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張佐良

明清鼎革之際，士人因政治取向不同而分化出遺民與貳臣群體，成為令人矚目的社會現象。由于仕隐殊途，遺民與貳臣大多淡于交往，甚至先前好友亦至交絕。随着曆史進程的發展，遺民和貳臣群體内部不斷發生分化，同時，在看似界限分明的兩個群體之間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聯系。

對前朝的懷戀、對自身的反思、對民族文化前途命運的憂慮，使遺民和貳臣在心理上有所共鳴。兩者之間的疏離或交往，客觀上反映了社會的現實和人性的複雜。本文主要考察遺民孫奇逢和貳臣張缙彥的交往，以略窺清初遺民與貳臣群體互動之一斑。

孫奇逢與張缙彥的交往

孫奇逢

（1585～1675）

，字啟泰，号锺元，直隸容城人。曾堅辭明清兩朝征聘十三次，世稱孫徵君。晚年講學河南輝縣夏峰村，學者尊稱夏峰先生。孫奇逢與浙江黃宗羲、關中李颙并稱清初“三大儒”，而“氣魄獨大，北方學者奉為泰山北鬥”。孫奇逢17歲中舉，一生隐而未仕。年輕時以孝行感動鄉裡，廣為世人贊譽。明天啟年間，孫奇逢“置身家性命于度外”，與鹿正、張果中等傾力營救被閹黨迫害的東林黨友人，“海内高其義，有‘範陽三烈士’之稱”。

明末社會動蕩，戰事紛起。孫奇逢編練鄉勇，結寨自保，多次擊退入侵之敵。南京兵部尚書範景文稱其“孝子可作忠臣，文事能兼武備”。清軍入關後，在京畿推行圈地政策。順治六年十一月，孫奇逢因故園被滿洲貴族圈占，決意南遷。次年五月，在河南友人的熱情相邀下，孫奇逢留居輝縣蘇門。此處山水清幽，曆來為君子高隐之地。晉之孫登、嵇康，宋之邵雍，元之姚樞、許衡等人均曾隐居于此。孫奇逢認為，“蘇門山水佳勝，可堪終隐”。後友人馬光輝以輝縣夏峰村田廬相贈，孫奇逢率子弟耕讀于此，遂“以燕人而成豫籍”，直至去世。

張缙彥

（1599～1670）

，字濂源，号坦公、大隐、筏喻道人、菉居先生、外方子等，河南新鄉小宋佛村人。明天啟元年舉人，崇祯四年進士，曆任陝西清澗、三原縣令，任内保境安民，多有善政。崇祯十年，因政績卓著，行取入京，曆任戶部浙江司主事、邊饷郎中、翰林院編修、兵科都給事中。崇祯十六年，被崇祯帝超擢為兵部尚書。次年三月，李自城攻陷北京，張缙彥逃歸新鄉，組織地方武裝對抗農民軍，在清朝和南明政權之間搖擺不定。

順治三年二月，張缙彥見複明無望，“赴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軍前納款，承疇具疏乞敕部錄用”。清廷以張缙彥在江南大定後“逡巡來歸”，不予錄用。至順治十年，張缙彥方被清廷起用為山東右布政使，後以“不避怨勞，實心任事”，曆升浙江左布政使、工部右侍郎。順治十七年二月，清廷甄别三品以上官員，張缙彥因“在都辦事平常，且耽情詩酒，好廣交遊，沽名取悅，殊失大臣靖共之誼”，被降補“為江南按察使司佥事分巡徽甯道”。順治朝後期，南北黨争激烈。

本文出處：《清史論叢·第37輯》，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7月版。

順治十七年六月，左都禦史魏裔介疏劾北黨大學士劉正宗，詞及張缙彥，稱其為劉正宗莫逆之友，且“序正宗之詩曰‘将明之才’，其詭谲尤不可解”。八月，湖廣道監察禦史蕭震亦疏劾張缙彥，稱其“守藩浙江，刻有《無聲戲二集》一書，詭稱為‘不死英雄’，以煽惑人心。入為工部侍郎，又複包藏禍心，交結黨類”。十一月，清廷會審後認為，張缙彥“巧辭欺飾，實有詭谲之意、叵測之心”，“以詭谲言詞作為詩序，煽惑人心，情罪重大”，“應立斬”。順治帝命“從寬免死，著革職，追奪诰命，籍沒家産，流徙甯古塔地方”。康熙九年十月，張缙彥在流徙十年後，終老于甯古塔外方庵。

