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易學認為，《周易》創作經曆了一個“人更三聖，世曆三古”的過程。伏羲畫八卦，文王重八卦為六十四卦，并填寫卦辭和爻辭，最後由孔子作《易傳》。

《系辭傳》講到伏羲畫八卦，稱易興于殷末周初，但沒有文王演易的說法。司馬遷在《史記》裡肯定了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易傳》。《孔子世家》說：“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

司馬遷生于漢武帝、董仲舒提倡儒術，重經傳，尊孔子的時代，國家要求以儒術統一思想。所以，司馬遷有關《周易》作者的記載其實反映了當時儒家學派的觀點，不一定代表事實真相。顧颉剛先生根據卦爻辭所記載的“箕子之明夷”與“康侯用錫馬蕃庶”故事在文王之後，推論文王不可能作《周易》。

自宋代歐陽修開始，人們就已經開始懷疑孔子作《易傳》的說法了。近代學者馮友蘭、郭沫若、顧颉剛等都認為孔子思想與《易傳》思想不一緻，孔子不可能是《易傳》的作者。

我的個人觀點是：《周易》是經過一人之手創作的。但這個人不是文王，而是殷末周初的一位蔔官。至于這個人究竟是誰，則無從考究。《易傳》作者不是孔子，可能是孔子之後的儒家學者，而且可能不止一人。他們的姓名、生平不可考。

《周易》分為經和傳兩個部分。經是殷末周初的文獻，本質上是一部占筮書。占蔔在古代的作用是“決嫌疑，定猶豫”。當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難、疑惑，或無法解決的難題，或難以作出決斷的決策，就會去問蔔。所以，六十四卦的創制是面向實際應用的，卦爻辭的内容涉及古人社會生活的衆多方面。反映了周初政治、軍事、社會、經濟等各方面的生活狀況，有極高的史料價值。是我們了解古人生活和思想的一扇窗口。

《傳》雖說是解釋《經》的，但它往往通過卦象、爻象、卦爻辭做引申發揮，研究宇宙和人生等根本性的問題。是儒家後學借《易經》宣揚自己的道德、倫理和政治的主張。它的成書年代大約在戰國至漢初之間。

我們今人研究《周易》一定不要迷信經傳一體說，認為傳對經作出最恰當、最合理的解釋。經與傳創作時代不同，前後相距數百年，反映的思想不能一緻。所以，我們研究《周易》一定要将經和傳區别開。

高亨認為，《周易》本是筮書，主要是占蔔筮辭。象數之學不知道起于什麼時候，後人用于解釋卦象，卦理和卦爻辭文字，但是這些解釋牽強難通。所以，我們研究《周易》且不可迷信象數之說，把它們看作研習《易經》的基礎知識。其實，《周易》與象數無關。

研讀《周易》首先要努力搞清楚經文文字的本來含義，基本上讀通經文所要表達的内容。但這文字的本來含義也是相對的。無論是文字學，還是考古學對于探求《易經》文字的本來含義都是有局限的。

我們知道，作為占筮書，經文中多記載一具體事件或現象。但作者記載它們并不是記事，而是要通過這些事件或現象所蘊含的道理去說明吉兇祝福。所以，我們讀通卦爻辭就意味着要确定這些内容所反映的事物和現象是什麼。然後，再進一步思考這些内容何以出現在這裡的問題。

研讀《周易》不僅包括讀通卦爻辭，還包括理解卦象和爻象的結構及意義。作為占蔔工具，卦象是主體，卦辭和爻辭是解釋卦象的。所以，讀通經文與理解卦象往往是交互的過程。有時候，經文本義搞不清楚，因為理解了卦象，而貫通文字本義。有的時候則相反，卦象意義理解不了，因為讀通了經文而豁然開朗。

研讀《周易》離不開參考書，然而從古至今，注易解易的著作汗牛充棟，都參考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我們利用參考書的第一個作用是幫助我們讀通經文文字，所以我們盡量選擇近現代的作品。

古代的作品常常撇開文字，大講特講爻象爻位，對于文字本義的清理工作做得不如近現代學者認真徹底。我常用的參考書有高亨先生的《周易古經今注》和《周易大傳今注》、李鏡池先生的《周易通義》、黃壽祺、張善文合著的《周易譯注》，還有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叫做《易經直解》的小書。

我總結自己研究《易經》的成果，寫成了《周易探源》。最後，把它推薦給大家，是為了讓大家在研究《周易》的道路上少走些彎路。我發現了六十四卦象符号的結構和象征意義的原理，重新定義的八卦符号的象征意義，并以此為基礎分析每一幅卦象的意義，卦名文字的涵義，以及卦、爻辭文字的内容。提供了研讨易理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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