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在什麼時候，中國人的大一統觀念都是根深蒂固的。以至于，在看待曆史之時，不管自覺還是不自覺，我們都會選擇從“中國”這個大整體去分析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所以，相對的就忽略了局部的特殊性。中國曆史的記錄書寫，常常以國家為“單位”，所以，就遮蔽了很多地方上豐富的多元性。

特别是在對待春秋戰國、南北朝，以及五代十國這樣分裂而混亂的曆史階段，這種情況帶來的不足就更加明顯了。

當然，這種“大一統”的觀念，在很早就形成了，差不多要追溯到先秦時期。

隻是，當時雖然孟子等人都提出了“定于一”，但是，身處于那樣的局勢之中，誰也不知道能否有實現的那天，所以，此時的“大一統”隻是一個美好的願景而已。可以說，統一的國家結構，往往使我們忽視了戰國時期各國之間的一些差異性和複雜性，比較典型的一個案例就是，楊寬所書寫的《戰國史》。

他在寫到變法的部分時，舉證各國情況通通都視作變法，但是，對于“鄒忌諷齊王納谏”這樣的事例，如何能與它國的變法混為一談呢？這其中，像“戰國四公子”這樣的稱号，人們很容易就認為孟嘗君、信陵君等人是同一類人。的确，他們都是本國的風雲人物，都以“養士”著稱。

但是，唯有深入去分析他們在中央權力機構中的地位和身份，才會明白孟嘗君的特殊性究竟在哪裡。

這裡，我們不妨來重新讀一下“狡兔三窟”的故事。

馮谖在孟嘗君的門客中非常有名，當時，孟嘗君在齊國内外的聲勢浩大，使得當時的齊王感到了威脅，所以，内心不安的齊王，便免除了他的官職。

這時候，孟嘗君的心中也是十分凄涼的，而馮谖就是在這個時候為他營造了“狡兔三窟”：替孟嘗君在封地薛邑收攏人心，以作為他最後的退路；說服魏惠王邀請孟嘗君往魏國做官，以提高孟嘗君的威望，迫使齊王不得不重新啟用孟嘗君；将齊國先王的祭器請到薛邑。

所以，從這裡可以發現，孟嘗君的手中握有三個強大的籌碼，他同他的封地薛邑處于一種半獨立性質，所以，君王對他也須有幾分忌憚。

那麼，其他三公子呢？

信陵君雖然是魏王的胞弟，更有令諸侯國十餘年不敢加兵于魏國的功勞，但是，政治仕途卻因飽受君王猜忌不大得意，隻能飲酒作樂郁郁而終。

而平原君趙勝也曾三度為相，為趙國解秦困都城之功，但是，卻仍無力抵抗國家統一納稅。

春申君黃歇，則是四公子中唯一一位非王族出身者，他的貴族身份來源于國君所賜，相對而言，獨立性最小，非常依賴于國君的寵信。

在戰國時期，雖然，貴族的地位還是非常崇高的，但是，列國的社會風氣已經逐漸向“尚賢”轉變，貴族則無法安心享受血緣帶來的優越。

從各國立國起，國君子孫幾乎都不能長久的維持其地位，原因就是：許多貴族自恃身份，卻對國家沒有功勞。而此時，與後世科舉制相同的思想已經悄然興起：隻有才幹和功績才能帶來地位。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在戰國四公子中位于春申君的黃歇算得上真正的有才之人。

戰國正是世襲貴族獨立性得到弱化的關鍵時期，當時，除了齊國之外，諸侯國都已推行郡縣制，一些封邑的獨立性大大被削弱。以前的封邑，就相當于國一個中國，但是，現在封邑之内也要聽從王令，所以，孟嘗君的自主權，在當時是很不尋常的。

馮谖“燒券市義”的行為，明擺着就是收買人心，以幫助孟嘗君制衡王權。而魏國有難時，信陵君的謀士都勸他大局為重，舍已為國。對于孟嘗君來說，薛邑是他培植勢力競逐權位的根據地。但是，此時的他卻需要一個比薛邑更大的舞台，來發揮自己的力量。所以，我們就不難理解，孟嘗君的權力之路了。

相比于固守薛邑那麼一塊小地盤，無疑整個國家的權利才能滿足他的胃口。因而，孟嘗君選擇了直接攫取中央權力。在齊國為相的那些年，他利用手中的權力和金錢，一再擴大自己食客數量，幫助自己鞏固手中的權力。以至于，在公元前301年，齊湣王繼位後專制達到頂峰，使君王都無法與他的聲望比肩。

後來，荀子指責他不守“臣道”，其實，隻是把他擺錯了位置而已。

他并不是一個普通的大臣，他是不依附于王權獨立于王權的封建貴族。以孟嘗君當時的行為來看，他的利益，顯然不與某個國家挂鈎。他被齊湣王懷疑後的反應，也證明了這一點。他出任魏相，聯合它國攻打自己的母國，使其從此再無力争雄天下之力，自己卻獲益良多。

孟嘗君之後，再也沒有中立于諸國的封建權利了，而整個時代，也已經發生了不可逆轉的巨大變化。孟嘗君一生的成就，說到底，得益于他善于挂着仁義道德的招牌來網織人才。然後，再借助這些人才的力量來實現他的抱負。實際上，越偉大的抱負越需要别人的幫忙，此即唯有善于借梯者才能登高望遠。

參考資料：

【《戰國策·齊策三》、《史記·卷七十五·孟嘗君列傳第十五》、《資治通鑒·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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