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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好老師,勝過萬卷書。馬上就要到教師節了,你有沒有想起自己的老師呢?季羨林、畢淑敏、豐子恺、汪曾祺等多位名家回憶了自己與恩師間的動人故事,字裡行間飽含對老師的誠摯感謝與深深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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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羨林:我的老師董秋芳先生
董先生是我在濟南高中時的國文教員,筆名冬芬。在課堂上,他出作文題目很特别,往往隻在黑闆上大書“随便寫來”四個字,意思自然是,我們願意寫什麼,就寫什麼;願意怎樣寫,就怎樣寫,絲毫不受約束,有絕對的寫作自由。
有一次,在董先生的作文課堂上,我在“随便寫來”的啟迪下,寫了一篇記述我回故鄉的作文。感情真摯,自不待言。在謀篇布局方面卻沒有意識到有什麼特殊之處。作文本發下來了,卻使我大吃一驚,董先生在作文本每一頁上面的空白處都寫了一些批注,不少地方有這樣的話:“一處節奏”“又一處節奏”,等等。我真是如撥雲霧見青天:“這真是我寫的作文嗎?”這真是我的作文,不容否認。“我為什麼沒有感到有什麼節奏呢?”這也是事實,不容否認。
我的苦心孤詣連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卻為董先生和盤托出。知己之感,油然而生。這決定了我一生的活動。從那以後,六十年來,我從事研究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東西,與文章寫作風馬牛不相及。但是感情一受到劇烈的震動,所謂“心血來潮”,則立即拿起筆來,寫點什麼。至今已到垂暮之年,仍然是積習難除,锲而不舍。這同董先生的影響是絕對分不開的。我對董先生的知己之感,将伴我終生了。
不記得是什麼時候了,董先生退休了,離開北京回到了老家紹興。這時候大概正處在十年浩劫期間,我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自顧不暇,沒有餘裕來想到董先生了。又過一些時候,聽說董先生已經作古。乍聽之下,心裡震動得非常劇烈。一霎時,心中幾十年的回憶、内疚、苦痛,蓦地抖動起來,我深自怨艾,痛悔不已。然而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是無法挽回的。看來我隻能抱恨終天了。
一九九零年三月二十四日
(節選自季羨林《我的老師董秋芳先生》)
汪曾祺:我的老師沈從文
沈先生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三門課我都選了,——各體文習作是中文系二年級必修課,其餘兩門是選修。
沈先生是不贊成命題作文的,學生想寫什麼就寫什麼。但有時在課堂上也出兩個題目。沈先生出的題目都非常具體。我記得他曾給我的上一班同學出過一個題目:“我們的小庭院有什麼”,有幾個同學就這個題目寫了相當不錯的散文,都發表了。他給比我低一班的同學曾出過一個題目:“記一間屋子裡的空氣”!我的那一班出過些什麼題目,我倒不記得了。沈先生為什麼出這樣的題目?他認為:先得學會車零件,然後才能學組裝。我覺得先做一些這樣的片段的習作,是有好處的,這可以鍛煉基本功。現在有些青年文學愛好者,往往一上來就寫大作品,篇幅很長,而功力不夠,原因就在零件車得少了。
沈先生關于我的習作講過的話我隻記得一點了,是關于人物對話的。我寫了一篇小說(内容早已忘記幹淨),有許多對話。我竭力把對話寫得美一點,有詩意,有哲理。沈先生說:“你這不是對話,是兩個聰明腦殼打架!”從此我知道對話就是人物所說的普普通通的話,要盡量寫得樸素。不要哲理,不要詩意。這樣才真實。
沈先生教寫作,寫的比說的多,他常常在學生的作業後面寫很長的讀後感,有時會比原作還長。這些讀後感有時評析本文得失,也有時從這篇習作說開去,談及有關創作的問題,見解精到,文筆講究。——一個作家應該不論寫什麼都寫得講究。這些讀後感也都沒有保存下來,否則是會比《廢郵存底》還有看頭的。可惜! 沈先生教書,但願學生省點事,不怕自己麻煩。他講《中國小說史》,有些資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奪金标毛筆,筷子頭大的小行書抄在雲南竹紙上。這種竹紙高一尺,長四尺,并不裁斷,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課時分發給學生。他上創作課夾了一摞書,上小說史時就夾了好些紙卷。沈先生做事,都是這樣,一切自己動手,細心耐煩。他自己說他這種方式是“手工業方式”。他寫了那麼多作品,後來又寫了很多大部頭關于文物的著作,都是用這種手工業方式搞出來的。
寫于一九八六年一月二日上午
(選自汪曾祺《人間草木》,有删節)
蘇叔陽:理想的風筝
劉老師教我們曆史課。他個子不高,微微發胖的臉上有一雙時常眯起來的慈祥的眼睛,一頭花白的短發更襯出他的忠厚。他有一條強壯的右腿,而左腿,膝蓋以下被全部截去了,靠一根圓木拐杖支撐着。這條腿是什麼時候、為什麼截去的,我們不知道。
隻是有一次,他在講課的時候講到女娲造人的傳說,笑着對我們說:“……女娲用手捏泥人捏得累了,便用樹枝沾起泥巴向地上甩。甩到地上的泥巴變成了人,隻是有的人由于女娲甩的力量太大,被甩丢了腿和胳膊。我就是那時候被她甩掉了一條腿的。”教室裡騰起一片笑聲,但笑過之後,每個學生的心裡都泛起一股酸澀的感情,同時更增加了對劉老師的尊敬。
他隻靠着健壯的右腿和一枝圓木棍,一天站上好幾個小時,為我們講課。他的課講得極好。祖國的曆史,使他自豪。講到曆代的民族英雄,他慷慨激昂,常常使我們激動得落淚;而講到祖國近代史上受屈辱的歲月,他自己又常常哽咽,使我們沉重地低下頭去。
