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起源是哪裡的?在我國秦漢及先秦的典籍中,江、淮、河、濟四水被稱為四渎,而且“河”為四渎之宗,地位相當于大夫所謂“渎”,《爾雅》說是“發源注海者也”,指具有獨自的河源,而且直接流入海洋的河流四渎中的“江”就是現今的長江,“河”就是現今的黃河,“淮”就是淮河,“濟”就是濟水,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黃河起源是哪裡的?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在我國秦漢及先秦的典籍中,江、淮、河、濟四水被稱為四渎,而且“河”為四渎之宗,地位相當于大夫。所謂“渎”,《爾雅》說是“發源注海者也”,指具有獨自的河源,而且直接流入海洋的河流。四渎中的“江”就是現今的長江,“河”就是現今的黃河,“淮”就是淮河,“濟”就是濟水。
時至今日,淮水已有多次入江而不直接入海的曆史,濟水由于黃河河床的移徙,其下遊早已被湮沒。“四渎”實隻剩“江”與“河”了。這“河”,在秦漢以前是黃河的專稱,而不是流水河道的通稱,這可以在先秦古籍中可以找到許多例證。如《尚書·禹貢》中說:“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北至于砥柱,東至于孟津。”《山海經》中說:“河出昆侖之虛。”《詩經·衛風》說:“誰渭河廣,一葦杭之。”《詩經·陳風》則說:“豈其食魚,必河之鲂!”《論語》說:“河不出圖。”《孟子》說:“河内兇,則移其民于河東。”《春秋左氏傳》說:“河為崇。”等。這其中的“河”,都是指的黃河。
至于河流的通用名稱,在先秦典籍中被稱為“川”。如那句最有名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周禮·職方氏》在曆述全國的河流時,也是用的這個“川”字:“揚州,其川三江”,“荊州,其川江、漢”,“豫州,其川荥、雒”,“青州,其川淮、泗”等等。《莊子·秋水篇》中的“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也說明着這一點。這裡,“川”就是河,而“河”卻是黃河。
在前漢時期,黃河仍習慣地被稱為河,而無黃河之名。成書于漢武帝征和年間(公元前92年到公元前89年)的《史記》中,全書中找不到黃河一詞。
但也有人認為“黃河”一詞早在西漢初年就已經出現,并舉《漢書》的《高惠高後文功臣表》(以下簡稱“漢表”)中所載的漢高祖劉邦大封功臣的“封爵之誓”為證。這個誓詞是這樣寫的:“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愛及苗裔。”它的意思是:即使到了黃河變成像衣帶一樣的小河,泰山變成隻有磨刀石那麼大小,所封的國土都永遠存在,一直遺傳到子孫後代。先不說這誓言是否真能兌現,但這幾句話倒是很符合地質學的觀點:
河流和山嶽都在不斷的變化之中,河流會逐漸消失,山嶽将被最終夷平。如果這種說法成立的話,“黃河”一詞便無疑出現在漢高帝六年了。
但是,隻要核對一下司馬遷的《史記》,在其《高祖功臣年表》(以下簡稱“史表”)中,你便會發現其實并不是這麼回事。因為對于同一件事,即劉邦大封功臣的“封爵之誓”的“誓詞”卻是:“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甯,愛及苗裔。”不同之點是:第一句少了一個“黃”字,第三句是“永甯”而非“永存”。顯然,“漢表”對“誓詞”進行了文字修飾。關于這個問題,清代學者王念孫(1744年~1832年)早已注意到了。他考證後,提出《漢表》中多出的“黃”字,是後人加上去的。
不過經筆者考察,班固的《漢書·地理志》中,“常山郡·元氏縣”的釋文中也已用了“黃河”一詞:“沮水首受中丘西山穿泉谷,東至堂陽入黃河。”堂陽為今河北省新河縣。此黃河為西漢末年黃河改道以前的河道。因此,将“使河如帶”改為“黃河如帶”的,很可能就是班固自己,而不是更往後的人。在東漢時期黃河已開始姓黃了,而“河”這個字也漸漸取代了“川”的地位,被用作河流的通稱。