早在明崇祯年間，孫奇逢即以孝行、節義與理學聞名京畿。作為“真孝真廉，有體有用”的“地方人才”，孫奇逢曾多次被舉薦征召，但他均堅辭不赴。順治二年三月，“國子監祭酒薛所蘊以讓賢薦”，孫奇逢亦堅辭不就。薛所蘊（1600～1667），字子展，号行塢、桴庵，河南孟縣人。明崇祯元年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降清後累官禮部左侍郎。孫奇逢為其祖門生，兩人有世好之誼。薛所蘊在孫奇逢南遷之際，曾于“共城、林慮兩山中，各為廬舍待” 。二人一直是通過書信或子弟過視相交，直到順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才初次相見。

孫奇逢稱，“晤少宗伯薛行塢。十載神交，一日謀面。行塢自謂‘向切私淑，禮意殷殷’。居然塵外之交”。順治七年，孫奇逢南遷輝縣後，方與豫北地方士人産生直接交往。他曾多次過訪新鄉諸友。張缙彥順治三年降清，順治十年起用，其間多裡居新鄉，且與薛所蘊、王铎等貳臣過從甚密。就筆者目及史料來看，尚未發現孫奇逢與張缙彥相見的文獻記載，但二人在清初的确有着較為密切的聯系。

順治十一年五月，孫奇逢過訪山東友人。他在給時任山東右布政使張缙彥的信中說：“入魯郊，無地無人不沐浴德化，蓬玄先生述政教更詳。尹彥明嘗問于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先生真能行道者也。學者存心，利濟便是行道。’念庵謂‘活得千人命，安心不向世外走。’先生惠施齊魯，能令齊魯大夫相觀而善惠施小民，先生之明德遠矣。人謂如是道人儒而禅者也，弟謂如是道人以德行仁，儒亦如是而已矣。” 孫奇逢入魯觀政，對張缙彥出世行道、治民有方是比較贊賞的。

順治十三年，張缙彥任浙江左布政使時，孫奇逢曾緻信請其為茅元儀遺屬一伸援手，以解其困。其《與張方伯坦公》雲：“自壬辰歲夏，蘇孺人送其女北來，與其仆姚文炜約明年來視，以便圖歸。今五年矣，杳無音耗。主母屢有谕帖，總若罔聞。此分莊産，茅總戎族黨姻戚，公議立單，府縣批照：‘嫁女養孀。’弟辭其嫁女之半，留一半為養孀之資。今一出門，仆利其有，悍然不顧主母之命，終置孺人于何地乎？蘇孺人忍死為總戎立節，此田不存，何以終老？聞茅公子寄居其嶽家，少年想亦不能作主。蘇氏一呈，并原冊，乞仁台付本縣一查，催令文炜來迎主母，或亦仁人君子所不忍膜外置之也。”

順治十六年十月，孫奇逢稱，“予山居病廢，先生

（張缙彥）

雅意貧交，一歲中書常三四至焉”。可見，在張缙彥赴京任工部右侍郎後，二人仍保持着較為頻繁的書信往來。孫奇逢對張缙彥的才華與學識頗為稱賞，在為張缙彥主纂《新鄉縣志》所做的序中稱，“新鄉坦公先生，所稱具識力而能文章者也。其邑志雖奉豫中承賈公檄，實出先生之手，酌舊志之所詳略，而一衷于道理，既無所遺，又無所濫，洋洋乎大觀也哉！史家首推班馬，嘗考遷自作《史記》，恣所欲言，而固奉诏為《漢書》，不無避忌。遷文豪俠，而固謹細，固其所也。先生今日無功令迫于上，無子孫陳情于下，恣所欲言，則斯邑山川之美，人物之盛，文章風俗之厚樸而簡重，得托先生行世以傳久遠，無疑也”。孫奇逢曾認為，史志纂修者應求實、“具識力而文章”。以此标準來看，他對張缙彥所撰《新鄉縣志》的評價還是比較高的。

