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王洪lawyer 以法為劍

【新聞背景事件】

據央視新聞9月11日報道：北京警方通報，近期，北京警方在偵破一起違法犯罪案件中，将演員李某某(男，35歲)查獲，該人對多次嫖娼的違法事實供認不諱，其已被依法予以行政拘留。記者通過權威渠道了解到，李某某為李易峰。至此，從9月初傳出李易峰嫖娼被抓的傳聞，終于塵埃落定。

黑格爾說過“人類從曆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沒有從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訓”。因為酒駕、嫖娼、吸毒之類違法行為，涉事明星往往受到全網封殺、遭社會性死亡的待遇，已經不是第一起了。網上一直存在着另一種看法，認為打擊擴大化了，僅是因為違法行為且已經依法處罰了，何必将個人隐私公諸于衆而大肆批判，最終各種除名，一棍子給打死，是不是太殘忍了點？一次嫖娼事件，基本宣告了涉事明星的社會性死亡（描述某一事件對自己社交形象和社會關系的影響，表達尴尬感受和局促境地）

筆者認為，法律隻是最低的道德要求，嫖娼屬于《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行政違法行為，社會危害性很小，如果換做普通人，接受法律處罰了，不擴大懲罰且保護其隐私，是可以理解的。但作為流量明星、公衆人物，樹立的形象及人設打造，是無法讓公衆允許這種道德容忍的。公衆人物要接受高于一般人的道德要求，也得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以及更多的社會風險，對于普羅大衆來說，這才能夠公平，這是我們應該思考的。

【事件的啟示】

1、公衆人物因擁有巨大的公共資源從而獲得更多的社會财富，理應要求有更高的道德要求，承擔更多的社會風險。

“行政拘留十五天，出來後将面臨身敗名裂與事業終結的問題“。這對于非公衆人物來說，肯定是殘酷的，但對于公衆人物，與一般公衆相比，擁有較多的社會資源、較高的社會知名度和關注度。所以，公衆人物享有公衆關注、媒體追捧、廣告收入等更多的公共資源，影響力越大，責任就越大。

公衆人物與社會公共利益有密切關系。公衆人物是社會關注的熱點，他們本人及其言行随時具有流量價值，他們對社會的影響力遠遠超過非公衆人物，他們的言行對社會風氣的形成至為重要，社會對這些人的監督也應更嚴格。

2020年起，廣電總局就規定對違法失德藝人的媒體“封殺令”。自己不能約束自己的行為，違反了規則受到封禁，有什麼值得同情的！

2、法律上對公衆人物人格利益的評價有不同要求

還有人認為：“警方對于嫖娼行為的通報以及媒體的披露，是否造成當事人的名譽貶損？“其實不然。

社會生活中廣為人知的公衆人物，基于公共利益和正當公衆興趣等價值利益的考量，法律上對其人格利益有合理限制，故其對來自他人的負面評價應給予一定的容忍，以保證其他公民享有言論自由。

法律對公衆人物和普通公民在人格利益的評價上是不相同的，法律認為公衆人物的人格利益應有合理限制，故公衆人物應當理解和容忍一定程度的來自他人的負面評價。公衆人物名譽權保護範圍一般要受到一定的限制，這也是成為一名公衆人物必須付出的一定的代價，是公衆知情權、公民和媒體的批評監督權所直接指向的對象。但對于普通公民，沒有這方面的要求。

因此，公衆人物的行為理應受到社會的監督和約束，而媒體和公衆的評論便是監督方式之一。

3、公衆人物的私德底線與法律底線

還有一種聲音在叫屈：“雖然是私德有虧，但并沒有惡劣到罪大惡極，沒必要承受如此沉重的代價。

流量明星是資本包裝，市場運作的結果， 除開法律因素，是受市場經濟規律所左右的。一旦當事人的私德有虧，可大可小，具體由群衆的興奮度來判定，作為公衆人物，事情一旦公開，即為吃瓜群衆的狂歡，其負面的影響力根本不以資本的意志為轉移。換句話說，沒有市場價值的人設，資本也就不再青睐，還想繼續享受市場的紅利，怎麼可能。

同時，社會心理學原則也揭示一種規律，每一個明星和公衆人物的崩壞，當初那些一緻贊成他們的極端的幻想群體，因幻想被打破，或者稱為被騙，最終形成牆倒衆人推的社會心理，所以有人總結這樣的規律：名氣越大，人設越好，反噬越強。名氣越小，越沒人設，越安全。越反抗，越危險，越老實，越安全。就因為違法就要封殺，然後再掄起道德的大棒一棒子給打死。

【警示】

著名的墨菲定律告訴我們，任何一個風險類的事件，隻要具有大于零的機率，就不能假設它不會發生。要預想一下這個事可能引發的最壞結果，如果這個最壞結果，是自己無法承擔的，那就一定不要去做，千萬别心存僥幸。

[作者‬：王 洪 雲南恒志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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