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原文：珠玉作泥沙，山谷量牛馬。

　　試上累累丘垅看，誰是強梁者。

　　水浸淺深簾，山壓高低瓦。

　　山水朝來笑問人，翁早去聲歸來也。

　　2、譯文：千古揚名的李将軍，能夠在戰鬥中奪得匈奴的戰馬。李蔡的人品才幹都極平常，卻被封侯拜相，這多麼不像話！我在田裡鋤草，把老根挖扒，剖開竹筒，刮制成新的竹瓦。如朝廷诏令舉薦“力田”，則非我莫屬。

　　這首詞被鄧廣銘收集在《稼軒詞編年箋注》（編于光宗紹熙五年至甯宗嘉泰二年之間），這時辛棄疾正處于人生的低潮時期：因遭小人算計誣陷而被罷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官職，賦閑在江西鉛山縣期思渡附近的瓢泉别墅。這首《蔔算子》就是他這時寫成的。

　　3、賞析：題曰“漫興”，是罷官歸田園居後的自我解嘲之作，看似漫不經心，信手拈來，實則胸中有郁積，腹中有學養，一觸即發，一發便妙，不可以尋常率筆目之。此詞通篇都是在發政治牢騷抒發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失意，但上下兩阕的表現形式互不相同。上阕用典，全從《史記。李将軍列傳》化出，借古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千古李将軍，奪得胡兒馬。”西漢名将李廣四十餘年中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英名遠播，被匈奴人稱為“飛将軍”。小令篇制有限，不可能悉數羅列這位英雄的傳奇故事，因此詞人隻剪取了史傳中最精彩的一個片斷：漢武帝元光六年（前129），李廣以衛尉為将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廣軍敗被擒。匈奴人見廣傷病，遂于兩馬間設繩網，使廣卧網中。行十餘裡，廣佯死，窺見其傍有一胡兒（匈奴少年）騎的是快馬，乃騰躍而上，推堕胡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裡歸漢。匈奴數百騎追之，廣引弓射殺追騎若幹，終于脫險。斯人于敗軍之際尚且神勇如此，當其大捷之時，英武又該如何？司馬遷将此事寫入史傳，可謂善傳英雄之神。作者從浩潮以史料中選取這一片斷，是見其匠心獨運。“李蔡為人在下中，卻是封侯者。”《史記》叙李廣事，曾以其堂弟李蔡作為反襯。詞人即不假外求，一并拈來。蔡起初與廣俱事漢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官至二千石（郡守）。武帝時，官至代國相。元朔五年（前124）為輕車将軍，從大将軍衛青擊匈奴右賢王，有功封樂安侯。元狩二年為丞相。他人材平庸，屬于下等裡的中等，名聲遠在廣之下，但卻封列侯，位至三公。詞人這裡特别強調李蔡的“為人在下中”、“卻是封侯者”，一“卻”字尤值得品味，上文略去了的重要内容——李廣為人在上上，卻終生不得封侯，全由此反跌出來，筆墨十分節省。四句隻推出李廣、李蔡兩個人物形象，無須辭費，“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楚辭。蔔居》）的慨歎已然溢出言表了。按詞人年輕時投身于耿京所領導的北方抗金義軍，在耿京遇害、義軍瓦解的危難之際，他親率數十騎突入駐紮着五萬金兵的大營，生擒叛徒張安國，渡淮南歸，獻俘行在，其勇武本不在李廣之下；南歸後又獻《十論》、《九議》，屢陳北伐中原的方針大計，表現出管仲、樂毅、諸葛武侯之才，其韬略又非李廣元所能及。然而，“古來材大難為用”（杜甫《古柏行》），如此文武雙全的将相之具，竟備受猜忌，屢遭貶谪，時被投閑置散。這怎不令人傷心落淚！因此，詞中的李廣，實際上是詞人的自我寫照；為李廣鳴不平隻是表面文章，真正的矛頭是沖着那人妖不分的南宋統治集團來的。下阕寫實，就目前的田園生活抒發感慨，滿肚子苦水都托之于诙諧，寓莊于諧。“芸草去陳根，笕竹添新瓦。”二句對仗，工整清新。上下文皆散句，于此安排一雙俪句，其精彩如寶帶在腰。“芸”，通“耘”。“笕”，本為屋檐上承接雨水的竹管，此處用作動詞，謂截斷竹管，剖作屋瓦。既根除園中雜草，又修葺鄉間住宅，詞人似乎準備長期在此經營農莊，做“糧食生産專業戶”了。于是乃逗出結尾二句：“萬一朝家舉力田，舍我其誰也？”“朝家”，一作“朝廷”。“力田”，鄉官名，掌管農事。兩漢時行推薦制，凡努力耕作、成績顯著者，可由地方官推舉擔任“力田”之職。二句言：有朝一日恢複漢代官制，選舉“力田”，看來是非我莫屬了！話說得極風趣，不愧幽默大師，然而明眼人一看即知，這是含着淚的微笑，其骨子裡正不知有多少辛酸苦辣。“舍我”句本出《孟子。公孫醜下》。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雖大言不慚，卻充滿着高度的政治自信心和曆史責任感，說得何等壯觀！到得詞人手中，一經抽換前提，自負也就變成了自嘲。盡管詞人曾說過“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見《宋史·辛棄疾傳》）的話，并不以稼穑為恥，但他平生之志，畢竟還在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旌旗萬夫，揮師北伐，平定中原，“了卻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後名”（《破陣子·為陳同父賦壯詞以寄》）呵！豈僅僅滿足于做一“農業勞動模範”呢？讀到這最後兩句，我們真不禁要替詞人發出“骥垂兩耳兮服鹽車”（漢賈誼《吊屈原賦》）的歎息了。南宋腐朽不堪，始困于金，終亡于元，非時無英雄能挽狂瀾于既倒，實皆埋沒蒿萊之中，不能盡騁其長才。千載下每思及此，辄令人扼腕。惟一切封建王朝，概莫能外，盛衰異時，程度不同而已。觀辛棄疾此詞，其認識價值就在這一方面。本篇的寫作特色是，上阕使事，就技法而言為曲筆，但從語意上來看則是正面文章；下阕直尋，就技法而言為正筆，但從語意上來看卻是在正話反說。一為“曲中直”，一為“直中曲”，對映成趣，相得益彰。又上阕“李蔡為人在下中”、下阕“舍我其誰也”，皆整用古文成句（前句，《史記》原文為“蔡為人在下中”，詞人僅增一原文承前省略了的“李”字），一出于史，一出于經，都恰到好處，後句與“萬一朝家舉力田”這樣的荒誕語相搭配，尤其顯得戲谑而妙不可言。格律派詞人視“經、史中生硬字面”為詞中大忌（見沈義父《樂府指迷·清真詞所以冠絕》），殊不知藝術中自有辯證法在，化腐朽為神奇，隻要用得其所，經、史中文句不但可以入詞，甚至可以作到全詞即因此生輝。本篇就是一個雄辯的例證。此前詞人隐居江西上饒帶湖之時，也曾作過一篇與此内容大緻相同的《八聲甘州·夜讀〈李廣傳〉》。該詞為長調，末雲：“漢開邊、功名萬裡，甚當時健者也曾閑？紗窗外，斜風細雨，一陣輕寒。”風格頗見蒼勁悲涼。本篇則為小令，心境之悲慨不殊，卻呈現出曠達乃至玩世不恭的外觀。這充分說明，藝術大匠在構思和創作同題材作品時，不僅非常忌諱炒古人的冷飯，并且不屑重複自己，無怪乎在他們的筆下總是充滿着五光十色，新鮮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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