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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學報》2022年第77卷,第12期包括：“城鎮化與行政區劃”、“‘七普’人口地理”、“區域發展”3個專欄，共16篇文章，歡迎讀者下載閱讀。

城鎮化與行政區劃

中國縣域城鎮化格局演化與優化路徑

劉彥随,楊忍,林元城

2022,77(12):2937-2953

doi:10.11821/dlxb202212001

摘要：

縣域城鎮化的有序發展和優化布局，對于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産業結構優化調整、資源與市場優化配置、促進城鄉融合發展與鄉村振興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研究表明：①2000—2020年中國縣域城鎮化快速發展且區域差異顯著，東部沿海地區、中部城郊地區和北方邊境地區的縣域城鎮化率相對較高，而西南地區、中部農區、西藏及新疆大部分地區的縣域城鎮化率偏低；2020年沿“胡煥庸線”東側的東北地區、冀北及晉陝豫地區、川東及雲貴地區成為縣域城鎮化率高值區，珠三角地區、長三角地區、京津冀地區、成渝地區、長江中下遊地區、内蒙古邊境地區，以及江浙閩東南沿海一帶城鎮化率超過50%的縣域達716個，占比38.3%。②縣域城鎮化是人口、經濟、社會、文化等要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經濟發展水平、自然環境條件、基礎設施建設、地理區位條件、公共資源供給、專業創業集群與宏觀政策等影響縣域城鎮化的方向、範圍和深度。預測到2035年中國城鎮化率為76.04%，縣域城鎮化率為64.38%。未來要重視強化縣域人口、經濟、社會和空間組織結構的調整優化。③縣域城鎮化發展可分為大城市周邊縣域要素集聚型城鎮化、專業功能縣域産業集聚帶動型城鎮化、農産品主産區縣域農業現代化引領型城鎮化、重點生态功能區縣域生态保育型城鎮化、人口流失縣域異地轉移集中型城鎮化等5種類型。④縣域城鎮化以縣城和重點鎮作為要素集聚的重要空間載體，形成居業協同與産城融合的多級體系。通過構建産業全價值鍊、主導産業關聯集群、公共服務融合配置體系等創新路徑，将推動城鄉要素平等交換與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城鄉産業融合與等值化發展，促進城鄉融合網絡化、城鄉治理體系化與資源利用集約化，為優化縣域人地關系和城鎮化空間體系提供持久動力。

江蘇省典型縣域村鎮建設格局演化模式

賈铠陽,喬偉峰,胡曉亮,黃賢金

2022,77(12):2954-2971

doi:10.11821/dlxb202212002

摘要：

城鄉中國轉型過程中村鎮呈現異質化發展态勢。然而當前研究較多關注了村鎮物質空間演變特征，忽視了其背後社會經濟形态變遷對村鎮建設格局的形塑作用。本文以提煉不同發展路徑下的縣域村鎮建設格局演化模式特征為目标，首先從“社會過程—空間形式”視角，剖析村鎮建設格局演化路徑分化邏輯，并梳理其分化曆程；其次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對比分析2009—2018年江蘇省3個典型縣域的村鎮建設格局演化差異；最後将其歸納為具有一定普适意義的演化模式。結果表明：村鎮建設格局演化是典型的空間生産過程，在城鄉中國轉型過程中，生産方式的轉變引緻村鎮建設格局演化路徑呈現多元分化；由于要素集聚與疏散的空間需求不同，不同發展路徑下的縣域村鎮建設格局演化時空特征、影響因素作用機制具有顯著差異。基于案例比較分析，本文總結出具有差異化演化态勢及動力機制的3類演化模式，分别為城鄉兩極分化的農業生産型、城鎮多中心擴張的工業生産型、村莊走向分野的生态消費型，并提出了相應的針對性措施，因地制宜推進城鄉融合發展。

