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在我們的教材裡，還是很多有關中世紀的著作中，作者們基本都會用“黑暗”來形容這段曆史。但是随着閱讀量的提升，甚至就是随便的幾個曆史事件，都可以發現，這段曆史并不像人們評價的那樣“黑暗”。

究竟為什麼說中世紀是黑暗的？

原本以為這個概念是西方社會民衆普遍達成的共識，看了《中世紀曆史與文化》這本書後才知道，原來“黑暗”就是一個概念，和過去史學家們提出的“中世紀”“遠古時期”一樣，因為說得多了，就似乎達成了這樣一個共識。實則，是由一個人先說，最後變得口口相傳的一個概念。

那“黑暗的中世紀”也同樣如此，提出這個說法的人也是從一位到多位，最後變得人盡皆知。

這個說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士兵國王”腓特烈·威廉一世那裡。他就是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的父親，在對這位大帝的教育中，威廉一世非常重視兒子的曆史教育，唯有一條絕不可沾染，那就是學習古代史和中世紀史。

在他看來，古羅馬史還有可以借鑒的東西，而中世紀，對于新教徒來說，過于迂腐、無用，且天主教色彩太濃。

一個人說的話有沒有分量，當然不是看他說話的态度，而是他本人在遵照這一思想指導下的實際功勳有多重。

威廉一世本人從父親手裡接過普魯士，又大大加強了本國的軍事實力。借助軍事，他推行了很多政策，比如解放農奴，廢除世襲租佃制度，提倡重商主義，發展工業。從後世的角度來看，這些政策都是非常先進的。所以就功勳來講，威廉一世是成功的。

而在教育上，他并不鼓勵自己的繼承者培養對文學、音樂的興趣，也不讓他與英國王室聯姻。這位特立獨行的王者，雖然因此與兒子産生嫌隙，兒子還幾度想離家出走，到臨終倆人也沒和解。但是，威廉一世的教育卻催生出新一任強有力的國王。

這樣一個強者，你能說他的判斷有錯？

第二位說中世紀黑暗的大人物，是康德，大哲學家。

他比威廉一世更激進，對中世紀是全盤否定的态度。

他有一本，出版超過八個版本的哲學書《論優美感和崇高感》裡寫，“關于詩歌、雕塑、建築、立法甚至道德領域的優美和崇高的真誠之感，古希臘和羅馬人生活的時代已表現出明顯的特征”，“羅馬皇帝的統治”無疑改變了許多事情，然而最終“剩下的一些好的品味随着帝國的衰落”而消亡。

聽聽這話說的，比爾冬升的毒舌有過之而無不及啊。

而且我們要知道，文化的力量比強硬的軍事力量，對人的影響顯然更大。上面說，康德的書已經出了好些版本了，當時的超級暢銷書。所以中世紀是黑暗的這個觀念便就此在散播看來。

這個觀點，得到了大詩人席勒的推波助瀾，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第三位判定中世紀黑暗的大人物。對席勒而言，中世紀到處吹着“北方蠻族人的精神壓抑”之風。

所以，啟蒙時期，人們一緻覺得，中世紀是倒退、愚昧、斷裂、不思進取的時代，好想把這段曆史從記憶裡擦掉也就不足為奇了。

然而這樣的認知真的是對的嗎？ 《中世紀曆史與文化》一書的作者約翰内斯·弗裡德給出了否定答案。

約翰内斯認為，康德得出的那個結論，顯然是思維模式受到限制的結果。他隻是照搬了西方人對中世紀固有的成見，完全相信具有欺騙性的文化記憶。他隻是模糊地認為，16、17世紀更适合作為轉折的時間點。

“沒有理論基礎的論斷是站不住腳的。”約翰内斯以一句老生常談的話，看似“輕易”地駁倒了康德的觀點。

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史學家約翰内斯必須給出有力的說明，證明自己是對的。

因此，他打破了以往史學家以時間軸為線索的寫作模式，他選擇以個人的、微觀的史學為切口，借此來講述公元500年至1500年這段曆史，以證明這段時間内歐洲各國的經濟、政治、社會、科學、宗教是呈發展态勢的。沒有這段發展，歐洲根本就看不到現代世界。所謂的“啟蒙運動”推崇者，如果沒有“黑暗”做對比，哪裡來的什麼“啟蒙”呢？這樣言之鑿鑿的判斷，似乎有幾分道理。

