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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大學哪個教授去世了

教育 更新时间:2024-12-26 01:50:33

  國防大學哪個教授去世了(國防大學主任任天佑)(1)

  描述十月革命期間聖彼得堡革命者攻占冬宮場景的繪畫(資料圖片)

  國防大學哪個教授去世了(國防大學主任任天佑)(2)

  巴黎和會的結果直接刺激了中國國内的革命運動。圖為五四運動時期北京學生遊行的場面。(資料圖片)

  據參考消息7月9日報道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不懈追求的夢想。一戰時期及之後一個階段,作為近代中國發展的重要時期,在民族複興進程中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套用狄更斯《雙城記》中的話說,這是一個壞時代,中國政局混亂、在世界上任人欺負;這是一個好時代,面對内外交困亂局,中國人從反思走向覺醒。其中,一戰的爆發、中國在一戰期間面臨的種種矛盾與不公,起了直接的刺激、催化作用,影響并推動中國發展出現重大轉折: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曆史性飛躍。

  認清歐美日強盜本性

  實現民族複興,對當時的中國來說,首先是擺脫半殖民地地位,實現民族獨立和平等。一戰是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矛盾的總爆發,中國想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收回自己的權益,但最終卻被列強抛棄和出賣,成為帝國主義分贓政策的犧牲品。

  1840年,英國發動侵略戰争,用炮艦轟開了中國大門。從此,西方列強紛至沓來,強制性地把中國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所

  有的奮鬥,就是尋求國家富強,擺脫任人欺負的現狀,振興中華。而一戰的爆發,又給不少中國人帶來憧憬,希望利用這場戰争,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權利,廢除近代以來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以平等身份融入新的國際秩序。

  大戰爆發後,由于主要參戰國在中國都有勢力範圍,注定了發生在遙遠歐洲的戰争與中國命運息息相關。對中國來說,袁世凱政府最初希望通過保持中立而自保,但日本無視中國是中立國,借向德國宣戰奪取德國在山東的勢力範圍,宣告中國中立政策的破産。中國欲中立而不能,參戰成了唯一選項。而中國也想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特别是美日矛盾,借參戰實現利益最大化。

  但參戰卻面臨問題。先是日本擔心中國參戰會提高聲望而極力反對,後來日本見勢難以阻止,就先後同英、俄、法、意達成“五國諒解”秘密協議,保證戰後和會上支持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利。此時,美國擔心中國被日本進一步控制,轉而反對中國參戰,但考慮在遠東無法與日本抗衡,隻好妥協,雙方簽訂協議,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日本尊重美國在華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政策。列強們從自身利益出發,用中國利益做交易,根本沒把中國主權放在眼裡。對這種受制于人的狀況,梁啟超憤慨地說:“夫有國者,不能自樹立其地位而視他國之政策以為轉移,此誠我國民最可恥之事。”

  1917年8月,中國正式加入協約國一方,參加一戰。中國作為參戰國和戰勝國,極大增強了争取民族獨立的信心。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表的尊重殖民地人民要求、大小國家互相保證政治獨立及領土完整的“十四點和平原則”,更是令中國人神往。

  1919年1月,處理解決戰後和平問題的國際會議在巴黎召開。這個會議主要由美、日、意、英、法五大國控制。中國以戰勝國姿态出席會議,拟定

  了破除列強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取消領事裁判權、關稅自主、撤退外國軍隊、停付庚子賠款等内容的提案,并制定了“聯美制日”的外交策略。然而,盡管中國代表團在和會上據理力争,但所提要求大部分都沒有實現。巴黎和會實質上成了列強重新劃分世界霸權、掠奪戰敗國的分贓會議,中國隻是一個無足輕重的籌碼,成了列強們肮髒交易的犧牲品。

  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失敗,使中國人徹底認清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陳獨秀指出,威爾遜隻是一個“空頭大炮”。嚴複說,西方國家在1919年的行為表明,西方三百年的文明發展最後隻歸結四句話:自私、殺戮、無恥和堕落。李大钊根據對于帝國主義強盜本性的新認識,進一步提出了“把這強盜世界推翻”、“改造強盜世界”的徹底反帝口号,使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本性的認識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完成了一次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飛躍。

  “社會主義”成時髦熱詞

  近代中國追求民族複興,從深層次看,就是不斷探求國家發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過程。一戰徹底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弊端,打破了西方文明完美優越的神話。資本主義失去了光明前途,社會主義越來越成為中國人民追求的目标指向。

  自鴉片戰争以降,中國人抵抗列強一次次失敗,漸漸從“天朝上國”夢中驚醒,意識到西方列強不僅有堅船利炮,而且有制度文明,開始由被動向主動、由技術文明到制度文明,亦步亦趨地學習西方。

  中華民國建立後,擁有了共和國幾乎所有的制度形式:多黨競争、議會選舉、責任内閣、獨立司法,還有一部呼之欲出的《天壇憲草》。尤其開放黨禁,一瞬間冒出幾百個政黨。但各種勢力為黨派和個人私利拉幫結派,黨同伐異,甚至在國會、報紙上争鬥謾罵。議會制試行不到兩年,便招來各種批評,旋即為袁世凱洪憲帝制所替代。袁死後,民國雖然仍有共和政體形式,國家卻陷入一輪又一輪混戰,成為近代中國史上最混亂最黑暗的一頁。