清代縣級行政區劃調整的時空變動

與演化機理

趙逸才,王開泳,華林甫,王甫園

2022,77(12):2972-2990

doi:10.11821/dlxb202212003

摘要：

行政區劃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系統分析清代縣級行政區劃調整的時空變動格局和影響因素，能更好地借鑒和發揮行政區劃設置在國家與地方治理中的支撐作用。綜合梳理國家清史纂修工程《清史·地理志》的考證結果，參考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清代檔案、《清實錄》《清會典》《大清一統志》以及清代地方志等曆史文獻，全面分析1683—1911年中國縣級行政區劃的時空變動過程與演變規律。研究表明：①清代縣級行政區劃主要有9類調整模式，以自下而上的申報調整為主，關鍵是總督和巡撫的提議權，督撫體制是行政區劃調整推進的制度保障；②行政區劃調整的頻次受最高統治者的治理理念影響較大，波動明顯，雍正朝是清代行政區劃調整的絕對高峰期，光緒和宣統兩朝是一個相對高峰期，道光、鹹豐到同治時期調整最少；③縣級行政區劃的調整以新設最多，其次為改隸和析分，同級變更和合并是頻次較少的兩類調整；④升級、遷治、裁撤、新設4類調整在清代23個省的分布範圍較廣泛、各省域分布較為廣泛均衡，變更專名、合并、改隸、同級變更4類調整的分布範圍集中于直隸、河南、山西等省；⑤清代縣級行政區劃調整格局的形成與演化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政治安全和統治方便是決定性因素，總體上體現出層級明确、權責明晰、因地制宜、循序漸進的國家治理理念。

“七普”人口地理

中國流動人口概念和數據的有效性與

國際可比性

朱宇,林李月,李亭亭,董雅靜

2022,77(12):2991-3005

doi:10.11821/dlxb202212004

摘要：

長期以來，“流動人口”和“人口流動”這兩個概念、以及基于這兩個概念獲取的數據在中國相關研究和政策制定中得到廣泛使用，甚至主導着中國人口遷移流動的研究。在國際背景下對這兩個概念和相關數據的有效性和可靠性進行了深入地檢視，并通過對若幹人口普查數據和流動人口動态監測調查數據的分析，揭示“流動人口”和“人口流動”在測量人口遷移流動事件時的失效和失真。結果表明，“流動人口”和“人口流動”概念及相關數據已與現實的遷移流動事件和過程嚴重脫節；它們既可能因高估遷移流動人口的規模而失真，也可能因系統性遺漏某些遷移流動人口（如城—城流動人口）而失效，同時還嚴重幹擾對現實人口遷移流動方向的判斷。此外，基于“人戶分離”得到的流動人口數據還存在着不能用于“率”指标的計算和缺乏國際可比性等問題。基于此，本文認為中國人口遷移流動的相關概念、測量和數據收集應回歸其反映空間變動事件的本質功能，逐步擴大使用基于5年前常住地（乃至1年前常住地）變動的人口遷移流動數據，并充分利用人口登記和行政管理數據開發基于遷移事件的人口遷移流動數據，為分析和判斷中國人口遷移流動的演變趨勢和規律提供有效且可靠的數據基礎。

