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8年,信奉加爾文教的荷蘭七省結成烏特勒支同盟,反抗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的統治,爆發了長達八十年的獨立戰争,直至1648年以七省勝利并宣告建立荷蘭共和國而告終。我們今天所謂的“荷蘭繪畫的黃金時代”橫貫這場戰争的始末,直至1715年以荷蘭共和國宣告破産而畫上句點。1585年,彼時世界上最重要的港口安特衛普被西班牙軍隊攻陷,導緻大量居住在安特衛普的商人和居民逃往當時還僅是小漁村的荷蘭阿姆斯特丹港。同時擁有得天獨厚的航海技術和海上霸權使得對外貿易在阿姆斯特丹如火如荼地展開,間接促成了這個小漁村在17世紀取代安特衛普成為全球最重要的港口。荷蘭藝術的黃金時代也在以阿姆斯特丹為核心,包括哈勒姆、代爾夫特、萊頓在内的荷蘭各城市就此拉開序幕。現正在國家博物館展出的“倫勃朗和他的時代——美國萊頓收藏館藏品展”中的畫作也都出自這個時代。
《書房中的女神密涅瓦》 倫勃朗
我們今天所稱頌的“荷蘭繪畫的黃金時代”,從畫作本身來說和“黃金”沒有半點關系。荷蘭著名曆史學家約翰·赫伊津哈就從不喜歡将17世紀的荷蘭稱之為“黃金時代”,他認為“即便我們最顯赫的時代需要有個名稱,也應該是與木材和鋼鐵,瀝青和焦油,繪畫和顔料,勇敢和虔誠,精神和幻想有關。‘黃金時代’這個稱謂更适合18世紀那個金庫中裝滿金币的荷蘭”。之所以稱之為“黃金時代”,應是指在這個曆史時期當中活躍的畫家數量以及他們所留下的海量繪畫作品。例如,1650年,可能有650-700個畫家在荷蘭共和國生活和工作,或者說,每1000個居民中就有1.5-2個畫家。在僅有2.4萬人的代爾夫特,1650年聖路克行會中登記的畫家就有30個。另外,荷蘭的畫家們也是非常多産的。根據大量史料估算出的結果,從1580年開始至1800年,荷蘭共和國至少創作出500萬,上限可多至1000萬幅繪畫。而導緻荷蘭畫家們如雨後春筍般的原因,源于這個時代獨一無二的藝術市場氛圍。
《披披肩、戴頭巾的男孩(巴拉丁的魯珀特王子像)》 揚·利文斯
首先,藝術品的受衆群發生了變化。17世紀初期荷蘭經濟的興盛直接導緻了藝術市場的繁榮和社會各階層對藝術品的渴求,藝術贊助者的範圍随着社會經濟條件的好轉而日趨擴大。盡管貴族階級依舊存在,藝術卻不再專屬于貴族和富人。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盛行很久的以貴族為雇主或贊助人委托藝術家創作的機制,随着更多新興的中産階級和中低階層成員(包括手工業者、貿易商人、低階軍官、政府人員和士兵等)也搖身一變成為藝術贊助者,荷蘭藝術市場有了前所未有的開放性。正因如此,倫勃朗接受委托描繪民兵隊群像的傳世名作《夜巡》才應運而生。随着越來越多相對普通的百姓家庭能夠負擔起藝術品的價格并開始用喜歡的畫作裝點家居,多層次顧客所帶來的必然是對畫家們創作題材的挑戰。
其次,迅速擴大的市場需求帶來了對畫家創作要求的劇變:要創作顧客能夠買得起的作品成為首要任務。在那個顔料需要用各種進口石材磨制而成的年代,盡管繁榮的阿姆斯特丹港口有着得天獨厚的便利條件,購買進口石材仍是一筆龐大的開銷,尤其是由青金石磨制出的寶藍色最為昂貴,且僅在中東地區出産。因此,繪畫的價格往往是由它們所使用的材料(畫布、顔料和畫筆)以及完成繪畫所需要的時間來決定的,最後附加上的才是畫家本人的市場價值,且隻有已經确立起自己良好名聲的畫家才能開出比其他畫家更高的價格。為了順應市場,畫家們縮減了畫布尺幅進而提高效率,尺幅的縮小使得對顔料的需求量下降,創作成本自然得以降低。有關藝術作品價格的檔案資料顯示,截止到1700年,細緻的風俗畫作品價格最高,其次是曆史畫、宗教畫、風景畫、靜物畫和肖像畫。
