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科學界?王大鵬在與同行進行學術交流時，科研人員的語言中會充滿各種專業術語，這有力地提升了交流的效果，因為不熟悉這套話語體系的人往往也不會成為學術交流的對象，從這方面來說，語言确實是結成共同體的黏合劑，甚至不同的語言也就意味着不同的人生觀同時這種體系的形成也有一個曆史發展過程，就像撰寫學術論文也有一定的模式和模闆一樣，這是長期學術訓練産生的結果，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于科普科學界?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科普科學界

王大鵬

在與同行進行學術交流時，科研人員的語言中會充滿各種專業術語，這有力地提升了交流的效果，因為不熟悉這套話語體系的人往往也不會成為學術交流的對象，從這方面來說，語言确實是結成共同體的黏合劑，甚至不同的語言也就意味着不同的人生觀。同時這種體系的形成也有一個曆史發展過程，就像撰寫學術論文也有一定的模式和模闆一樣，這是長期學術訓練産生的結果。

但是如果要把學術成果傳播給那些并不具備相應背景的外行公衆，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科普，那麼話語體系的轉化就是必然的要求。因為如果各自說着彼此并不熟悉的語言，那麼溝通和交流必然就是無效的，就像蕭伯納說的那樣，“溝通中最大的問題就在于我們很容易臆想着它已經發生了。”

科研人員既是科技創新的主體，也是科普的“第一發球員”。憑借其身處科研領域最前沿的優勢，科研人員從事科普可以最大程度保證科普内容的科學性和準确性，但是很多科研人員并不擅長做科普，雖然有人可能不太認同科普也有自己的方法和理論，但是事實就是如此，科普不能單純地依賴于直覺，它需要有科學的知道，因此才會有科學傳播的科學這種說法，也才會有很多緻力于研究如何做好科普這件事情的人。當然我們常常把科研人員形容為一群身居“象牙塔”之中的緻力于科學發現的人，他們“躲進小樓成一統”，對于科普則是“管他冬夏與春秋”。但是如果我們要把科研成果轉化成科普，助力科技資源科普化工程，那必然就需要科研人員積極參與科普，把理念轉化成行動。而在這個過程中，語言的轉化則是必然要求之一，就像《新周刊》裡的一篇文章曾經這樣寫道，“知識分子到哪裡去了？他們躲在象牙塔裡，玩着‘自我陶醉的話語遊戲’，鮮少有人站出來，将這套黑話體系“翻譯”成能為大衆理解的大白話。”甚至還有一本關于如何做好科普的學術專著，其題目就是《離開象牙塔：讓你的科學變得重要的指南》（Escape from the ivory tower-a guide to making your science matter），作者不僅僅在書中陳述了很多理念，而且還有很多具有可操作性的做法與實踐，因而很多主張都值得從事科普的人借鑒。

我們甚至可以将學術語言看作是某種意義上的“巴别塔”，畢竟各個學科領域也都有自己特有的一些術語，就像柏拉圖學園門口挂着“不懂幾何者,不得入内”一樣。但是如果我們是面向普通公衆進行的科普，那麼就需要打破“巴别塔”，用普通公衆能夠理解的語言來對科學進行解釋是可以做到的，相反，如果要求普通公衆都理解科學語言則有相當大的難度，畢竟并不是每個人都接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甚至于很多人自從完成正規教育之後就很少或者不會主動地去接觸科學了，雖然我們每天都在和科學及技術打交道，但是卻是通過消費科學和技術所産生的産品的方式，于是于他們而言，“一個人不必知道平底煎鍋的内塗層怎麼會有一種不粘的屬性，對他而言隻需擁有一個天真的信念：如果他付了錢，某個工廠裡一位穿白大褂的巫師給這個器皿施加的魔法就會靈驗。”而科普要做的可能就是去打破這種神秘主義元素，如何打破呢？通俗易懂的語言至少應該是一個不可獲取的元素。

新頒布的《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規劃綱要（2021—2035年）》提出要“深化科普供給側改革，提高供給效能”，而科研人員更好地參與科普也是施行科普供給側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雖然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科研人員都應該去做科普，畢竟科普不是“小兒科”，而是“全科”，同時如果說科研需要專才，那科普在一定程度上就需要通才，需要科研人員能夠把高深的專業知識深入淺出地傳播給受衆，而這種“深入淺出”就需要做到話語體系的轉化，甚至有人把這形容為做科普要“說人話”，或者說讓科學更“人性化”。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科普内容的生産離不開科研人員的積極參與，而要讓科研人員這些科普的“源頭活水”充分地湧流起來，不僅要為他們創造出更好的條件，而且也需要助力他們掌握更多的科普技能，讓更多的科研人員走出“象牙塔”。

（作者系中國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科普作家協會理事）

來源： 光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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