基于城鄉人口變動視角的中國城鎮化

地域類型時空演變

劉濤,卓雲霞,彭榮熙,曹廣忠

2022,77(12):3006-3022

doi:10.11821/dlxb202212005

摘要：

城鎮化是城鎮和鄉村人口變動共同作用的結果。本文從城鄉人口變動的視角提出了城鎮化地域類型的劃分方法，基于曆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考察了中國城鎮化地域類型的時空演變及其影響因素。研究發現中國的城鎮化于1990年後進入快速階段且當前仍在加速，但城鎮化的實現路徑存在較強的時空動态性：①随着人口自然增長減緩和鄉城遷移擴張，全國城鎮化地域類型由城鄉擴張型轉變為城鎮吸引型，鄉村人口減少對城鎮化的貢獻持續增強；②城鎮吸引型是各地最主要的城鎮化地域類型，但2010年以來大量地區因鄉村人口加速外流而轉變為鄉村流失型，城鄉擴張型地域的空間範圍大幅收縮至西藏、上海等地，而城鄉收縮型地域在東北地區的非省會城市大範圍擴張；③經濟性因素仍是當前中國城鎮化的核心驅動因素，經濟增長帶動鄉村人口外遷，工業化長期有利于城鄉協調共進，而公共服務等社會性因素的作用仍然有限；④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的政策效應還有待發掘，西部城市群、中小城市的吸引力以及鄉村地區的人口發展等問題仍需更多的研究關注。本文最後對中國城鎮化的趨勢性、動力機制和未來研究重點展開了讨論。

基于“七普”的“胡煥庸線”兩側人口

集疏新态勢及影響因素

戚偉,劉盛和,劉振

2022,77(12):3023-3040.

doi:10.11821/dlxb202212006

摘要：

随着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推進，“胡煥庸線”兩側人口發展出現了新态勢。本文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依據地級尺度劃定的“準胡煥庸線”，分析2010—2020年“胡煥庸線”兩側人口集疏模式的新特征，并探讨影響因素。研究表明：①“胡煥庸線”依然穩定，2020年東南半壁與西北半壁的人口比為93.5∶6.5；②西北半壁人口份額仍然微增，但是增幅較之前明顯下降；③2010—2020年西北半壁人口集中化指數由降轉增，西北半壁和東南半壁的人口分布集中化程度均有所提升；④東南半壁人口集疏分化不斷強化，2010—2020年人口負增長區的面積占比已達54.22%，超過人口正增長區；西北半壁人口集疏的馬太效應特征愈發明顯，人口負增長區占比也已升至26.15%；⑤省會首府人口增長優勢愈發突出，且西北半壁比東南半壁更為明顯；⑥經濟發展水平、城區人口規模等級、行政區劃等級等因素與區域人口變動顯著相關；西北半壁行政區劃等級對人口增長的影響效應尤為突出。綜合來看，西北半壁已經出現與東南半壁相似的人口集疏過程，人口集疏模式已突破了“胡煥庸線”。中國即将迎來人口總量拐點，人口城鎮化進程逐步減速，密切關注“胡煥庸線”兩側人口發展的新特征，對推動全國各區域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2000—2020年中國省際人口遷移格局的

演化特征及影響因素

古恒宇,勞昕,溫鋒華,趙志浩

2022,77(12):3041-3054.

doi:10.11821/dlxb202212007

摘要：

準确認識和把握21世紀前20年中國人口遷移的地理格局和影響因素，是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及區域均衡發展的關鍵科學問題。借助特征向量空間濾波泊松僞最大似然估計（ESF PPML）引力模型，基于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2005年和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研究了2000—2020年中國省際人口遷移的時空演化特征及影響因素。主要結論為：①2000—2020年間人口遷移格局總體穩定，具有較強的不平衡性和網絡溢出效應，大量人口從中部、西部、東北地區遷移至東部地區；②人口遷移格局穩中有變，不平衡程度和空間集聚程度逐漸減弱，人口遷移和人口分布顯現出南北分異趨勢，東北地區人口遷出強度不斷增強；③傳統引力模型因素（人口規模、地理距離）、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因素（工資差異、科技教育投入占比、醫療水平）、社會網絡因素、環境舒适度（PM2.5濃度）以及生活成本（住宅價格占比）共同影響人口遷移格局；④區域經濟差異對省際人口遷移的影響作用逐步弱化，人口遷移逐漸轉變為對工資收入、高質量公共服務、環境舒适度等多因素考慮的決策過程，生活成本逐漸對人口遷移産生顯著影響。

江蘇省流動人口城—鎮—鄉分布

的時空分異與影響因素

湯爽爽,周婧,鄧穎慧,許琪琪

2022,77(12):3055-3071.