後來,我考入了曆史系,和劉老師的影響有極大的關系。他喜歡在課堂上當衆提問同學,讓學生們述說自己學習的心得。我記得清楚極了,倘若同學回答得正确、深刻,他便靜靜地立在教室一側,微仰着頭,眯起眼睛,細細地聽,仿佛在品味一首美妙的樂曲。然後,又好像從沉醉中醒來,長舒一口氣,親切、大聲地說:“好!好!”倘若有的同學回答得不好,他就吃驚地瞪大眼睛,關切地瞧着同學,一邊細聲說:“别緊張,想想,想想,再好好想想。”一邊不住地點頭,好像那每一次點頭都給學生一次啟發。這時候,他比被提問的學生還要緊張。
這情景,已經過去了将近三十年,今天一想起來,依舊那麼清晰,那麼親切。
(節選自蘇叔陽《理想的風筝》)
豐子恺:懷李叔同先生
距今二十九年前,我十七歲的時候,最初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裡見到李叔同先生,即後來的弘一法師。
那時我是預科生,他是我們的音樂教師。我們上他的音樂課時,有一種特殊的感覺:嚴肅。
有一個人上音樂課時不唱歌而看别的書,有一個人上音樂時吐痰在地闆上,以為李先生不看見的,其實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責備,等到下課後,他用很輕而嚴肅的聲音鄭重地說:“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這位某某同學隻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學都出去了,他又用輕而嚴肅的聲音向這某某同學和氣地說:“下次上課時不要看别的書。”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闆上。”說過之後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罷。”出來的人大都臉上發紅。
又有一次下音樂課,最後出去的人無心把門一拉,碰得太重,發出很大的聲音。他走了數十步之後,李先生走出門來,滿面和氣地叫他轉來。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進教室來。進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輕而嚴肅的聲音向他和氣地說:“下次走出教室,輕輕地關門。”就對他一鞠躬,送他出門,自己輕輕地把門關了。
最不易忘卻的,是有一次上彈琴課的時候。我們是師範生,每人都要學彈琴,全校有五六十架風琴及兩架鋼琴。風琴每室兩架,給學生練習用;鋼琴一架放在唱歌教室裡,一架放在彈琴教室裡。上彈琴課時,十數人為一組,環立在琴旁,看李先生範奏。有一次正在範奏的時候,有一個同學放一個屁,沒有聲音,卻是很臭。鋼琴及李先生十數同學全部沉浸在亞莫尼亞氣體中。同學大都掩鼻或發出讨厭的聲音。李先生眉頭一皺,管自彈琴(我想他一定屏息着)。彈到後來,亞莫尼亞氣散光了,他的眉頭方才舒展。教完以後,下課鈴響了。李先生立起來一鞠躬,表示散課。散課以後,同學還未出門,李先生又鄭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還有一句話。”大家又肅立了。李先生又用很輕而嚴肅的聲音和氣地說:“以後放屁,到門外去,不要放在室内。”接着又一鞠躬,表示叫我們出去。同學都忍着笑,一出門來,大家快跑,跑到遠處去大笑一頓。
李先生用這樣的态度來教我們音樂,因此我們上音樂課時,覺得比上其他一切課更嚴肅。同時對于音樂教師李叔同先生,比對其他教師更敬仰。
那時的學校,首重的是所謂“英、國、算”,即英文、國文和算學。在别的學校裡,這三門功課的教師最有權威;而在我們這師範學校裡,音樂教師最有權威,因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原故。
(節選自豐子恺《懷李叔同先生》)
魯迅:藤野先生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将不學醫學,并且離開這仙台。
他的臉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其實我并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
“為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于生物學也沒有什麼大幫助。”他歎息說。
将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裡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後面寫着兩個字道:“惜别”,還說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這時适值沒有照相了;他便叮囑我将來照了寄給他,并且時時通信告訴他此後的狀況。
我離開仙台之後,就多年沒有照過相,又因為狀況也無聊,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便連信也怕敢寫了。經過的年月一多,話更無從說起,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卻又難以下筆,這樣的一直到現在,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從他那一面看起來,是一去之後,杳無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于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裡和心裡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并不為許多人所知道。
(節選自魯迅《藤野先生》)
讀了這麼多名家與恩師的感人故事,你有沒有想起自己的老師呢?你與老師之間又發生過哪些讓人難以忘懷的故事呢?在評論裡留言分享給大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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