《安東涅·庫帕爾肖像》
因此,倫勃朗的第一位弟子,開創“精細畫”的格裡特·德奧便在這種趨勢下如魚得水,以至于他的很多小尺幅風格畫價格都比恩師倫勃朗的作品售價高昂;而自己擁有酒館且兼職做畫商的約翰内斯·維米爾更是在他生前便已有了售價為600荷蘭盾的作品,而當時荷蘭人均年收入1500到3000荷蘭盾已屬于中産階級。由此我們能夠發現,在這些荷蘭繪畫大師中,他們不僅肩負着創作的職責,更要把控自身畫作的銷路,以至于創作成本和回報率也是畫家從生意人的角度需要考慮的。這便是為何創作成本不高且銷路大好的小幅風格畫能夠在荷蘭如此飽受熱捧的原因。
當更多的社會群體能夠買得起藝術品之後,他們就擁有了建立在個人好惡上的購買選擇權。盡管市場對肖像畫的熱衷一如既往;以往飽受歡迎的傳統大幅曆史畫作卻由于需要巨大的空間懸挂,價格高昂等因素變得需求量下降,如擅畫曆史題材的倫勃朗在他中年時便飽受此市場因素影響。為順應這些新客戶群的不同品位,畫家技法的專業化和創作題材的多元化勢在必行。此外,有别于我國對古代傳統繪畫大師“詩書畫印皆精”的評判标準,“黃金時代”的藝術市場并不推崇“十項全能型”的藝術家,“一招鮮吃遍天”成為了順應市場的過程中畫家們的首選。比如,弗朗斯·哈爾斯專注于肖像畫、約翰内斯·維米爾擅長描繪講述故事的室内風格畫、格裡特·德奧獨創細緻入微的“精細畫”、揚·斯蒂恩的作品帶着其獨有的幽默和諷刺特征、雅各布·羅斯達爾是這個時期荷蘭風景畫的代名詞,即便是偉大的倫勃朗也将絕大部分精力放在肖像畫和宗教曆史題材創作中,鮮有風景畫和風格畫存世。極緻的專業化和嚴格的市場細分,使得17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的繪畫作品有着不同于西方以往任何時期的多樣性和多元化。
《坐在維金納琴邊的年輕女子》 約翰内斯·維米爾
在擁有了市場需求,廣泛的受衆群體和多元化的創作題材之後,“荷蘭黃金時代”的畫家們接下來所考慮的則是如何解決訂單過多的問題。“師傅帶徒弟”的“工作室制”便如火如荼地發展起來了。有别于如今學畫大都出自藝術院校,那時學藝都要從學徒做起,早到米開朗基羅拜師基蘭達約,再到倫勃朗在斯萬登伯格門下做三年學徒,大師們都是按照這種模式開啟自己輝煌的職業生涯的。17世紀的荷蘭,受歡迎且有名望的畫家大都獨立創辦工作室且有助手協助,其中許多是他們現在或以前的學生,為的便是解決市場需求。倫勃朗就曾有一個規模可觀的工作室,學徒們的報酬就是跟他學習的權利。
正在國博《倫勃朗和他的時代——美國萊頓收藏館藏品展》中所展出的倫勃朗《安東涅·庫帕爾肖像》便是出自這種工作室模式。在他的學生和助手中間,包括像格裡特·德奧、費迪南德·波爾、卡雷爾·法布裡蒂烏斯、霍弗特·弗林克等人最終都成為了獨當一面的藝術家,其中,格裡特·德奧日後甚至自己還開設了一間不遜于恩師倫勃朗的工作室,足以證明“師傅帶徒弟”模式的成功。在上述藝術市場氛圍之下,不僅是阿姆斯特丹港,周邊城市如萊頓、代爾夫特、哈勒姆等等也借着阿姆斯特丹的繁榮發展起自己獨立的繪畫風格和畫派。這些城市以及生活在城市中的畫家們共同撐起了荷蘭繪畫的“黃金時代”。
文| 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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