doi:10.11821/dlxb202212008

摘要：

以江蘇省為研究區，探索了2010—2020年間流動人口在城、鎮和鄉（即城區、鎮區和鄉村3類地域類型）分布的時空分異和影響因素。研究發現：①江蘇省城和鎮流動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普遍增加，但鎮的增幅明顯高于城，鄉的流動人口占比卻在近一半的市縣出現減少。②江蘇省流動人口蘇南—蘇中—蘇北分布的梯度格局尚未發生根本性改變，蘇南仍是吸引流動人口的高地，但蘇中和蘇北的鎮對省内流動人口的吸引顯著增強。③蘇南一些鄉和蘇中、蘇北一些鎮流動人口占比有明顯提升，體現了鄉鎮對流動人口的集聚能力。④模型結果顯示，政府社會投入的增加有利于增強城、鎮、鄉對流動人口的吸引力；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在城和鎮對兩類流動人口占比的影響有所不同；産業的影響因城、鎮和鄉的不同而分異：工業在城、鎮、鄉均為正向影響；産業結構的高級化在城鎮僅對省内流動人口占比具有正向作用；農林牧漁業在鄉為負向影響。

2010—2020年中國老年人口健康水平

空間格局演變及其影響因素

潘澤瀚,吳連霞,卓沖,楊飛揚

2022,77(12):3072-3089.

doi:10.11821/dlxb202212009

摘要：

把握中國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空間演變規律對快速老齡化背景下的健康老齡化戰略實施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基于第六、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老年人口自評健康數據，采用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和重心—時空地理加權回歸模型等方法，刻畫2010—2020年中國省域城鄉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空間動态演化過程，揭示社會經濟發展、人口流動、環境污染與保護等因素的影響變遷，主要發現：①2010—2020年間中國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總體上升，但城鄉差異進一步擴大，城鎮老年人口健康水平“東—中—西”遞減格局趨于強化，鄉村老年人口健康水平向“南高北低”轉變；②社會經濟發展是影響城鄉老年人口健康水平及其空間格局演變的首要因素，但作用趨于減弱，鄉城人口流動導緻老年人口健康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③環境本底因素作用減弱，環境污染因素作用增強，環境保護舉措在城鎮地區呈現健康改善效應。

區域發展

地理學與國際發展研究及中國的機遇

程漢,劉衛東

2022,77(12):3090-3103.

doi:10.11821/dlxb202212010

摘要：

國際發展研究指相對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和知識在發展中國家本地化的研究，是西方地理學的經典議題。本文梳理和總結了20世紀中葉以來國際發展研究的發展曆程，包括其出現背景、興起過程和學科格局，系統評述了國際發展知識演變的4個階段，即現代化理論階段（20世紀50—70年代）、新自由主義階段（20世紀80—90年代）、新結構主義階段（21世紀初10年），以及新現代化理論階段（21世紀10年代至今）。借鑒西方經驗，對照當前中國崛起的過程，提出中國已經到了需要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國際發展知識的新階段，應積極推動國際發展地理學。結合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必然要求，立足學科優勢，建議了中國開展國際發展地理學研究的4個方向，包括基于中國的區域發展經驗和空間治理模式研究，針對發展中國家現代化地理研究，“一帶一路”建設海外重大項目案例研究和國際發展融資地理研究。

城市網絡視角下的中國科技創新功能

區劃研究

馬海濤,胡夏青

2022,77(12):3104-3124.

