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一次的澳大利亞人口普查（2021 Census），終于在上周公布了2021年的結果。

由于與上次2016年人口普查，中間隔着一個改變全球格局的新冠疫情，雖然澳大利亞基本延續此前的人口結構變化趨勢，但本次人口普查中也出現了很多值得研究的變化。其中有三大變化很值得關注：

• 印度裔新增人口最多，但華裔總人口數量占比繼續上升，成為澳洲第一大“少數民族”；
• 家庭規模逐漸變小，隻有一個人的“單身戶”數量不斷增加；
• 千禧一代将取代嬰兒潮一代，成為澳大利亞人口比例最高的年齡層；

這些變化勢必在未來會對澳大利亞的社會走向和經濟發展産生顯著且長遠的影響。

移民數量在人口中占據越來越大的比例，是本次人口普查反映出的第一大特色。

根據統計局的數據，有51.5%的澳大利亞居民出生在海外，或父母至少有一方是移民。這也意味着澳大利亞成為了移民占多數的國家。

也因為移民人口的迅猛增加，讓澳大利亞在過去的50年裡，人口規模翻了一番，從1971年的1200多萬人，增長到2542多萬人。

如果看過去5年，自2017年以來，澳大利亞增加了100多萬新居民，印度超過中國和新西蘭，成為澳大利亞居民第三大出生地，約有22萬出生在印度的人成為這裡居民，僅次于澳大利亞本土和英國。

不過，總人口方面，澳大利亞的五大人口來源國分别是英格蘭、澳大利亞、愛爾蘭、蘇格蘭和中國。除本地人外，英格蘭、愛爾蘭、蘇格蘭均來自英倫三島，因此,來自中國的移民可算是澳洲第一大“少數民族”。

此次統計中，華人比例占到總人口5.5%，相較2016年統計的5.2%更高。而在一些城市地區，華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更高——在大悉尼都會區，華人比例高達10.6%；在大墨爾本都會區，華人比例也達到8.3%。

不僅如此，大約550萬澳大利亞人（超過五分之一）在家裡說英語以外的語言，自2016年以來增加了80萬人。其中，在家說普通話的人口占比最高，超過68.5萬人，相較5年前的數據增加了8萬多人。而緊随其後的其他語言也無一例外均來自亞洲地區。

博滿澳财首席投資官魏睿昊指出，這些數據都反映出，澳大利亞的亞洲化程度已經來越來越顯著。

當然，疫情還是對移民的總人口數量産生了一定負面影響，尤其是在疫情期間，離開澳大利亞的華人人數遠超印度人。造成這種現象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和澳大利亞在疫情期間的邊境管制都非常嚴厲；另一方面也由于澳中關系在近兩三年中持續惡化。

但是華人總人口數量的增加，也在改變澳大利亞社會的政治格局。在5月結束的聯邦大選中，由于自由黨此前的“冷戰思維”和一些高層官員的反華言論，失去了華裔選民的普遍支持，導緻在多個華人占比較高的選區中敗選。比如維州最大的華人選區——Chisholm，工黨候選人Carina Garland就從原自由黨華人議員廖婵娥（Gladys Liu）手中“奪取”了議席。

Chisholm工黨聯邦議員Carina Garland 與澳洲數學奧林匹克代表隊合影，其中有三位華裔選手來自她的選區

不僅如此，華裔澳洲公民人數的上升，也使得華人參政議政變得更加普遍。在悉尼、墨爾本等多地都湧現出了更多的華人議員，比如澳财曾訪問過的工黨新州Strathfield議員李逸仙（Jason Li）。

在經濟方面，由于華人對房地産投資較為“衷情”，到底華人占比高的地區，房地不僅交易更為活躍，房價的起伏程度也較明顯。

如果說亞裔人口的增加是一種長期可以預見的趨勢，那些家庭規模的減少可能會讓有些人意外。畢竟，除了華人家庭外，人口規模占比越來越高的無論是印度裔家庭和中東裔家庭，往往家庭人數較多。

然而，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澳大利亞平均每戶人數已從2.6人降至2.5人；0.1人的平均變化看起來微不足道，但實際相當于戶數增加近20萬。

造成這種現象的有以下幾個原因：

• 結婚率下降：相較于1991年15歲以上人口的56.1%的結婚比例，而2021年降到了46.5%；
• 有孩子的家庭減少：自1996年以來，沒有子女同住的家庭的比例從40.8%增加到47%，目前隻有大約250萬個家庭有15歲以下的孩子；
• 單親家庭增加：有記錄的單親家庭首次超過100萬戶。
• 單人戶數的增加：隻有一個人的家庭數量從24.4%增加到25.6%。