《後漢書·郦炎傳》載有郦炎所作的詩。詩中有“韓信釣河曲”這樣的句子。唐朝為《後漢書》作注的李賢注意到韓信釣河曲是在淮陰城下的淮水,并沒有在黃河釣魚,所以他注釋到“河者,水之總名也。”這固然是唐人的理解,但看來也符合東漢的實際。從“河”到“黃河”之間應該有一個轉變過程。我們是否可以認為始于東漢而确定于唐代?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黃河”一詞且常見于文學作品,如西晉文學家成公綏的《大河賦》中有“覽百川之弘壯,莫尚美于黃河”之句;梁朝範雲《渡黃河詩》,以黃河為詩題。北魏學者郦道元在其名著《水經注》中的“河水”注中,也多次使用了“黃河”一詞,不過用“河水”一詞的次數還是更多。到了唐代,人們常用“黃河”,而把“河”作為河流的通稱。李白的“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複回”和王之渙的“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都是婦孺皆知的名句。
河水是何時變黃的
如果說“黃河”的名稱始于東漢,是不是說河水在此以前不黃,最早到漢代才開始變黃的呢?其實,早在春秋時期,已有文字記說河水不清了。《左傳》襄公八年(前565)鄭國的子驷就引《逸周詩》說;“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可見,黃河之不清早已為人所知。但也有說它清的,如《詩經》的《魏風·伐檀》一詩就有“河水清且漣漪”的句子,這可能是比較特殊的時候。
一般說來,黃河是渾濁的。《爾雅·釋水》說:“河出昆侖,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這裡認為河水色黃是由于所并入的河流太多的緣故。這就觸及到一點地質問題,但不完全,因為它沒有歸因于黃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問題。
不過,河水的黃色引人注目,以至于人們用“黃河”來稱呼它,卻顯示出黃河的含沙量在漢代有了增加。如在漢朝中期有位大司馬史叫張戎(字仲功)的說:“河水重濁,号為一石水而六鬥泥。”這是在漢早期還沒有人說過的現象。在前漢中期以濁流聞名的是泾水。在漢武帝時,有“泾水一石,其泥數鬥”的說法,在那時,引泾水來灌溉農田,還有改良土壤的作用。泾水和渭水流域,是黃土高原農業開發最早的地區。而随着這種開發,原始植被受到破壞,水土流失加重,緻使河水愈來愈渾濁,大概發展到東漢時期變得顯眼了,從而有了“黃河”之名。河水水色變黃與黃河得姓,既有區别,又有密切聯系。
“黃河清”是怎麼回事
根據清代學者顧炎武的《日知錄》所載“河清”資料及筆者查到的其他記載共得43次。“河清”記載首見于漢桓帝延熹八年(165年),最後一次則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雖然可能仍有疏漏,想必也不多了。如何理解這個問題?為何清乾隆以後就不再記錄河清之事了呢?在未回答這個問題以前,我們先來看看清代雍正、乾隆二帝對“河清”的态度與認識,可能對問題的分析與理解有所幫助。
先看雍正。雍正四年河道總督齊蘇勒、副總河嵇曾筠等奏報河清之後,雍正谕旨說:“以休征疊見,稽諸史冊,鹹稱福慶。而受寵若驚、不以為喜,實以為俱。惟有君臣益加勉勖。一德一心,以承眷顧。若先行慶賀,則沿襲頌美之虛文,大非承敬之素志,專遣祭告景陵(康熙陵)。專遣大臣緻祭河神、内外大小官員各加一級。”谕旨雖有謙慎的話,但認識和行動與曆代帝王所行沒有兩樣。
對于乾隆五十三年的“河清”,乾隆帝卻采取了另外一種态度。不但沒有給予“大小官員各加一級”的獎勵,還對奏報的山西巡撫明興進行了一番訓斥。原文較長,現摘錄于下:“此不足為誇美,已于摺内批示矣。國家景運光昌,太和翔洽,惟在年谷順成,豐綏屢告,五風十雨,普被和甘,乃為升平瑞應。至曆代史策,侈陳符瑞,大率出于傅會鋪張,無關實政。即如麟遊鳳翥,固為僅見嘉祥,然亦必須來遊胄陬澤,翔集殿庭,得之目睹,方足傳為盛事。若不過騰章入告,并無根據,亦止屬粉飾虛詞,不足為信。至河水澄清,雖亦間有之事,但似此侈陳祥瑞,誇示休征,殊屬無謂。況上年黃河搶睢州十三堡地方,堤工漫溢,淹沒田廬,甫經堵築完竣。若以河清為獻瑞之驗,又何若安流順軌竟無漫溢之更為嘉瑞耶。且河水澄清,如以為地方大吏德政所緻,則明興曆任地方毫無整頓,試今伊自思:前在山東何無嘉應,今署晉撫又行何德政,而能緻此祥瑞耶。封疆大臣惟應實心任事,承流宣化,使吏治民生共臻上理方為稱職。倘因此等事屬僅見,胪陳祥應,即宣布史館,予以褒嘉;而遇有災禍,即加之督責,勢必至身任封圻者,藉端粉飾,争相效習以博虛名,而于地方水旱偏災,或恐幹谪譴,竟至諱匿不報。于政體民生大有關系。現在晉省既有河清之事,則下遊各省,自必由漸澄清。該地方官不奏則已,倘亦有似此具奏者,再将此意,明降谕旨,以示朕敬天勤政,以實不以文至意,将此先谕明興知之。”