doi:10.11821/dlxb202212011

摘要：

開展科技創新功能區劃是全局把握國家科技創新總體布局并指導提升區域科技創新能力極為重要的基礎性工作，然而相關研究仍較滞後。本文從城市間創新合作關系網絡的角度，結合已有地理區劃理論和創新地理研究，設計了一種科技創新功能區劃方法，基于中國357個城市間2017—2019年的專利合作關系數據，研制了一套中國科技創新功能區劃方案。研究認為，将網絡空間拓撲關系與地理空間位置關系相結合，借助空間鄰接約束下的層次聚類與以模塊度為依據的圖分割技術，可以得到内部聯系緊密且占據一定連續地表的區劃結果，是一種科技創新功能區劃的有效方法。在城市科技創新網絡拓撲結構分析和二值與加權網絡分區結果對比分析的基礎上，研制出一套包含4個一級區和20個二級區的中國科技創新功能區劃參考方案，将中國大緻劃分為北方、南方、東部、西部4個科技創新功能闆塊，每個闆塊包含4~6個二級功能區。這一方案的分區邊界與省級行政邊界具有較高的吻合性，可為國家從宏觀層面進行科技創新統籌管理提供輔助參考。建議未來依托科技創新功能區的建設與區域科技創新中心的引領，因地制宜實施區域創新發展戰略，更好地為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貢獻力量。

中國城市綠色技術創新的時空分布特征

及影響因素

段德忠,杜德斌

2022,77(12):3125-3145.

doi:10.11821/dlxb202212012

摘要：

借鑒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綠色專利識别方法，本文建構了2007—2017年中國城市尺度的綠色專利申請量時空數據庫，從而揭示了2007—2017年中國綠色技術創新活動的時空分布特征，并基于空間杜賓模型探讨了其影響因素。研究發現：①時序發展上，無論是在專利申請量上還是城市參與度上，綠色建築技術一直主導中國綠色技術創新發展，11年間綠色建築技術領域專利申請量占整體的比例一直維持在30%以上；②創新主體上，中國綠色技術創新由企業主導的特征愈發顯著，企業申請的綠色專利占整體的比例由2007年的39.7%增長至2017年的62.6%；③空間演化上，中國綠色技術創新空間分布呈現出顯著的空間集聚性特征，以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地區為主導的三極格局日益凸顯。個體城市上，11年間北京、深圳相繼超越上海，成為中國綠色技術創新最為集聚的兩大核心城市；④影響因素上，中國城市綠色技術創新具有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和路徑依賴性特征，城市環境規制強度、城市經濟規模、城市市場規模、城市技術創新水平、城市吸引的FDI以及城市空氣質量對城市綠色技術創新具有明顯的積極影響，而以第二産業為主的産業結構對城市綠色技術創新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

多維距離對流動人口回流意願的影響

及群體異質性

殷江濱,張倩倩,武文傑,黃曉燕,翟婧彤,祁琪

2022,77(12):3146-3161.

doi:10.11821/dlxb202212013

摘要：

人口回流正成為中國人口流動的重要趨勢，并将深刻影響中西部及沿海地區的發展前景。本文從地理學的“距離”視角切入，在傳統人口遷移理論的基礎上，将兩個非經濟因素的距離維度，即制度距離和文化距離引入人口回流研究，構建了多維距離影響流動人口回流意願的理論框架，并運用全國層面的流動人口調查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結果發現：與理論預測一緻，流入地與戶籍地間的多維距離對流動人口的回流意願具有顯著的影響。經濟距離抑制了流動人口的回流，而地理距離、制度距離和文化距離均對人口回流産生促進作用。在考慮了解釋變量可能存在的測量誤差後，這一發現依然穩健。此外，多維距離對回流意願的影響因流動人口個體及所在城市特征的差異而不同。個體異質性方面，随着流動人口年齡的增長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經濟距離對回流意願的影響不斷增強，而地理距離的影響則逐漸減弱。城市異質性方面，随着城市人口規模的增加，制度距離對回流意願的促進作用不斷減弱；城市經濟水平的提高則弱化了地理距離對回流意願的正向效應。

國家級非遺項目空間分布及譜系年代研究

李嘉欣,王振波

2022,77(12):3162-3179.