家庭規模的變化，更多家庭戶數的形成，成為了一個重要變量。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房地産市場一個令人費解的現狀——在疫情期間離開的留學生和遊客返澳的數量明明還沒有完全恢複，移民還陷入停滞，一些地區的住房空置卻已經下降至低位，房租又開始飙升。

剛剛過去的6月，全澳的住房空置率已經連續第四個月維持在1%的低位，悉尼市場的空置率已經降至曆史最低點1.4%，墨爾本也降至1.5%，布裡斯班更是僅為0.6%。而在截至5月的12個月裡，悉尼的租金上漲了17.5%，布裡斯班上漲了18.6%，墨爾本上漲了14.8%。

單身戶數的形成速度遠超過一居室住宅的建成速度，表明中長期住房需求與建築量有一定脫節。

人口普查顯示，全澳有近1100萬套私人住宅，較2016年增加了超過95.07萬套，公寓占這一增量的近三分之一。但是，完全擁有住房的家庭比例已從1996年的41.6%降至2021年的31%。

單身戶的增加還加速了另一個産業的發展，就是寵物用品。澳大利亞已經成為養寵物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截至2021年6月，全澳寵物總數約3400萬隻，超過了總人口數。其中，單身戶養寵物的比例較高，也加速了寵物數量的增加，并相應刺激了寵物用品和服務産業。

而澳大利亞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可能也從側面解釋了“為什麼單身戶變得更多。”25歲至39歲的人口正超過嬰兒潮一代，成為人口中占比最大的群體。

1981年至1995年出生的千禧一代占總人口的比例已從2011年的20.4%上升至去年的21.5%，約為540萬。

嬰兒潮一代（1946年至1965年出生的人）占總人口的比例已從25.4%降至21.5%。雖然統計時，嬰兒潮一代人口數量仍比千禧一代多出了5662人，但預期今年千禧一代人口就将反超。

另外，1996年至2010年間出生的Z世代人口則占全國總人口的18%，低于1966年到1980年出生的X一代，也意味着澳大利亞社會的老齡化程度恐怕要進一步加深。

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對經濟的影響方面也較多。

首先，截至到2021，所有1946年以後540萬人口的出生嬰兒潮一代都跨過了退休年齡線。他們上一代人在退休階段的人數僅為250萬人。他們的養老需求——住房、基礎設施和老年護理服務都必須翻一番。

另外，随着千禧一代結婚生子，他們中很多人将從市區及附近公寓，逐漸搬往附近有學校的獨立屋，此類房産的需求量将因此上升。

千禧一代受教育水平高，熱愛旅行；嬰兒潮一代完全退休，作為“最有錢的一代”，旅行和娛樂将成為其中很多人的重要消費支出。這可能會助力旅遊業和文化産業的複蘇。

還有一點格外值得注意，就是由于大量嬰兒潮一代在退休，但新增勞動力（Z一代）補充顯然跟不上這一速度，一定程度加劇了疫情後的勞動力不足。

總體而言，澳大利亞的人口增長在發達國家仍屬于較快水平，促進了人口總量增加。預期70年後的21世紀末，總人口将再翻一番，達到7500萬，略高于現在英國的人口數。

2017年至2021年期間，超過100萬居民抵達澳大利亞，在新冠疫情導緻國際邊境關閉之前，每五人中就有四人定居。

本次人口普查數據也顯示出，移民人口繼續不斷重塑着澳大利亞的社會面貌：

人口更為多元化，宗教信仰也呈現多元化趨勢，這也是為何澳大利亞沒有形成美國、歐洲大規模反對移民的極端民粹主義；老齡化程度在發達國家中較低，主要也是依靠移民增加年輕勞動力。

目前，澳大利亞是一個中等規模的高收入國家，人口的增長将帶來更多人口紅利，有助于賦予澳大利亞更大的經濟影響力。

然而，目前澳洲政府對于移民的态度仍不夠明朗，在全球人才争奪戰中，澳大利亞正在喪失優勢，執政黨應該形成一個更積極、具有連貫性的人口政策，吸引更多移民，确保澳大利亞的人口增長符合預期，為未來的經濟增長累積足夠的人口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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