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丨何安安

有關女性的遭遇和困境，總能引發一系列的關注和争論。因為諸多原因，女性所遭遇的困境，往往比男性更為令人深省。特别是PUA、性騷擾、傳統觀念的禁锢等一系列女性困境頻頻成為社會熱點的當下，女性的自我救贖就顯得尤為重要。

2017年，90後愛爾蘭作家薩莉·魯尼的《聊天記錄》一經出版，便備受歐美文壇關注，魯尼也因此被稱為“社交媒體時代的塞林格”。在這部作品中，魯尼講述了21歲的愛爾蘭女大學生弗朗西絲與一位已婚過氣男演員尼克之間婚外戀的故事。在書中，魯尼準确捕捉了弗朗西絲的精神與生理狀态，出色地描寫了一個有才華、但有自殘傾向的年輕女人。這本書經由譯者鐘娜翻譯成中文于去年在國内發行，同樣頗受贊譽。

上周，在薩莉·魯尼的新一部作品《正常人》出版之際，再次擔任譯者的鐘娜做客中信大方主題分享活動“末路狂花們，一路狂野下去吧”，在線上與讀者就文學作品中女性的困境以及女性的自救等話題進行了分享。

鐘娜，中英寫作者、譯者，譯有《聊天記錄》《我們所失去的，我們所抛下的》《正常人》。

鐘娜認為，“女性面臨的困境之一，其實是家人、陌生人、網友、社會、法律不把你的困境當作困境。”而這意味着女性将要因此承受更大的壓力和困境，“這種拒絕承認女性困境的輿論環境，會導緻女性對自己的情緒和經曆産生懷疑，從而産生自我否定。”

兩種典型女性困境：

婚戀困境和經濟困境

要談“自救”，就需要先對困境進行定義。鐘娜首先提出，困境可以是一個或一連串來自内部或外部的事件，它們導緻事态離主人公期望或需要達到的目的越來越遠。鐘娜以《傲慢與偏見》和《包法利夫人》為例，講述了兩種不同的困境。

鐘娜說：《傲慢與偏見》裡，伊麗莎白和她的姐妹們沒有遺産繼承權，父親離世後面臨被掃地出門的危險，因此她們需要找到一個好人家。然而伊麗莎白首先拒絕了擁有遺産繼承權的堂兄，拒絕了年收入不菲的達西，差點被軍官威克漢姆所迷惑，威克漢姆最後還把她妹妹拐走了，導緻她們家庭的社會聲望更加岌岌可危——這是一種困境。《包法利夫人》裡面，熱衷于閱讀浪漫小說的艾瑪，不滿足于自己平庸的生活，慫恿醫生丈夫進行他不在行的手術，手術失敗後對丈夫徹底幻滅，于是用一種最平庸的方法脫離平庸，那就是出軌，然而她的真心卻被情人辜負，心碎的同時債台高築，最後不得不服毒自盡——這是另一種困境。

電影《傲慢與偏見》（2005）劇照。

但這兩種困境并不相同，因為艾瑪在困境中越陷越深，最後唯有自盡才能解脫。而伊麗莎白的故事則柳暗花明，最後的結局皆大歡喜。鐘娜認為，這兩部作品體現了兩種非常典型的女性困境：婚戀困境和經濟困境。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德伯家的苔絲》的苔絲，《戰争與和平》裡的娜塔莎，喬治·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都是女性在諸多因素的驅動下私奔、失貞，并且失貞往往發生在暗處，寫得非常含蓄隐晦，這種“不能言說”，反證出失貞其實是她社會名譽的破産。這種困境的反複出現說明了當時的女性生活正是受到這兩大因素的約束。

鐘娜進而談到，随着女性得到部分解放，這兩個主題并沒有消失，而是出現了變體。比如在意大利作家埃萊娜·費蘭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系列中，女主人公埃萊娜和莉拉的部分困境仍然來自婚戀和經濟。莉拉因為家境貧困，無法繼續上學，隻有嫁人。埃萊娜有幸得以繼續學業，最終成為作家，但仍然免不了在感情和欲望中掙紮。鐘娜認為，相比之下，埃萊娜和莉拉更接近當代的獨立女性，她們拒絕被困境征服，拒絕所謂命運的安排，就像埃萊娜對莉拉的評價說的那樣，“她總是去主動獲取她想要的東西，讓她激情的東西，她總是竭盡所能，根本就不害怕别人的鄙視、譏笑和唾罵，也不害怕挨打。”

母女關系和身為人母，

是近些年來較為新穎的女性困境

母女關系和身為人母則是近幾十年來文學中逐漸出現的較為新穎的女性困境。“母女關系這個主題其實穿插了埃萊娜·費蘭特的所有小說。”鐘娜依然以“那不勒斯四部曲”系列為例，她表示，在那不勒斯四部曲裡，埃萊娜的母親其實是有些嫉妒的，不認可女兒獲得的成就，她曾經告誡女兒，“你是我這個肚子裡出來的，你本質就是我這樣的，所以你尾巴不要翹得那麼高。你永遠不要忘記，假如你很聰明，那也是我生你生得聰明，我和你一樣聰明，或者比你更聰明。”

電視劇《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2020年）劇照。

鐘娜說，在費蘭特的前一部小說《被抛棄的日子》

（The Days of Abandonment）

裡，女主人公懼怕自己大嗓門的母親，因此時時刻刻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緒，哪怕丈夫宣布愛上别人離開她，她也仍然将恐懼和憤怒困在體内，直到最後在密閉的空間裡和自己進行了一場困獸之鬥，才徹底走出自己的困境。此外，費蘭特真正意義上的第一部小說，《惱人的愛》

