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舞雩

大家好，國學趣談欄目又跟大家見面啦！

也許我們經常會聽到這樣一句俗語，叫“名不正，言不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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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至今，人們都很在意“名”，因而，在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中，就有一個學派專門研究“名”，被稱為“名家”。

所謂三教九流十家，名家便是其一。

名家的産生，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的禮官。

而到了公元前536年，中國第一部成文法，鄭國的《鑄刑書》頒布之後，社會上就出現了類似律師的一類學者。

他們在“思以其道易天下”的過程中，為了播其聲，揚其道，釋其理，最先圍繞“刑名”問題，根據法律條文進行辯護，專門從事名詞概念的探讨，于是被稱為“辯者”。

漢代學者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中，第一次将“辯者”歸類為“名家”。

時間來到春秋末期，适逢激烈的社會變革，舊有的許多傳統概念已經不能反映新事物的内容，而新出現的概念還需要社會的公認。

“名不副實”，反應的就是當時社會的普遍問題。

于是，為了讨論出“名”與“實”内裡的正确邏輯，名辯思潮興起，以惠子和公孫龍為代表的名家諸子開始綻放光彩。

不過，按漢代司馬談所言，名家從“刑名”到“形名”，最後到“名實”的辯證邏輯推演，實際是“控名指實”，“參伍不失”。

因此，雖然名家擅長論辯，但其論辯又流于“苛察繳繞”，疙疙瘩瘩，詭谲奇異，所以曆史上一直名聲不好。

這其中，那個讓儒家無語，道家搖頭，法家嗤鼻的男人可出了不少力。

/公孫龍的詭辯術

公孫龍行走的時代，正是最恣肆飛揚最激昂澎湃的戰國中期，百家争鳴，諸子并出。

豪逸如孟子，逍遙如莊子，浪漫如屈子，淵弘如荀子，群星燦爛，光照天地。

不過若論“語不驚人死不休”，隻怕非公孫龍莫屬。

他留給曆史的剪影，是一副滔滔雄辯的傲然姿态。再匪夷所思的命題，似乎也能推演得順理成章。

莊子說他：“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莊子·天下》）

可見其難纏之甚。

他是趙國人，印象裡燕趙盡皆慷慨悲歌之士，想不到也會有像他這般誣妄怪誕之徒。

不過由他複姓公孫來看，此人當是出身華族貴胄，或許是家世沒落之故，令他早年四處遊蕩求學，習得一身的嘴皮子功夫。

據傳當時趙國一帶的馬匹因為感染瘟疫而大批死亡，秦國為了隔絕瘟疫流入國内，嚴禁趙國的馬匹進入，在函谷關口張貼告示：凡趙國之馬不得入關。

恰好，公孫龍從趙國騎着白馬趕往秦國，當來到函谷關前時，關吏說：“人可入，馬不能入。”

“我座下的是白馬，不是馬，為什麼不能入關？”公孫龍反駁道。

關吏：“白馬怎麼就不是馬了。”

“我的名字叫公孫龍，所以我是龍嗎？”公孫龍說。

關吏愣住了，心想這怕不是個傻子，指着牆上的告示說：“按規定，凡是趙國的馬，不管白馬、黑馬都不能入關。”

于是，公孫龍開啟了“苦口婆心”的“教導”，說：“馬是以形來命名的，白是以色來命名的，白馬是以色而不是形來命名的，所以白馬不是馬！”

“白馬還是馬，多了個白字就不是馬了？”關吏反駁。

公孫龍回道：“不是這樣的，比如你想要一匹馬，黃馬、黑馬都可以，但想要白馬，黃馬、黑馬就不可以。”

“假使白馬就是馬，就是要求白馬與馬完全一緻，那白馬與馬就沒有差别，若沒有差别，為什麼黃、黑馬一會兒可以，一會兒不可以呢？”

“所以想要馬，黃、黑馬是一樣的，但白馬就不可以，所以白馬非馬！”

“那按你這麼說馬有了顔色就不是馬，全天下的馬都是有顔色的，難道全天下沒有馬？”關吏譏諷。

公孫龍回答：“馬當然是有顔色的，故有白馬，倘若馬無色，則馬隻能說是“馬”，哪能取名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

關吏：“……………………”

無話可說的官吏最終還是被公孫龍說昏了頭，暈乎乎地放任公孫龍騎馬而去，後者由此聲名大噪。

/白馬非馬的深層邏輯

必須指出，“白馬非馬”的論證思維與日常思維是完全不一樣的。

在日常思維中，人們一看到一個名，立即聯想到這個名所對應的實，這就是“循名責實”。

當人們一聽到“馬”這個詞，人們腦海中首先呈現的是一個“四足，無角，項有鬛，尾有鬃”的動物(譚戒甫《公孫龍子形名發微》前言)。

一聽到“白馬”這個詞，腦海中首先呈現的是一匹白色的馬，熟悉《西遊記》的人甚至會聯想到唐僧的坐騎白龍馬。

在日常思維中，馬是現實生活中的一種動物，白馬即現實生活中白色的馬。

在這種邏輯中，白是對馬的修飾，白色的馬與馬是種與屬的關系，所以白馬當然是馬，相反“白馬非馬”就不能成立了。

如果一個名與實相應，就是名副其實，如果不相應，就是名不副實。

這種思維追求的最佳狀态是墨家所說的“名實耦合”(《墨子經說上》)，即名與實完全對應。

但是“白馬非馬”的論證思維與此完全不同。

“白馬非馬”的論證思維是有意識地将名與實暫時脫離關系，從而斬斷了日常思維中名與實的直接聯系，并且隻關注于名，暫時不思考實，更不關心名與實的關系，不關心名與實是否相符。