doi:10.11821/dlxb202212014

摘要：

非物質文化遺産是中華文明綿延傳承的生動見證。從曆時發展、空間關系、地理環境的角度考察非物質文化遺産，對于客觀了解其空間分布格局形成的原因、流傳的路徑具有重要意義，有助于提高對中華文化整體性和曆史連續性的認識。本文試圖從地理學視角出發，基于國家級非遺項目的流布範圍對非物質文化遺産進行空間解構，同時采用時空演化樹模型将非遺空間分布及譜系年代以一種簡單清晰可視化的形式表達出來，并對此進行影響因素的探析。結果表明：①國家級非遺主要聚集在發展水平較高、民族特色突出、文化積澱深厚、自然條件優越的地區，華北平原和長江中下遊平原是非遺的聚集中心；②北京和西藏的内部一緻性與文化認同感較高，江浙地區呈現大分散小聚集的特征；③中國源于各曆史時期的非遺項目的分布重心總體上呈現自西向東、自北向南的變化路徑；④生态環境的變化、人口的遷移、經濟發展格局的變動和戰亂災害是促使非遺分布重心轉移的關鍵因素。由此得出加大非遺項目保護資金投入、重視非遺曆史發展演化研究、深入挖掘地方非遺特質、推動非遺的整體性保護等啟示。

職業教育資源分布影響因素及空間

均衡性研究

曾浩淼,張學敏,任啟琳,吳鋒

2022,77(12):3180-3193.

doi:10.11821/dlxb202212015

摘要：

厘清中、高等職業教育資源分布及其影響因素是完善中國職業教育體系、推動職業教育區域均衡發展的重要命題。本文針對縣域尺度上職業教育資源空間分布特征及影響因素認識的不足，收集制備了縣域尺度多要素匹配數據集，解析了2000—2020年間中國中等與高等職業教育資源的空間分布特征及其與經濟社會發展指标的關系，進而從分布均衡性、産業匹配的角度診斷了中國職業教育資源的布局優化方向，提煉了優化發展建議。研究表明，中國中等與高等職業教育資源在不同空間尺度上均呈現以“胡煥庸線”為界東密西疏的分布格局。從影響因素差異上看，15歲以下人口占比和二、三産企業數量分别對中職、高職院校規模起到積極正影響。同時，中職教育資源分布顯示出普遍性、下沉性及西部欠均衡的特征，而高職教育資源則表現出地級市内部區縣間差異占主導，東部地區均衡性弱的特征。因此，研究建議根據地方與周邊經濟發展、産業和人才需求，優化分級、分類職業教育資源的配置。東部地區合理調控市域間高職院校資源配置，西部地區加大均衡性較差區縣的中職教育資源投入，實現跨區協同合作；構建依托高職院校資源聚集的市域，帶動周邊縣域專業相銜接的中職院校發展，持續提升其社會認可度，助力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建設。

構築中部地區高質量協調發展的新格局

朱翔,何甜,戚偉,張國友,周國華,賀豔華

2022,77(12):3194-3202.

doi:10.11821/dlxb202212016

摘要：

中部地區地處中國内陸腹地，承東啟西、連南接北，在全國經濟發展中處于非常重要的樞紐地位。中部地區崛起取得顯著成效，但内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依然突出，如何在新時代推動中部地區高質量崛起，構築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是當前中國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第24屆中國科協年會中部地區協調發展論壇就此進行專題研讨，普遍認為：區域協調發展是新時代國家戰略導向，空間規劃和産業布局要尊重自然與經濟規律，國家戰略規劃布局應從主體功能區“差異化”向“差異化 系統化”轉型。中部地區要以“兩橫三縱”城市化格局為骨架，積極融入國家區域重大戰略；發揮城市群對中部地區的鼎托作用，推動長江中遊城市群協同發展，強化武漢都市圈、長株潭都市圈、南昌都市圈等核心支撐作用；發揮比較優勢，推進農業、能源、電力、工程機械、裝備制造等傳統優勢産業高質量發展；注重生态環境保護，加強長江中遊城市群水安全管理；補齊農業短闆，推動鄉村振興，形成城鄉統籌、城鄉融合發展的新局面。

初審：張豔玲複審：宋啟凡終審：金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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