乾隆的這一道谕旨,基本上說明了上面提出的問題,極有助于我們分析這一特殊現象。而雍正的作為,未免仍是重演曆代統治者的欺人故伎。現在,我們對于“河清”,可以作這樣的理解:首先,曆史上關于“河清”的記載,肇始于東漢晚期,說明在此以前,相對來說,河清現象可能比較習見,并非異事。同時,自東漢以來,黃河含沙量增加,渾濁更甚,故“河清”便成為國家的祥瑞,筆之于史。清濁是相對的概念,說河清,隻不過比平時水色較淡而已,所以記載中說河清到“纖鱗畢見”、“澄瑩見底”、“清如井水”的情況并不多。此外,“河清”出現的時間大都在夏漲之前,或秋汛之後,大多出現于冬季和春季,特别是農曆十一二月枯水季節。在比較幹旱的季節裡,水土流失較微,所以出現較清的水色是有可能的。由于曆代都把“河清”作為國家的祥瑞,并同當時的政治變化或鬥争挂鈎,故可能有些是不真實的。隻是為政治需要而作,有的是地方官員為了升官晉爵的虛報,有的則可能隻是謠傳而已。
懸河是怎麼形成的
黃河下遊800千米的地上懸河堪稱世界之最。懸河河床高度,相對于兩岸河堤之外的平原,現已高出3米~5米,有的河段達10米。究其原因,乃是黃河夾沙量大,每年有約16億噸泥沙的1/4堆積在這一段坡降不大、水流平緩的河床之中。
河底逐年淤墊,造成了懸河。
懸河是怎樣形成的?我們隻要翻開曆史考查一下它的原委,便可以知道并非自有河患以來即是如此。非但先秦至隋代時期不是如此,唐宋時期也非如此。在那漫長的歲月中,黃河下遊基本上還是改道頻繁的河流,入海之處或北或東或南,持續時間長短不一,但以北流入渤海為主。自南宋初年,即1128年(建炎二年)在戰亂之中,為了阻止金兵南下,開封守将杜充決開黃河以阻金兵,才是黃河長期南泛奪淮入海的開始。而南泛的黃河,自1128年以後至元代的結束、明代的前期,并沒有穩定的河床,隻是分成多股的黃流,泛濫于豫中到魯西南的廣闊平原之上,或分或合,直至明代後期的隆慶、萬曆年間,出于保證運河的漕運暢通和每年江南數百萬石糧食安全運抵京師北京的需要,必須穩定黃河河床,才使運河在徐州以南得以“引黃濟運”。徐州以北又不受黃河決口、改道後對運河的沖擊和破壞,又要使徐州以南黃河水入運河不緻淤淺,阻礙漕運,于是逐漸形成了一種将治黃治運聯系起來的方針。
明代萬曆年間的治黃專家、河道總理萬恭在他的專著《治水鑒蹄》一書說得很清楚:“治黃河,即所以治運河,若不為饷道計,而徒欲去河之害,以複禹故道,則從河南銅瓦廂一決之,使東趨東海。則河南、徐、鄧永絕水患,是居高建瓴水也,而可乎?”這就是說,治黃河就是為了治運河,使運道暢通,若不為将江南的糧食運到北京,僅僅是為了免除黃河之害,隻要河南銅瓦廂把黃河北岸決開,使黃河東走渤海,則河南、徐州、邳州一帶,就會永遠沒有黃河水患了。因為這是高屋建瓴之勢,非常容易達到的單純治黃的目的,那樣做行嗎?能解漕運問題嗎?這種觀點完全改變了以往治黃治運不相聯系的傳統方針,在當時應該說是比較進步的吧。
要達到這樣一種圍繞治運而治黃的目的,采取的措施必須達到兩個要求:即要黃河不危害運河,又要利用黃河之水補充運河。其所采用的方法就是:第一步要在黃河兩岸堅築堤防,固定黃河河床,第二步要利用黃河之水力沖刷河床的積沙,使之不淤墊河床。反過來兩岸的鞏固堤防又成了來水攻沙的工具。
但實際運用中,由于黃河下遊的河道平緩,并不能完全解決攻沙的問題,于是黃河河床還是不斷地在逐年增高,兩岸的河堤也随之逐年增高。經過從明朝晚期到清朝晚期300餘年的積累,世界著名的地上懸河也就形成了。明代晚期這種“固定河床,束水攻沙”的方針提出并開始實行之時,并不是沒有人提出過反對的意見,如當時的另一擔任過總理河道的楊一魁便指出過束水攻沙有加強地上懸河的潛在危險。他認為“善治水者,以疏不以障,年來堤上加堤,水高淩空,不啻過颡,濱河城郭,決水可灌。”
與他同時的王立勝也指出:“自徐(州)而下,河縣日高,而為堤以束之,堤與徐(州)城等。堤增河益高,根本大可慮也。”還有人指出“固堤束水,未收劇沙之利,而反緻沖決”,或指出“先因黃河遷徙無常,設遙縷堤束水歸槽。及水過沙停,河縣日高,徐部以下,居民盡在水底”。但是由于找不出更好的方法來治黃保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實行了幾百年,其結果是地上懸河越來越高,一旦決口,黃河之水天上來,悲慘的景象直到解放以前,曆演不衰。懸河的威懾力量,有如達摩克利斯之劍,其陰影至今仍未消除。雖然黃河确實已在1855年(清鹹豐五年)于銅瓦廂決口,東趨渤海;而南北大運河的漕運任務早已解除,我們治黃的方針、措施、要求等等,是否還有遵循明清時代遺留給我們的方向繼續走下去的必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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