張缙彥在山東右布政使、浙江左布政使任内，曾為孫奇逢刊刻《遊譜》《答問》等著述，此外，他還移書力勸孫奇逢出修《河南通志》。孫奇逢自撰《歲寒居年譜》記當局聘修《河南通志》一事雲：“河南巡撫賈公漢複聘修《河南通志》。郡縣緻撫軍之意。予以老病不能任其事辭。方伯桑公芸、巡憲沈公荃，各緻其相招雲雲。” 在《日譜》中，孫奇逢詳細記載了此事。

順治十六年六月初一日，其《報趙令君》雲：“承示桑老公祖，以纂修通志見托。若以治弟為有學有識之人，故相屬以不朽之事，甚盛意也。但治弟暗昧空疏，于此事既非其長，兼之聾瞆衰遲，心思散亂，曷敢冒昧以承，桑老公祖持世之心，經事之力，正是此道宗盟。治弟執鞭有心，佐籌無力，自諒此非诳語也。幸老父母婉為之辭。古人薄感恩而重知己，今日桑老公祖下詢之誼，治弟自知甚明，非甘自外也。敢佑腹心，預告左右。”

二十三日，其《報輝令》雲：“恭承撫台老公祖惠己及門，既無坐受于家之禮，而病未脫體，又不能展叩階求見之忱。坐是躊躇，益深局蹐。所委《通志》事，未見來文，無所據以為辭，敬拜還花币，唯老父母為緻之，不次。”

二十四日，其《簡王蓼航》稱，“撫軍至輝，俨然花币辱臨，以纂修《通志》相屬，其意甚善。弟衰朽，既不能應其聘，不可不一往見，以答其誼。無奈連日痢轉甚，前之不能見按居時，猶無病，今病矣，益艱于見撫君。先後定當相會，倘語次及之，望為弟婉辭，及不能趨谒之狀，懇懇不盡”。

二十五日，孫奇逢稱“客有謂：‘今日之《通志》，他日之信史，所關非細，先生何辭之堅也？’予曰：‘論事易，而任事難。此事非才、識、膽兼備者，不能勝也。薛方山一代儒者，自令慈溪，即有志浙省《通志》，曆十年，七謄稿，猶得同人贊助。事甫竣，還滋遺且濫之懼。仆識暗、才短、膽薄，既乏任事之具，況年逼八旬，思慮昏眩，冒昧承任，事心苟且。此何等事也？而可以苟且塞責。情面難破，好惡易徇，一為清議所短，必招鬼神所罰，凜乎可懼。予固熟籌之矣’”。

孫奇逢後來說：“會修中州通志，中丞以予為托，予慮不勝任辭之至再”，張缙彥言：“先生則移書教予，曰：‘此系河洛淵源，辭何為也？’”孫奇逢回複稱：“予烏乎無辭？昔薛方山修浙通志，七年始成。孫文忠修高陽志，亦十餘年始出以示人。二子者，其文章識力為何如也，知予識暗力薄，衰老不文，辭固其宜。”

值得注意的是，在六月份的日譜中，孫奇逢詳細記述了與諸人關于堅辭修志的過程，而對與張缙彥的書信往來并未提及，此中似别有意蘊。流徙甯古塔之際，張缙彥對孫奇逢念念不忘，曾與好友講論孫奇逢事迹。其友方拱乾記其事雲：“徵君名奇逢，容城老孝廉，避地蘇門山，與坦公鄰，并直指陳君曾物色薊州李進士欲聞于朝，因坦公悉徵君，乃并薦雲。”

也就是說，張缙彥曾向順天巡按禦史陳棐舉薦孫奇逢，陳遂“以山林隐逸薦” 之于清廷。方拱乾詩雲：“幾年魂夢說徵君，避地今聞柘影分。三聘無車容束帛，百泉有鶴守遺文。妻兒敗囷躬耕粟，弟子荒岡餓骨墳。落落河汾關底事，飄風隻羨在山雲。”“薦剡曾同李進士，薊門人尚說公車。母存代婦親供爨，兒長耕田罷讀書。終日麻衣何處淚？偶然茅屋匪常居。名高節苦身無恙，轉笑西山蕨不如。” 從上面兩首詩中，亦能略窺張缙彥與孫奇逢的交往與情誼。