在這種思維下，白馬與馬隻是兩個不同的名，自然“白馬非馬”就顯示出一種另類的邏輯正确。

/諸子鄙視鍊的底端

不過這樣的邏輯正确在當時并不受各國君主重視，也被其餘諸子抨擊猛烈。

“名家”之所以為“名家”，是因為他們隻從名本身來思考問題。

名就是概念，是一種觀念性的東西。

郭沫若《十批判書》：“白馬非馬”的論證思維可以說完全是一種概念遊戲，是一種“觀念遊戲”。

這種概念遊戲無關于實物，如果把這種概念硬套在實物上，很容易出現荀子所說的“以名亂實”的現象。

同時，這種觀念遊戲也無關于國治民安，從這個意義上說，“白馬非馬”當然是“不以功用為的”、“無益于治”的。

胡适《諸子不出于王官論》：“諸子之學皆起于救時之弊。”

而先秦諸子的興起都為了要救治時弊，“白馬非馬”這種概念遊戲、觀念遊戲既不關注實物，也不關心時事，當然會受到注重實用的各家諸子的鄙視。

所以公孫龍雖然辯盡天下無敵手，但諸子對公孫龍并不買賬。

公元前256年，陰陽家鄒衍替齊國出使趙國，平原君向其請教“白馬非馬”之論。

鄒衍毫不客氣地指出公孫龍是“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有害于大道。舉座稱善。

從此平原君便绌遠了公孫龍，這位當世最強的辯手就此失去了廟堂之上施展口舌的機會。

/離堅白與合同異

所幸公孫龍并不在乎，繼“白馬非馬”之後，他又抛出了“堅白石二”的命題，再度刷新了學術江湖的動蕩指數，并由此而開創了“離堅白”派，當真是“一石激起千重浪”。

所謂“堅白石二”，是說對于一塊質堅而色白的石頭，以觸覺可知其堅，不可知其白；以視覺可知其白，不可知其堅。

兩種情形下，堅或白都是自身隐匿，非被外物所遮蔽，故曰“自藏”。

之所以會自藏，正是因為堅與白二者互相排斥，無法由同一感官同時感知，顧此則失彼，顧彼則失此。

不存在白中之堅，也不存在堅中之白，堅和白都從屬于石這個載體。

要麼，堅白石＝堅＋石（白自藏）；要麼，堅白石＝白＋石（堅自藏）；總之，堅白石≠堅＋白＋石。

從邏輯角度而言，這樣的推理近乎無懈可擊，因為人們無法否認觸覺與視覺的差異。

不過，令人意料不到的是，“離堅白”之說最強烈的反擊者并非來自外部，而是同為“名家”的惠子。

比起公孫龍，惠子作為“名家”的掌門人，可以說在江湖地位上還是要高過一籌的。

惠施是莊子的老朋友，兩人莫逆于心，就連學術論調也有些相近。

莊子講“萬物一馬”，惠施也講“萬物畢同”，且惠施走得更遠，認為“天與地卑，山與澤平”，完全彌合了事物之間的差異，走向了與公孫龍相反的另一個極端。

惠子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内，謂之小一。”

大到無窮大，沒有邊界，這是宇宙的概念；小到無窮小，不可分割，這是粒子的概念。

佛教有雲：“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一沙一世界，一葉一婆娑。”

惠子當時的邏輯辯證大概某種程度上類似于此。

一個摳字眼非得說萬物不同，一個直接忽視主觀差距直接說萬物等同，很好奇當時兩派子弟是不是和華山劍氣之争一般，見面即仇家，唇槍舌劍非得辨出個勝負來。

/一些有趣的邏輯

也正因為有了“離堅白”和“合同異”的相互印證，名家才在戰國時期大放異彩。

但名家并非隻有這兩種理論。

譬如“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意謂一尺長的捶杖，今天取其一半，明天取其一半的一半，後天再取其一半的一半的一半，如是日取其半，總有一半留下，萬世都取之不盡。

私以為此句的經典程度，猶在“白馬非馬”與“堅白石二”之上。彼二者隻是邏輯真實，而此句則内蘊某種絕對真實，所謂真理在其中矣。

“一尺之捶”是有限物體，“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是無限分割，這根本就是現代數學上的微積分概念，想不到其哲學源頭竟在此處。

又如“飛鳥之影，未嘗動也”，意謂飛鳥所經過的每一個時空點都是獨立的，飛鳥在時間的某一瞬息，必然停留在空間的某一位置，其所投下的影子也必然是靜止的。

對于連續的時空而言，飛鳥在移動，但若從每一個具體的時空點來看，飛鳥未曾移動。

再如“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意謂用矩畫出來的并不方，用規畫出來的并不圓，因為矩規所畫出來的方圓，隻是個别的方圓，并非絕對的方圓。這講的其實是哲學上的“共相”與“殊相”問題。

共相是抽象的、普遍的，殊相是具象的、獨特的。

共相的方圓隻存在于概念之中，惟可意會，不可目見；而殊相的方圓則誕生于矩規之下，明明白白，就在眼前。

名家這些頗有内理的深層邏輯，讓古中國的名實學大放異彩，與古希臘的邏輯學、古印度的因明學鼎足而三，且毫不遜色。

這是先秦名家對中國思想史的一大貢獻。但由于諸多原因，名家在先秦隻是昙花一現，不能不說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大缺憾。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我是如斯精舍，你的文化手冊，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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