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遊覽圖。

　　“獨鶴不須驚夜旦，群烏未可辨雌雄”，這是蘇轼《和劉道原見寄》“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懼，歸去方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群烏未可辨雌雄。廬山自古不到處，得與幽人子細窮”中的精辟“點睛”之句，正是蘇轼這一句詩，将“烏台詩案”的波濤推至巅峰。

　　“烏台詩案”的主角是誰呢?對宋代文史知識有一定了解的人，一般都知道，“烏台詩案”的主角就是一代文豪、“唐宋八大家”之一、宋代文壇之領袖的蘇東坡蘇轼。

　　那麼，蘇東坡蘇轼何許人也？蘇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東坡居士，北宋著名文學家、書畫家、美食家，四川人。一生仕途坎坷、起伏跌宕，學識淵博，天資極高，詩文書畫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暢達，與歐陽修并稱歐蘇，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藝術表現獨具一格，與黃庭堅并稱蘇黃；詞開豪放豁達，對後世影響深遠，與辛棄疾并稱蘇辛；書法擅長行書、楷書，自創新意，用筆豐腴跌宕，有天真爛漫之趣，與黃庭堅、米芾、蔡襄并稱宋四家；畫學文同，論畫主張神似，提倡“士人畫”，擅長文人畫，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著有《蘇東坡全集》和《東坡樂府》等。

　　一代文豪蘇東坡——蘇轼。

　　一代天驕，天縱英才，蘇轼才情蓋世，疾惡如仇，剛直不阿，恃才傲物，自恃清高，故蘇轼總是“獨具一格，不肯同流合污”。

　　疾惡如仇，剛直不阿，往往不合時宜，蘇轼非常有自知之明，常常吐槽自己，一旦遇上看不慣的人與事，就必須“如蠅在台，吐之乃已”。也常常自我解嘲，蘇轼曾撫摸自己大腹便便的大肚子，笑問小妾朝雲：“猜猜這個大肚子裡裝的都是啥？”朝雲讨好地說：“是一肚子錦繡文章。”蘇轼先是哈哈大笑，既而自我解嘲說：“錯，是一肚子不合時宜”。

　　恃才傲物，自恃清高，不肯同流合污。宋神宗朝興起了由王安石牽頭的變法，改革派上台推行新政，蘇東坡看不慣，處處熱嘲冷諷；到了保守派上台恢複舊政，蘇東坡也看不慣，同樣熱嘲冷諷。一句話，蘇轼自恃清高，自以為是，别人搞的那一套，橫豎都是看不慣，是個地地道道的兩頭不讨好的人。

　　“烏台詩案”發生的時間是元豐二年（1079年），顧名思義，似乎與詩有關，但事實上，“烏台詩案”卻是從一份謝表開始的。

　　當時是，宋神宗在熙甯年間（1068 至1077年）重用王安石，大力實施變法；變法失利後，又在元豐年間（1078 至1085年）開始改制。元豐二年（1079年），是從變法到改制的轉折而又關鍵關頭。這年三月，蘇轼由徐州調任太湖之濱的湖州。官職異動，按照慣例，都得給皇帝上一份謝表，感謝龍恩浩蕩；蘇轼也例行公事，上了一份《湖州謝上表》。

　　專業或者說慣常做法，就是總結一下自己在原職上的工作，展望一下新職上的期望和計劃，再加幾句感激語，程序就算結束了。但蘇轼偏偏是個“高智商、低情商”的清高君子外加直言不諱的牢騷包，對新政牢騷滿腹，不吐不快，自己作死，竟然在謝表上陰差陽錯、鬼使神差地寫了這麼一句：“陛下知其愚不适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表面上看，這一句也隻是普通牢騷話，其大緻意思是：皇上您也了解小臣我愚鈍不識時務，難以和新提拔起來的年輕才俊共事；同時您也體察到小臣我年老疏懶，也隻能在基層混混日子了。這話，明眼人一看就清楚，弦外有音，話裡有話，除了牢騷，更是酸味十足，更蘊怨恨綿綿。這下，捅了馬蜂窩，麻煩可大了，本來簡簡單單的事情，變得事情并沒那麼簡單了。

　　首先，宋神宗不高興了，好你個蘇東坡呀，你與王安石鬥法也罷了，居然敢對朕怨恨綿綿！雖然王安石變法失敗，但現如今可是朕在主導改制(改革)，你怎麼能對變法、改制有這麼大的成見呢？俗話說得好“伴君如伴虎”，難道你把朕當作病貓了嗎？看來，老虎不發威，你還真把朕當作病貓了！看來，你骨頭癢癢的了，不給你松松骨頭，還真不行！