孫奇逢交往原因分析

（一）君子人格

君子是儒家的理想品格，孫奇逢晚年尤重君子之道。衛地“俗本仁厚，素稱君子之鄉”。順治七年，孫奇逢遷居輝縣夏峰，入衛地，識衛人，對春秋衛大夫蘧伯玉尤為景仰，贊譽有加，認為其具有寡過自省、出處有道等君子品格，自稱“吾平生不能不服膺蘧伯玉”。孫奇逢晚年潛心研《易》，對其中蘊含的君子品格獨有心得，認為“孔子教人學易，都隻是要将爻象實理，反正自己身上受用。如釋系于包桑，便要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釋先号後笑，便要君子出處語默，如金如蘭；如釋天佑吉利，便要君子履信思順，又以尚賢；如釋勞謙有終，便要君子德盛禮恭，不伐不得”。

孫奇逢認為君子還應具有以下特質：一是君子樂天知命。他認為，“命者，天道流行之命。君子知命而不可違，故富貴貧賤、患難死生，惟其所值，有順受而已。樂天便是知命，知命便能樂天”。《中庸》雲：“君子居易以俟命。”孫奇逢稱此為“人生最安樂之事”。二是君子自強不息。《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孫奇逢認為，“一有息，便與天不相似。故其言曰‘學而時習之’，又曰‘好古敏以求之’。此憤之所由發也。時習而悅，好古有獲，即樂矣。樂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何知老之将至。子之為子，如斯而已矣”。君子好學，所謂孔顔樂處，正在好學而已。三是君子坦蕩蕩。孟子謂“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孫奇逢認為，“世間有一等最受享人，君子坦蕩蕩。有一種最受苦人，小人長戚戚。君子何以坦蕩蕩也，緻中和而已矣。中和之極，所謂仁義禮智根于心，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小人何以長戚戚也，不中和而已矣。不中和之極，所謂牿之反複，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凜乎可畏哉！” 君子仁義之德涵養于内，溫厚之态生發于外，四體充盈德性光輝。所謂“睟面盎背”，正是君子氣象。

孫奇逢最重君子儒。他說，“儒之純，肇自孔子”，“純儒之功德在百世”。“君子儒，儒有純者也。小人亦曰儒，謂其規模狹隘，非人而小人也。腐儒少霸氣，然霸又足以傷醇。禅儒足以銷霸氣，而禅又足以蝕真。有一利，伏有一害。如皆古聖人，獨孔子太和元氣而集大成，均為名儒而醇乎其醇。如所稱君子儒者，元公、明道而下，數人而已。” 孫奇逢不輕以君子儒許人，亦見君子儒修習之難與品格之高。

孫奇逢的君子觀深受儒家傳統思想影響，而明清鼎革之際的人生體驗又使其獨具特色。他認為，欲為君子，需做到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畏天命順天道。孫奇逢說：“君子所以為君子，隻是畏天命；小人所以為小人，隻是不知天命。” 孫奇逢認為君子不輕生輕死，“長生不足羨。輕生望死，桎梏而死，則失所以謹身矣”，“長生必流于玄，輕生必流于俠，君子均無取焉，謹身以俟命而已矣”。在孫奇逢看來，“君子無須臾離道之時，才能于天命之性渾成無間”，“故君子順天道以治其身”。天道即天理。君子還要處理好天理人欲的關系。孫奇逢認為，“君子、小人之分，惟在順理與從欲而已。順理則安，從欲則危。順理則憂勤惕厲，不安乃安也；從欲則逸情縱意，安乃不安也。學者須要天理人欲之間見得分明，一毫相雜，則理終不能順，而欲終不能不從矣”。天道、天理體現在人身上就是性。孫奇逢說：“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心生色，睟面盎背，獨此是人生真樂。君子王天下而不與，舜禹有天下而不與，都是憑這一點受用。聖賢千言萬語，隻是教人複性”，須有“浮雲富貴之懷”，方能複性，成學問，成君子。

二是寡過知非。孫奇逢認為，蘧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隻此便是千聖要訣”。他指出，“學問一事，不必求有功，隻求寡過。孫奇逢認為，“寡過于事上猶易，而寡過于意中實難”，須“懷希聖之思，立見性之志”，行真切之功，“日宜三複” ，“過則改，而善則遷，不患不為善人君子。”順治十六年除夕，孫奇逢訓誡諸子說：“學問要看臘月三十日。蓋是日為一歲之終。一歲所為，或有愧無愧，各宜細加考問。行事無愧者，為君子，為善人。欺慊半焉者，利善之間者也。有欺而無慊，人斯下矣。”

