經精舍”。

　　《附釋音毛詩注疏》清嘉慶二十年刻《十三經注疏》本，卷首

　　對于此事，阮元在《西湖诂經精舍記》中說：“及撫浙，遂以昔日修書之屋五十間，選兩浙諸生學古者讀書其中，題曰诂經精舍。精舍者，漢學生徒所居之名；诂經者，不忘舊業而勖新知也。”即此可知，诂經精舍就是建立在前幾年他請人編輯《經籍纂诂》的原處。從他的話語中可以知道，當年他請人編書時竟然動用了50間房，這麼說來，當時編輯《經籍纂诂》的人恐怕不止是曆史上記錄的那三十幾位，在這裡阮元解釋了“诂經精舍”名稱的來由。阮元也同樣說“诂經”一詞就是接續當年的編書之業。

　　《經籍纂诂》書牌

　　《經籍纂诂》卷首

　　關于這件事，張鑒的《雷塘庵主弟子記》中錄有孫星衍的說法：“揚州阮雲台先生以閣部督學兩浙，試士兼用經古學，識拔高才生，令其分撰《經籍纂诂》一書，以觀唐以前經诂之會通。及由少司農巡撫茲土，遂于西湖之陽立诂經精舍，祠祀漢儒許叔重、鄭康成，禀給諸生于上舍，延王少司冠昶及星衍為之主講，佐撫部授經學于經舍焉。”阮元對诂經精舍的建立很看重，他請到的教師都是那個時代很有名氣的學者，比王昶、孫星衍等等。

　　尤為重要者，阮元建立的诂經精舍不是培養考試性人才，他在這裡更重要的是想培養出一批踏踏實實做學問的人。古代的書院到了元明之後，雖然也有做學問者，但大多數是為了一定的實用，而阮元想恢複宋代書院的那種講學風氣，張崟在《诂經精舍志初稿》中說：“有明以來，專尚制藝，主講師長，複以四書文、八韻詩為圭臬，并宋人建書院意而失之。近時賢大夫之崇古者，又思矯其失，而習非成是，積重難返，不得已别築講舍，選高才充其中，專肆經史辭賦，一洗舊習。若吾浙江之诂經精舍，廣東之學海堂，其較著者也。”

　　《疇人傳》書牌

　　《疇人傳》卷首

　　實踐證明，阮元的努力沒有白費，诂經精舍最終培養出了一大批緻力于漢學研究的著名學者，其為漢學研究所做出的貢獻，陳居淵在《焦循阮元評傳》一書中說：“……但是這些書院雖然有重古學的傾向，但是僅僅是增加了講習的内容而已，整個書院還是安于舊習，變化不大。直到阮元的诂經精舍，才真正敢于力矯積習，提出摒棄宋學恢複漢學的理想，為培養青年漢學家設立專門機構。”

　　嘉慶四年，《經籍纂诂》刷版發行，到了第二年，诂經精舍建成，阮元就将編纂《經籍纂诂》的大多數學者全部轉入诂經精舍之中，其中有著名學者四十多位，故而宋巧燕在《诂經精舍與學海堂兩書院的文學教育研究》一書中稱：“概而言之，诂經精舍是阮元在編纂《經籍纂诂》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那麼，诂經精舍除了刊刻幾部大書之外，是否還有自己的藏書呢？

　　國立藝術院匾額

　　後期的記載較為詳細，而阮元主持诂經精舍的時代卻未見史料記載此事，故宋巧燕猜測稱：“阮元非常重視杭州的藏書建設，對他自己捐俸建立的诂經精舍，也應該是厚愛有加。诂經精舍是在阮元聚焦衆學者編輯《經籍纂诂》的舊址上建成，《經籍纂诂》是衆學者彙集十三經和唐以前的史、子、集部中重要著作的舊注以及漢晉以來的各種字書共約一百餘種而成，修書時，應該是購置了數量龐大而種類繁多的書籍。诂經精舍是阮元在修書原址上建成，精舍應該也繼承了修書時所購置的這些圖書。”

　　我覺得宋巧燕的猜測頗有道理，因為編輯《經籍纂诂》需要有大量的書籍做參考，所以那裡如果沒有數量衆多的藏本，編這部書幾乎不可能。道光年間，黃鳴傑所撰《诂經精舍移建三祠碑記》中的說法印證了宋巧燕的判斷：“顔曰诂經，庋置群籍，偕郡人士講貫其中。”黃鳴傑明确地說诂經精舍内藏有一批書籍，但可惜沒有說出具體的書名及數量。相比較而言，诂經精舍還是以刊刻書籍更為出名。

　　正前方綠樹後面就是西湖岸邊

　　嘉慶六年，阮元想編輯一部更為有價值的大書，那就是重新校勘《十三經注疏》。我們多次提到經學是中國學術界，甚至是思想界的主幹，因此，對十三經的修訂曆來是官學和私學均極為看重的一件大事。然而在宋代之前，十三經的經和書都各自單行，到了南宋紹熙年間才有了合刻本，而後幾經翻刻，使得《十三經注疏》有了不少的錯訛，因此阮元發誓要搞出一部新的《十三經注疏》來，并且要寫出校勘記。而後，阮元請到了許多著名的學者和校勘家集于诂經精舍來校這部著名的大書，段玉裁在《十三經注疏釋文校勘記》中稱：“（阮元）集諸名士，授簡西湖诂經精舍中，令詳其異同，鈔撮會萃之，而以官事之暇，乙夜燃燭，定其是非”，當時顧千裡也參與了此事。因為校勘方法的不同，阮元跟段玉裁還産生了很大的矛盾，而黃丕烈作為調解人想平息此事，但沒想到卻産生了更大的誤會，為此顧千裡與其絕交，這其中的故事待到顧千裡一文時再細聊吧。

　　停車場後的祠堂

　　總之，阮元動用了一批學者，曆時五年将《十三經注疏》徹底地梳理了一遍，但不知什麼原因，《十三經注疏》和校勘記當時并沒有在诂經精舍刊刻出來。嘉慶二十年，阮元任江西巡撫，他在诂經精舍校稿的基礎之上又組織了一批學者，用了近兩年的時間将該書重校一過，于嘉慶二十一年末刻成《十三經注疏》416卷，同時也刊刻出了校勘記，使得該書成為《十三經注疏》體系中最重要的版本之一。

　　祠堂的正門

　　鹹豐十一年，太平軍攻占杭州，将诂經精舍燒毀。同治五年，江西布政使蔣益澧個人出資重建诂經精舍，并且聘請著名學者譚獻出任诂經精舍的監院，同時蔣益澧還購買了一千三百冊書藏于诂經精舍内，這件事在譚獻的日記中有記載：“蔣芗泉布政買書弆精舍，凡千三百冊。諸生能讀，經史具在，欲為通儒，何待搜奇訪秘哉！”關于這件事，譚獻在日記中還有這樣一條：“二月初二日，蔣方伯來。方伯買四部書存诂經精舍，欲予禀設工役典守。”從這句話可以推斷诂經精舍當時的藏書恐怕不僅僅是這一千三百冊，因為蔣益澧還準備聘請專人來管理這些藏書，即此可以推斷，重建的诂經精舍當年的藏書量并不少。

　　介紹牌上沒有提到诂經精舍

　　,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