　　其次，變法派人士早恨蘇東坡牙根癢癢的，一直想整蘇東坡了。這回，看到謝表上的刺眼語句，“第六感覺”告訴他們，相信宋神宗也是相當不高興了，逆了龍鱗，看你蘇東坡還有好果子吃麼？于是，新黨人士決定巧借東風，從這份謝表入手，把蘇東坡整臭整倒，置之死地而後快。

　　這回，蘇東坡可能真的在劫難逃了，因為，蘇東坡在謝表中的這句話裡有幾個詞語，在當時是太刺眼了。其中，“生事”一詞，是神宗朝的熱門詞語，炒熱這個詞的人，正是保守派和變法派的領袖司馬光和王安石；司馬光曾寫過一封長信給王安石，信中以“生事”一詞來訓斥王安石，說王安石的變法是無事生事，是要擾亂天下的禍根；這之後，“生事”一詞就成了攻擊變法的慣常用語。另外，“新進”一詞，則是蘇東坡發明的專利，專門對王安石引薦的新人的貶稱；他曾在《上神宗皇帝》書裡說王安石“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結果是“近來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這樣的牢騷，這樣刺眼的詞語，讓變法派人士如鲠在喉。試想，蘇東坡乃文壇領袖，他随便說一句什麼話，都會對民衆形成強大的引導力，而他總是在詩詞文章中譏諷新政，無疑會對新政造成強大阻礙。

　　因此，變法派人士認為“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時機成熟，說幹就幹，“烏台詩案”的由來，就這樣開始了，并且一發而不可收，“城門失火，殃及魚池”，很快就波及蘇東坡很多詩詞以及與這些詩詞有牽扯的官員或文人，特别是“獨鶴不須驚夜旦，群烏未可辨雌雄”的精辟“點睛”之一句詩，将“烏台詩案”的波濤推至巅峰，最後，簡直是地動山搖，無數官員受牽連甚至被處罰。

　　監察禦史裡行何正臣率先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說蘇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暗譏朝政。禦史李定也指出蘇轼四大可廢之罪。于是，元豐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湖州知州才三個月的蘇轼就被禦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審理，“烏台詩案”由此開始，這就是北宋著名的“烏台詩案”。所謂烏台，即禦史台，因其院中柏樹衆多，終年栖息數千烏鴉，故稱烏台；蘇東坡詩案于此審理，故曰“烏台詩案”。

　　宋禦史台：院内古柏蔥茏，數千烏鴉栖息，故曰烏台。

　　說巧也巧，也該蘇東坡倒黴，當時蘇東坡的《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正好新刊印發行，給禦史台的新人提供了一個絕好收集材料的機會，監察禦史台裡行舒亶摘抄了幾首蘇轼的詩，上奏彈劾蘇東坡“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讪渎謾罵”。實事求是地說，舒亶也沒冤枉蘇東坡。諸如，舒亶說蘇東坡的《山村五絕》中“赢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是譏諷新政中的青苗法；“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是譏諷新政中的鹽稅法；《八月十五日看潮》中“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是譏諷新政中的水利法；《戲子由》中的“讀書萬卷不讀律，緻君堯舜知無術”是譏諷新政裡的課試郡吏措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

　　蘇東坡一開始隻承認，《山村五絕》中雲“赢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是諷刺青苗法的；“豈是聞韶解忘味，迩來三月食無鹽”，是諷刺鹽法。但時過數日，蘇東坡經不住禦史的軟磨硬泡，也不得不承認，《八月十五日看潮》中“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這兩句詩的用意是“諷刺朝廷水利之難成”；再拖延了幾日，又承認了《戲子由》詩違抗“朝廷新興律”的主旨，雲雲。

　　事實上，舒亶的道行還是淺了點，經過禦史台同仁群策群力，他們從蘇東坡詩詞搜羅出上百首詩是針砭新政的。在鐵一般的事實面前，蘇東坡也統統作出了交代，承認自己就是看不慣新政。有意思的是，禦史台官員整人首屈一指，但其中不乏無術之輩，論詩詞以及文史底蘊，都遠不及蘇東坡，有關蘇東坡罪證的一百多首詩詞中，他們有的都摸不着北，于是，隻好請教蘇東坡本人；說來也怪，對禦史台的官員們看不懂這些詩詞裡面的真意的詩詞，蘇東坡居然主動指出來，詳加解釋，介紹其出處，他們才醍醐灌頂，大長見識，比方說，《和韻》詩中的“嘉谷”、“莨莠”等語，蘇東坡說這是在譏今之小人輕君子，如莨莠之奪嘉谷，後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時，如夏月蚊虻縱橫，至秋自息。另外又取《詩經》中“憂心悄悄，愠于群小”，皆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為小人也。