三是暗修以淡聲聞。孫奇逢說：“君子純全乎天者，誰敢冒昧承當？”“故君子隻戒慎恐懼于不睹不聞而已矣”，“直至無聲無臭至矣”。孫奇逢認為君子重在潛習暗修。他說：“從來謂潛與見為兩局，暗與章為二境。愚謂君子潛固潛，即見也，仍不離潛之體，總歸于潛而已矣；君子暗固暗，即章也，仍不離暗之用，總歸于暗而已矣。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潛與暗之謂也。”孫奇逢訂《續家規十八則》，其中兩則為“暗修以淡聲聞”，“好古以擇趨避”。他解釋說：“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趨避不審，不學無術耳。暗修好古，君子日用所從事者，端在于斯。”孫奇逢稱，“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有此一恥，則忠信進德，修辭立誠，自不至犯鬼神之忌。暗的不止分君子小人，而降祥降殃，天命實式臨之。可畏哉！可畏哉！”在孫奇逢看來，隻有學以為己，不務虛名，實修實做，方可為君子。

四是謹言慎行。孫奇逢認為，君子言行不可不慎，并以史為鑒，告誡君子躬行謹行，“士君子當末流之會，謹躬率物，居潛用晦，深味乎其默足容之旨，庶幾寡過，焚坑之慘，兆于橫議；黨锢之禍，成于标榜。古來名士，至于不能自全之地，托身于酒，托身于癡，以求免于猜忍多忌之際，而猶不可得，此心亦苦矣哉，起羞興戎，口舌為烈甚矣，言不可不慎也”。同時，勸說君子自律慎行，“士未以清節著稱，猶可随俗俯仰”，“至素行皎然者，斷不可苟于榮祿，偷取一時，如漢之唐林、唐尊，俱以法履著名于成帝之世，号為二唐。比楚二龔（龔勝、龔舍）,後皆仕莽，前修雲何？左思曰‘二唐潔己，乃點乃污。’豈獨莽能污人哉？士君子不可不嚴自律也”。孫奇逢以遺民之身，能夠在清初嚴酷的政治環境中做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正是其始終恪守君子之道的結果。

孫奇逢晚年效法先賢蘧伯玉，“恥獨為君子”，“日思所以報答天地之德、祖考之恩，唯有勸人為善一事。與子言孝，與臣言忠，即素不相聞之人，有過訪而見問者，無不披衷相告，自矢勿斯。愛我者，謂交不可濫，心感而志之。然有人來過而問者，又不忍不告也。易之道，扶陽抑陰，化小人為君子，民吾同胞，物吾與。此九十歲老人之婆心也”。孫奇逢“于困厄險阻、造次颠沛之中，非道不言，非禮不行，處坎心亨，龍德而隐。自公卿、大夫、士，下至傭夫、走卒、婦孺之流，暫而片語相接，久或終歲相從，皆煦之以春風，昭之以白日。淺深高下，如量而予，人人有以解其症結而獲其本心，一歸之于為善”。他不僅自己願為君子，還希望天下人皆為君子，立己達人，實有古君子風範。

（二）極重友道

孫奇逢一生“以友朋為性命”，自稱“餘自十八歲赴公車，便以親師取友為事”，晚年更是多次說：“仆平生以友朋為性命”；“仆平生無他嗜好，五十年來以友朋為性命”；“仆平生以友朋為性命，今近八十矣，離友朋之樂，無樂也”；“仆平生無他嗜好，獨以友朋為性命”。

孫奇逢對儒門友道體悟頗深，認為“‘友直、友諒、友多聞’，孔子嘗言之矣。蓋一身之成敗得失，舉而付之于友，故不得不嚴其人。然直諒不合人親，多聞易形人短，其人固未數數見之，而我不能急與之合，其咎又不在人，而在我矣”。孔孟之時，“以一身為天下，以一日為萬世，則固有大者存也。在當日，不覺其所關于天下萬世者何在，在天下萬世後自覺之。總之，有見于性分之大，原不隔天下萬世于一膜之外。能以其學于己者而誨于人，師友之興從此始。千餘年而有濂洛，師友之道一光矣。又數百年而有陽明，及門之盛，幾數千人，且多賢者，師友之道又一光矣。此固當日孔孟之不厭不倦者，所以贻留于天下萬世者耳！”

