叢文俊 甲骨文書學會顧問

　　叢文俊，筆名如也，齋号兩可齋、豐草堂、适有餘齋，1949年生于吉林市。曆任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篆書委員會副主任、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書法院研究員，吉林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長于多學科的綜合考證與研究，在書法史、書法理論研究方面頗具創意和開拓精神。擅長大小篆、隸、草、行等多種書法，長期擔任全國各類大展評委，出版作品集多種，發表學術文章150餘篇。先後多次獲書法界、文藝屆重要獎項，多次應邀到韓國、日本、美國及台灣地區參加學術會議并進行講學活動。

　　叢文俊先生是一位集書法研究、創作、教育于一身的書法大家、著名學者。先生先後獲得中國書法蘭亭獎理論獎、教育獎、藝術獎，并以其精深博洽的學識，嚴謹的治學風範，儒雅而獨特的書法風格而飲譽當代書壇。

　　叢先生是當代中國書法史研究的開拓者與書法批評理論的構建者。叢先生的書法史研究主要體現在書史通論和斷代、個案兩個方面。書史通論涉及了整個書法史及各個時期的重大問題，諸如：書法史學與文化含義，規範正體、實用草體、裝飾性書體的性質及用途，漢字書寫的藝術化曆程，隸書正體化與八分藝術化的區别，草書體書法藝術的自覺與“翰墨之道生焉”，魏晉出土文字遺迹的分類、性質與學術意義，魏晉士大夫書法風尚之真實狀态，“蘭亭論辨”與《蘭亭》真僞，北魏崔盧二門楷法的傳承與魏碑體的形成，曆代書體發展的不平衡狀态，民間書法和非自覺書法問題，等等。這些涉及書法史上的重大關節和要害焦點，通過叢先生的挖掘、探讨、研究，不但給書法史增添了豐富、鮮活的内容，而且也為解讀書法史提供了重要的參照方式。叢先生在先秦書法史斷代研究及一系列個案研究中，借助于對先秦史、古文字的優勢，厚積薄發，獨辟蹊徑，填補了先秦書法史研究中的空白，确立了先秦書法史的框架，理清了先秦書法史的發展脈絡，全面而科學的總結闡釋了先秦書法的演變發展規律及不同地域、不同書體特征的某些現象與要害問題，其研究方法可謂當代書法史研究的一種範式。

　　叢先生在書學理論方面亦有諸多建樹，尤其體現在書法批評詞語及詞群譜系的發掘、探讨與闡釋，以及對古代書法批評方法諸多類型的概括總結與要義揭示上，也為當代書法批評理論的構建提供了重要的參照。概而言之，叢先生的書法研究建立在曆史學、哲學、美學、考古學、古文字學等學科中，具有宏闊的學術視野，敏銳的思維活力，獨到的眼光與視角，巧妙而理性的抽繹問題的方法，體現出“盡精微而緻廣大”的學術氣象。

　　先生的書法研究往往從具體的書法現象和文本體裁出發，對其潛在的書法内涵和文化意義進行深入的闡釋，從而表現出其獨立的文化關懷和理想取向。新的思想、新的方法、新的結論，無不充斥在其書法史學、書法理論以及書法技法、書法教育等一百六十餘篇論文和十數部專著中，構成了當代書學研究較為完整的體系，也代表了當代書法學者的研究高度。以叢先生的衆多成果和在當代書壇産生的影響而論，當代中國書壇學術研究上開宗立派的“叢學”已經形成，其會随着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完善和明晰，而其學術意義亦會愈加凸顯。

　　誦坡公《水調歌頭》有感 45cm×61cm

　　叢先生也是當代傑出的書法大家。叢先生是真正的藝舟雙楫者，學術研究與書法創作雙峰并峙，先生以學術而不斷滋養、提升了書法創作，又以書法創作上的會心自得而不斷升華了學術研究，這也是叢先生的書法能不斷注入新的創作活力、時出新境的原因。

　　叢先生的書法成就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諸體兼工。叢先生書法創作上的全面性，是基于書體演變規律的深入研究與體察，所以其不僅對主流性書體有精準的把握，并體現了自我的個性風格，還對過渡性書體如秦漢簡帛書等隸變過程中的書體以及地域性書體如戰國楚系文字等，都能随手拈來，并統攝于筆墨性情中。自先秦古文字至後世各類書法遺迹及書法現象，先生無一不通，并有獨到的見解，這也是先生書法創作能各體兼工精能的原因。