　　“小鬼難纏，閻王也未必好過”，禦史台一般“小鬼”，千辛萬苦整理好蘇東坡相關詩詞譏諷新政、影射時政的罪證，到了更高層國子博士李宜之、禦史中丞李定、宰相王珪那裡，這些人更加陰險狠毒，喊打喊殺，此起彼伏，必欲除蘇東坡而後快。但是，令人諷刺的是，蘇東坡平日和一些心目中的正直大臣詩文唱和，“獨鶴不須驚夜旦，群烏未可辨雌雄”、“腐鼠何老吓，高鴻本自冥”等詩詞，自比獨鶴、高鴻，把變法派比喻成烏鴉、老鼠，這些“獨鶴”、“高鴻”個個“自掃門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竟然沒有一個肯出面替他求情，反而是那些被指稱為“烏鴉”、“老鼠”的變法派大臣出力搭救，其中，章惇為了搭救蘇東坡，還和宰相王珪撕破了臉面。更沒有想到的是，決定蘇東坡生死而起重大作用的，還是王安石勸宋神宗那一句“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回頭想想，早在熙甯七年，蘇東坡還做了《王莽》、《董卓》兩首詩來痛斥王安石，人之将死，蘇東坡除了汗顔，恐怕也會感動得流下感恩的淚水。

　　追根到底，真正讓宋神宗龍顔大怒，對蘇東坡動了殺機的詩詞，莫過于蘇東坡“獨鶴不須驚夜旦，群烏未可辨雌雄”的詩詞，好你個蘇東坡，竟然把衆多大臣比作烏鴉，豈不是把朕當作“烏鴉王”了！真正能決定蘇東坡生死存亡的人，非太皇太後曹氏莫屬，她老人家告誡宋神宗：“昔仁宗策賢良歸，甚喜，曰：‘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轼、轍也，而殺之可乎？”于是，宋神宗聖旨下發，蘇轼終免一死，貶谪黃州，貶谪為“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烏台詩案”就此了結。

　　大宋賢後：宋神宗時的太皇太後曹氏。

　　一般，文字獄牽扯較寬，“烏台詩案”同樣如此，受到牽連者，三個人的處罰較重。一是驸馬王诜因洩露機密給蘇轼，而且時常與他交往，調查時不及時交出蘇轼的詩文，且更因對待公主不禮貌，寵妾壓妻，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鞏，被禦史附帶處置，發配西南。第三個是蘇轍，他曾奏請朝廷赦免兄長，自己願意納還一切官位為兄長贖罪，他并沒有收到什麼嚴重的毀謗詩，但由于家庭連帶關系，仍遭受降職處分，調到高安，任筠州酒監。其他人，張方平與其他大官都是罰紅銅三十斤，司馬光和範鎮及蘇轼的十八個别的朋友，都各罰紅銅二十斤。

　　這就是名垂千古的“烏台詩案”！“烏台詩案”，是蘇東坡人生轉折點，盡管“烏台詩案”後蘇東坡東山再起，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臨朝聽政，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被打壓，蘇轼從朝奉郎知登州（蓬萊），先後升為禮部郎中、中書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學士、知制诰、禮部尚書；但是，他對舊黨執政後，暴露出的腐敗現象進行了抨擊，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勢力的極力反對，于是又遭誣告陷害。至此，蘇轼既不能容于新黨，又不能見諒于舊黨，兩頭不讨好，最後被外放、流放。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後去世，哲宗執政，新黨再度執政，紹聖元年（1094年）六月，蘇轼被貶為甯遠軍節度副使，再次被貶至惠州，紹聖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歲的蘇轼被流放到荒涼之地海南島儋州。宋徽宗即位後，蘇轼相繼被調為廉州安置、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朝廷頒行大赦，蘇轼複任朝奉郎。北歸途中，蘇轼于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逝世，享年六十六歲。次年，其子蘇過遵囑将父親靈柩運至郏城縣安葬。宋高宗即位後，追贈蘇轼為太師；宋孝宗時，追谥“文忠”。

　　蘇轼：宋高宗即位後，追贈蘇轼為太師；宋孝宗時，追谥蘇轼為“文忠”；故後人尊稱為“蘇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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