對于友道的重要性，孫奇逢指出，“道德有于身，須借師友，所以師等君親友，為五倫之一”，“學人自立甚難，因無麗澤之益，非謂友盡乏直諒也”，“修身之士，必借良師友”，若“生無師友，則一愚人之身而已矣”，“若非真實師友，鮮不蹈半途歧路之嗟。吾夫子所以言以友輔仁，元公所以言長無師友則愚。今人不知師友所關重大，總由不求自己學問進益耳”。

孫奇逢認為，友朋相交，特别是對師友而言，須以道義為準則。他說：“師雲友雲，為其以道義相切劘也。離道義無師友之事，離道義無師友之言。師友因學而立名，學因師友而成德。不知學，惡知師友。”孫奇逢在《範箕生箋古人交》序中稱：“餘讀古人交，未嘗不掩卷歎息，而重有感于今之交也。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甚有肝膽與共，死生相期，而意忤言觭，兇終隙末。真有如昌黎所雲‘臨小利害僅如毛發，比轉眼若不相識，且擠之而下石焉者！’”。

有鑒于此，孫奇逢提出，朋友當以義合，“同氣則求，同求則義，同義則久”。他指出，朋友是五倫之一，友道關乎五倫，“蓋君子敦笃乎君父之大，而既翕好合，一身全備之，方能出而問天下士。親見其人之可交也，然後通名姓、具拜問、告祖父，而締盟好。屬之以人倫之重，而托以終身之業。故不明于五倫，而欲善一倫，未見其能安也。不明于友道之關五倫，而欲以敦友倫，未見其盡善也”。

“以友朋為樂”，孫奇逢視為人生三樂之一，自謂“老夫生平無他嗜好，少年以俱存無故為樂，壯年以兄弟友朋為樂，老來以兒孫師弟為樂。此三樂者，真無窮極也。人人有此受享，人人不能受享”。“離友朋之樂，無樂也。有朋則山可樂水可樂，即無山無水亦可樂。然我之所謂朋者，固非泛泛，須一種有識趣人，能起予，匡之不逮。然未可輕得也。”

康熙十四年正月，孫奇逢與“同人常過我兼山堂者，聯為十人社。陽武三：趙錦帆、盧禹鼎、張含睿；新鄉四：劉一六、郭公望、任聯璧、周顯成；汲縣二：蘇寰中、李範林，合之大隐而十”。他論友朋之益，曰：“楊晉庵謂兩炭相燃，其焰自發。各孤一處，焰立熄矣。夫子雖不愠于人不知，而朋來自遠，樂多賢友，意可知已”，“炭愈多，而光愈烈，不問可知”。

與匿迹山林離群索居的一般遺民不同，孫奇逢交遊極為廣泛。友人曾問孫奇逢：“先生五十餘年老賢書，仕進之心，夢想不到，何不向深山窮谷避迹息影、鹿遊石居？而尚寄托風塵之内，幽士為與，通人不拒，此于遁世之旨何如？”孫奇逢說：“子之愛我也至矣。昔人結木巢樓、塞戶窦伏、資身賣蔔，傭工灌園，甚至為卒市門毀形易面。予高其誼，憐其情，然非予心之所樂也。”其樂者為何？孫奇逢雲：“餘少秉癡心，以友朋為性命，老更婆心，謂滿街皆聖人，故于人之貧賤賢愚，凡有意于我而惠然肯來者，則不諄複而告語之，至于通人，尤是賢者，所當盡力，渠果肯來虛心，我輩何妨實心幫助，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安樂窩中叟是予師也。”

（三）存續道統

當明清鼎革之際，明遺民産生了“以夷滅夏”的強烈文化危機感。在此民族文化絕續存亡的緊要關頭，孫奇逢等“有志之士，以興起斯文為己任” ，隐居授徒，著述明道，“繼絕學為世用”。孫奇逢認為，“人生第一要務，莫要于明學。學之不明，則君子少而庸人多。世之治也，與誰共理？天下未有無真儒而能有名世者。故學也者，興賢緻理之要術也。有一分學問，方做得一分事業。有十分學問，方做得十分事業。由求必不能為顔曾，蕭曹必不能為俨呂。天德王道，總之在學術上取齊”。