　　其二，在古體書法創作上的高度。叢先生是國内較早取得古文字學專業博士學位者，叢師于著名古文字學家姚孝遂先生，在古文字方面的造詣當代書壇中堪為翹楚，古文字字形在先生的筆下毫無隔礙，并且能依文詞内容的客觀審美需求對字形結構進行随機應變地調整，也顯示出在古文字專業方面的高度，如甲骨文書法創作，對字形及風格的擇取充分體現了對甲骨文分期的稔熟。先生筆下的古體書法不僅具有形象性，體現了古文字原始構形的涵義，還強化了書寫意味，使古體書法隐晦而單純的筆法在其精微的筆墨表現下，變得筆意清朗，饒有美感。先生的古體書法并不是單調膚淺的以筆師刀、以筆摹形等，而是不斷地對古文字字形進行擇取、改造、優化，注入新的文化内涵與審美感受，并形成了極具個性的筆墨語言，在當代古體書法創作中具有領先的突出地位，可以說其成就不讓于清賢。

　　臨《牆盤》 68cm×68cm

　　其三，題跋書法的卓立不凡。近十幾年來，叢先生作了大量的題跋書法，主要分兩類：一是古代畫像石、畫像磚及造像石刻、碑志拓本上的題跋；二是自作書法作品中的附記性跋語。前者多指向學術，内容包羅萬象；後者多體現于書法見解與創作感受。叢先生的題跋中反映了其多學科的知識結構、紮實的考證功底、獨特的思維視角，而其文言文體的輕松娴熟，語句的凝練、優美，讓人感到胸含錦繡，文思飛湧。先生的跋文書法小字，多以金文、隸書、行楷、簡帛書題寫，皆是先生所長之體，在自然書寫狀态下從容而出，雅正而逸氣縱橫，用筆精勁，不激不厲，盡現風規。并且有時一紙之内不同書體分次一跋再跋，而相映成趣，協調中更具變化與生動。叢先生的題跋書法是對書法形式及内涵的豐富與發展，在當代書壇文化缺失的背景下尤能顯示出學術價值與啟示意義。

　　通臨《虢季子白盤》 68cm×68cm

　　叢先生更是堪能擔當“傳道授業解惑”的師者，是一位卓然不凡的書法教育家。先生以授學育人為第一職責，不僅學識淵博，而且具有學者的求真風骨，師者的仁慈寬廣胸懷。

　　叢先生在書法教育上的貢獻與特色體現在：一是創建了吉林大學書法專業，是較早開展書法研究生教學并形成碩士、博士、博士後教學體系的書法人才培養的重鎮，為當代書法培養了衆多的學術理論及教育人才，現分布在全國各大高等院校及書法專業研究創作機構中，成為活躍在當代書法理論與教育第一線上的重要的生力軍。這在以往的全國書學讨論會等學術活動中，無論從入選獲獎的人數，還是論文的質量與水平，都能充分體現出來，被業界稱之為“叢家軍”。

　　二是叢先生的教學理念與教學經驗，也是當代書法教育的寶貴财富。叢先生教學中以堅守書學“傳統”為基石，将書學傳統視為當代書學發展的根源和原動力。認為書學傳統并不等于保守和固執，思想與學術創新正是要充分了解古人與傳統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實現突破或有所創見。先生認為用西方理論、概念和語言表達方式來讨論書法問題的銳意圖新精神是可取的，但用之全方位地來诠釋和解決中國書法問題是非常困難的。所以在教學中強調研究中國書法就必須側重運用中國傳統思想智慧，強調對曆史文獻資料的利用，并注重培養學生解讀古代文獻的能力，尤其要求學生對古代書論的貫通及書法史的谙悉，使學生在務“本”上用足了功夫，故能奠定紮實的基礎。叢先生教學中還注重培養學生的思維活力與想象力，并因材施教，引導治學方向，使學生逐步形成自已的研究領域與治學路徑。

　　三是叢先生積極參與校外書法教育及學術活動，如中國書協組織的一系列培訓工作及社會公益性活動，在“國學修養與書法”培訓班、“中國書法公益流動大講堂”等培訓活動中，都是主要的授課者，将社會作為大講堂，向全國各地的書法家與書法愛好者傳授書法精髓及文化要義，影響了一大批年青的書法人才，德藝雙馨，廣受推崇。

　　臨西周《裘衛盉》 65cm×61cm

　　臨西周《不 簋》62cm×62cm

　　（本文選自《長林豐草——慶祝叢文俊先生七十壽辰師生書法作品展》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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