中世紀之初，即是高度文明的古羅馬被蠻族人消滅之時。如果這是一場事件，那确實可以說文明沒落了。但它不是，古羅馬的文化遺産并沒有被蠻族人舍棄，和中國曆史上北方遊牧民族入侵中原正統文化一樣，他們靠武力征服，卻不得不吸收比自己發達的文明以實現更好的治理。

作為古羅馬最後一位智者，波埃修斯的作品在蠻族人中間被廣泛傳閱。古羅馬的文化遺産才不至于就此被毀滅，中世紀持續發展才有了可能。

有一個例子能說明這個問題：

西哥特國王阿陶爾夫（Athaulf）在哥哥去世後，沿襲了哥哥的蠻族作風，洗劫西羅馬。所以在多年征戰中，他和他的軍隊大肆地搶掠與焚燒所經之地，本以為隻是劫掠錢财，過過瘾就可以。誰知道時無英雄啊，滅了人家的王室，百姓沒有飯吃，你就得負責。

漢初，劉邦采用無為而治的政策，休養生息，讓長期飽受秦政重壓的百姓喘了口氣。漢這才得以興盛百年。但阿陶爾夫顯然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而是繼續試圖以武力解決百姓的吃飯問題。他拿着把劍，很直白地要求羅馬皇帝給解決問題。

羅馬皇帝很不屑，江山都被你拿走了，我還得幫你治國？想得美！

哥特人隻好自食其力，與當地人民妥協。（但是并沒有向王室妥協哦）

阿陶爾夫俘虜了西羅馬帝國公主加拉·普拉西提阿，迫使公主嫁給他……

在于公主的婚禮上，阿陶爾夫講了這麼一段話：他，阿陶爾夫，曾熱切期望将羅馬的名字抹去，把羅馬帝國變為哥特帝國。然而旋即他發現，他的秦兵仍是無拘無束的野蠻人，拒絕服從法律；他也意識到，沒有法律，任何國家都不能長存。

無論這段話是不是他本人說的，從後來的曆史看，蠻族人吸收古羅馬文化是闆上釘釘的事實。哥特人、法蘭克人就是在波埃修斯與大格裡高利的思想引導下，與教會結盟，從而走上權力巅峰的。中世紀宗教之所以能夠發展，在此也找到了根源。

成也宗教，敗也宗教。宗教對王權的“好心”扶持，實則夾雜了很多私利。

十字軍東征、教權與皇權的争鬥等曆史事件，讓教權漸漸坐大的同時，也讓歐洲各國陷入混亂。法理被人們所忽視。

中世紀顯然陷入了人類發展曆史的低潮期，但是，這并不意味着中世紀是絕對“黑暗”的。

但是切勿以為，理性之光的中世紀以後的事兒。實際上，中世紀就有理性思想，有啟蒙。

查理曼時代就已為理性的到來鳴金吹号，查理曼本人也參與其中。首當其沖的是算術受到推崇，因為算術是曆法制定的必要條件。人們渴望理性，年輕人争先恐後去學習新知識，進行邏輯訓練。

文學、哲學等人文學科就此逐漸受到重視。宗教神秘性質與象征色彩的世界觀對精神的束縛，對于當時的人來說，并非易事。

但是也許正應了“曆史的發展是向前”的那句話，理性之光打破宗教的束縛是遲早的事，就差一個契機。

這個契機，正是鼠疫。

宗教不再能成為人們的避難所，所有人都被這恐怖的氛圍所籠罩。這場人類的浩劫，确确實實是一場災難，但從長遠角度來看，也确實為瓦解宗教對人們的桎梏産生了積極影響。

除了思想與文化上，客觀來講，中世紀的科學技術也在不斷發展。

例如，他們懂得巧妙運用凸輪軸和齒輪，用新方式轉化水能，除了研磨谷物，還有漂洗縮絨、捶打粉碎、抽水，以及地下開礦技術，這些都是生産力發展的最直觀證明。

再說建築，中世紀人建成了驕傲的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曾經夢想建成卻不得的圓形穹頂。這需要藝術家們仔細觀察與推斷，才能發現其他發達的文明從未發現的焦點透視法。

……

這些種種都證明了康德對中世紀認識的片面與狹隘，“黑暗”實則是對中世紀的誤判。

而這，也是這本書中作者最想傳達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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