  一戰的爆發,充分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局限,加之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各種危機頻繁,貧富分化嚴重,更加激發了中國人對西方制度模式的質疑。梁啟超在《歐遊心影錄》一書中為國人描繪了戰後歐洲滿目瘡痍的景象,并宣告西方物質文明和“科學萬能之夢”已經破碎。1920年,周恩來赴歐留學之初,便在第一篇旅歐通信中寫道:“吾人初旅歐土,第一印象感觸于吾人眼簾者,即大戰後歐洲社會所受巨大之影響,及其顯著之不安現狀也。影響維何?曰:生産力之缺乏,經濟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方知昔日之理想乃等諸夢呓”。

  中國未來向什麼方向發展,走什麼樣的道路,引發人們思考和廣泛讨論。辛亥革命後,各種主義、學說紛至沓來。但實踐證明,靠恢複儒教救不了中國,一戰又使西方道路和制度模式失去了光環,社會主義開始受到追捧。陳獨秀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平等,“此近世文明之缺點,無容諱言也。欲去此不平等與壓制,繼政治革命而謀社會革命者,社會主義是也”。當時還有人寫道:“這回歐洲大戰後的結果,社會主義的潮流,真有萬馬奔騰之勢,睡在鼓裡的中國人便也忽然醒覺,睡眼惺忪地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現在社會主義的一句話,在中國算是最時髦的名詞了。”

  1923年4月,中國大學(孫中山等人為培養民主革命人才而創辦)在建校10周年紀念日舉行公民常識測驗,其中一項是“你歡迎資本主義嗎”,結果不歡迎者1991票,占73%;另一項是“你贊成社會主義嗎”,贊成者2096票,占76%。同年12月,北大在建校25周年紀念日進行民意測驗,其中問道:“現在中國流行關于政治方面的各種主義,你相信哪一種?”相信社會主義的291票,相信資本主義的4票。當時人們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好惡态度由此可見一斑。

  進一步看,由于一戰引發的十月革命在與中國國情近似的俄國發生,同時,與列強對中國侵略欺騙形成鮮明的對比,勝利後的蘇俄政府兩次發表對華宣言,宣布廢除沙俄時代在中國獲得的一切特權和密約。這在中國引起了震動和強烈反響,一部分先進分子開始放棄資産階級共和國方案,接受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

  一戰時期,先進中國人的探索啟示人們,中國要實現民族複興,必須根據中國國情,以先進理論做指導,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和制度模式,而不能照抄照搬他人。對中國這樣的文明大國,應當也完全能夠創造出具有自身特色、更具蓬勃活力的制度模式。

  時代呼喚共産黨登場

  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要實現民族複興,誰來推動這一進程,又由誰來肩負起領導使命?一戰期間,中國工人階級的發展壯大,對勞工作用的新認識,使先進的中國人看到,必須動員和依靠勞工大衆,形成改造中國的強大政治力量和堅強領導核心。

  鴉片戰争後,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這個内憂外患的貧弱帝國如何變革圖強、走出危局?先是靠傳統帝制搞洋務運動,甲午一戰前功盡棄。接着靠開明君主變法維新,很快被頑固勢力扼殺。辛亥革命後,人們寄希望于議會精英,然而政壇上卻一片混亂。

  對這種狀況,當時先進分子認識到,解決中國問題靠開明君主不行,精英政治、軍閥勢力也靠不住,必須依靠國民大衆,直接訴諸民衆。1916年伊始,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指出:“吾國年來政象,唯有黨派運動,而無國民運動也。”“其結果也,不過黨派之勝負,于國民根本之進步,必無與焉。”孫中山對代議民主制也有所不滿,認為民衆沒有直接掌權。

  中國先進分子之所以能夠實現這樣的認識轉變,與一戰期間中國發生的變化不無關系。首先,中國民族資本得到迅速發展,被稱為民族資本的“黃金時代”。從1914年到1919年,民族資本共新設廠礦379家,平均每年63家,年均設廠數比此前19年間增長一倍以上。由此帶來的是工人階級隊伍的壯大。産業工人由戰前約100萬人,發展到1919年的260多萬人。其次,中國作為參戰國,采取“以工代兵”,向歐洲輸送了14萬華工。這些華工以優良素質為中國赢得了榮譽,為戰後中國在巴黎和會争取國家利益赢得了資本,同時也讓人們看到了下層民衆的力量。五四時期提出的“勞工神聖”口号,很大程度上與此有關。

  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更是讓追求中國進步的各派勢力看到了民衆的力量。五四運動中,雖然學生、市民和工人無一兵一卒,但聯合起來,竟可以逼迫北洋政府讓步,取得社會運動的勝利。由此給他們帶來極大的啟示,即國民運動勝于軍事力量,觀念力量未必輸于物質實力。于是,包括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國民黨等勢力,不約而同地從上層轉向社會,到社會中去積蓄改造中國的政治力量,醞釀并直接推動了國民大革命。而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對工人階級和勞動大衆力量的新認識,尤其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所有這些,呼喚着一個能夠代表國家和民族利益的新的領導力量。正因為如此,一戰結束僅三年,中國共産黨即正式成立,也就決非偶然了。

  一戰時期,面對中國自身的矛盾問題,面對一戰給中國帶來的震撼與屈辱,先進的中國人在苦悶與憤怒中反思,在希望與曲折中求索。他們看清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看到了未來社會主義的曙光,看到了勞動大衆力量及其領導集團所代表的方向。正是這種前所未有的新覺醒,打開了中國走向新時代的閘門。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動員、依靠工人階級和勞動大衆,進行徹底反帝反封建鬥争的中國共産黨最終得以勝出,更彰顯出近代中國發展的必然邏輯。

  任天佑國防大學馬克思主義教研部主任,少将軍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領導小組副組長,國防經濟研究中心理事會副理事長。著有《讓思想突出重圍———當代軍事轉型中的心路紀要》,主編《鄧小平國防思想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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