時人稱孫奇逢，“際貞元絕續之時，明大道于方來，佐聖治于在下，有若天心啟牖之一人，以維持一線之緒者”，雖“遭逢不偶，不能行道于當世，爰欲傳道于來茲”。孫奇逢在《複崔承一書》中稱，“自江村沒後，知己寥寥，孤力肩承此不絕之一線，三十餘年颠蹶困憊者屢矣”。孤力肩承，實以難得其人。後識張沐、湯斌二子，孫奇逢寄予厚望。在與湯斌書中稱，“師友道久衰，江村不可作。策以燈燭光，空山自寂寞。舉世如雞群，子也雲中鶴。道行待其人，乃身欣有托”。康熙八年二月初六日，孫奇逢《複湯孔伯》雲：“仆四十年孤力獨承之擔，一旦得其人焉付之，此身輕快何言？然仆身輕了一分，未免為知己重了一分也。”其殷殷傳道之情，可謂溢于言表。

清初遺民緻力于存續儒家道統，而複興民族文化尚須借助強有力之推動者。孫奇逢稱，“崔文敏有言曰：‘元有三儒，耶律晉卿之谏殺，許平仲之興學，劉靜修之不仕。三公固各有得也。’予私謂為靜修猶易，為晉卿、平仲難”。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竊思真儒名世，代不乏人。遠不具論，宋元之際，道在許子。當年與靜修同征，過容城商進止。靜修曰：‘公不出，則道不行。某亦出，則道不尊。’二子固各有所處也。”

在孫奇逢看來，宋元之際理學名儒的出處，事關少數民族統治下中原傳統文化的前途命運。許衡出仕可以光大中原傳統文化，即“道行”；劉因隐居意在維護儒家道統尊嚴，即“道尊”。二者相較，為“道尊”易，為“道行”難。因此，他認為不宜對出為尊官的姚樞、許衡過分苛求，因“其為尊官也，方可以行道救民”。孫奇逢論宋元之際，正所以見明清之際。他以遺民之身興學傳道，自覺如元之劉因出則道不尊，因而将道行的期望寄托于出仕清朝的理學官僚身上，稱“今日正望老父母勉圖其所難耳”，“先生今日固為其難矣。維持世運，鼓舞來學”。

康熙六年以後，孫奇逢敏銳地覺察到，時勢變化對理學發展變得越來越有利。他在緻友人信中說：“聞廟堂諸老深心學問，不減姚許當年”，“迩來宰相而下，談學者不乏人，此亦氣運然耳”。至康熙十三年五月，孫奇逢稱，“今天子宰相，皆有好學之意”，若“以二三君子，啟沃于其間，則學之典也，在指顧間矣” 。孫奇逢希望借助于身居高位的理學官僚來“正君心”，實現清朝政權的儒學化，推動以儒家傳統模式重建中國社會秩序。

結語

除張缙彥外，孫奇逢與錢謙益、龔鼎孳、王永吉、吳偉業、劉正宗、戴明說、劉馀佑、孫承澤、薛所蘊、柳寅東、張鳳翔等清初貳臣都有一定程度的交往，但并未明言對其大節的具體看法。孫奇逢所撰《理學宗傳》，序列曆代大儒，獨遺宋之吳澄。孫奇逢認為，“吳草廬謂諸葛孔明為行不著習不察之人。餘謂孔明舍孫曹而事昭烈，著莫著于此，察莫察于此。草廬以宋孝廉而事元，恐亦不免為不著不察”。

由此來看，他對貳臣忠義名節的态度亦是不言自明。入清後，孫奇逢曾自稱，“五十餘年老賢書，未嘗就一官，迹似于隐，然實非隐也”，“樹遁世之藩籬，差慰藏拙之門戶”，“長為逸民，高蹈不出”。正是這種特殊的身份與處世方式，使其能夠站在傳承光大中原傳統文化的立場高度，用包容和積極的心态與貳臣交往，以自己的遁世而道尊，寄托對道行的期盼。

清人稱，孫奇逢“辟室蘇門，為講學名山之計”，“而聖道自此明，絕學自此續，周程張朱而後，以一身膺理學之宗”。“先生之教沛然大行，達于朝而上為道揆，施于野而下為善俗。”“我朝聖教昌明，先生講學之功，默有以助之也。” 孫奇逢對清初的社會文化認同和曆史發展，無疑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本文選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清史論叢·第37輯》，原标題為“遺民與貳臣：孫奇逢和張缙彥的交往”，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丨張佐良

摘編丨吳鑫

編輯丨安也

校對丨薛京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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