（Troubling Love）

也是寫的母女關系，小說的第一句話就是，“5月23日，我的生日那天晚上，我的母親溺水身亡了。”

談到生育和育兒困境，鐘娜提到，近幾年的作品之中，角田光代的《坡道上的家》、英國作家蕾切爾·卡斯克的《成為母親》，以及加拿大鬼才Sheila Heti的作品Motherhood，讨論的都是究竟要不要生小孩。是這些作品令女性恐育嗎？鐘娜的答案是否定的。在她看來，與其說這些作品讓女性恐育，倒不如說，它們促使整個社會進行思考，如何從家庭、公司等各個社會單元對女性進行支持，而不是一味地報道，出生率懸崖式暴跌的新聞。

電影《傲慢與偏見》（2005）劇照。

對于男性而言，

愛情是荷爾蒙主題而非家庭主題

那麼，隻有女性存在困境嗎？答案當然也是否定的。

鐘娜認為，在文學作品之中，男性困境大緻包括人生意義的缺失，對藝術、美等抽象命題的追求，吸毒、犯罪、酗酒所折射出的精神上的迷茫和絕望等。鐘娜補充說到，愛情也是男性的一大困境母題。如海明威的《再見了，武器》，菲茨傑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等等。但他們不會被自己的愛情所定義和束縛，愛情不是全部。對蓋茨比來說，愛情甚至是美國夢的象征，因此愛情的發生地點不是在婚戀這個小框架裡，而是在廣闊的世界中。愛情對他們來說是一個荷爾蒙主題，而不是家庭主題。

電影《了不起的蓋茨比》劇照。

在這裡，鐘娜特别強調，困境絕非男性或者女性所獨有，“其實身為人類，男性和女性都有自身特有的和共同的困境。”在影視劇《倫敦生活》

（Fleabag）

中，有這樣一段台詞：“女人的疼痛是與生俱來的，是我們生理上注定遭受的罪。月經痛、哺乳痛、産痛，它們貫穿了我們的一生。男人則不用，他們的痛都要自己去尋找，所以他們編了一套上帝啊地獄啊的說辭，讓自己能自慚、能有所痛楚……他們還會打仗，就為了能讓彼此感受疼痛，沒有仗可打他們就玩橄榄球，而我們的痛苦一直都在。直到……你絕經了，它是這世上最讓人幸福的事。”鐘娜認為，這其中的最後一句和柏拉圖在《理想國》裡的感歎：“男人不再有性欲之後，獲得了巨大的解脫”，如同一幅對聯。

中國女性不願意分享和性相關的經驗

陷入困境之後，文學作品中的主人公們通常會以怎樣的方式完成自我救贖呢？鐘娜非常認同簡·奧斯汀給的建議：結婚可以，但一定要是對的人。

鐘娜以薩莉·魯尼的第一部小說《聊天記錄》為例，在這本書中，引用了美國詩人弗蘭克·奧哈拉的詩：“在危機關頭，我們必須一次又一次确認，我們應該去愛誰。”鐘娜表示，魯尼的《正常人》中，從瑪麗安的幾段感情經曆中也可以看出，“什麼樣的情感關系是有毒的，什麼是有益的，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一段好的感情關系都應當是兩個人彼此贈予對方美德，哪怕最後沒能在一起，雙方仍然獲得了成長。我們可以不結婚，可以不生子，但是人生如此漫長，不可以不愛人，不被人愛，不是嗎？”

第二個重要的因素是教育。在《你當像鳥飛往你的山》

（Educated）

中，女孩來自大山裡一個摩門教家庭，十七歲前從未踏入教室，如何一步步為自己争得教育的權利，最後考入劍橋，攻讀曆史博士學位。教育不僅重塑了她對世界的認識，還幫助她建立了相對穩固的自我，讓她得以與原生家庭的負面力量進行對抗，最終掙脫它們的影響。類似的當然還有那不勒斯四部曲。

談到這裡，鐘娜說，還有一個女性自救的途徑，就是女性友誼，她自己也深受女性朋友的鼓舞和影響，并且從中獲得很多快樂和慰藉。通過交談，甚至隻是存在，女性就可以充當彼此的參照系，知道自己經曆過的别人也曾經曆，并且從中汲取經驗和教訓。但鐘娜注意到，中國女性不願意分享和性相關的經驗。因此，她在伊麗莎白·吉爾伯特所著的《女孩之城》中，讀到薇薇安在姑姑劇團的舞女演員們的帶領下，完成了性啟蒙時，覺得非常新鮮，也非常讓人愉快。

《女孩之城》，[美] 伊麗莎白·吉爾伯特著，姜小瑁譯，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6月版。

寫作也是女性自救的方式。比如《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書寫成為奪回自我的方式。鐘娜提到韓國作家韓江在《素食者》裡寫到的，一個平凡的家庭主婦飽受失眠和噩夢的折磨，最後變成了一株植物，活生生憑借自我意志，決絕地掐斷了自己和家庭乃至人類社會的聯結。“這個變化本身其實是另一個困境的開始。從她開始拒絕吃肉起，她的家人和丈夫就開始從各個方面向她施壓，試圖扭轉她的意志，最後甚至将她送至精神病院。她被迫為自己的叛逆和反抗付出了自由的代價。”鐘娜認為，正因為此，有時候女性自救，她付出的可能是自己的血肉之軀的代價，像鳳凰涅槃一樣，十分讓人唏噓。

《素食者》，韓江著，千日譯，漫遊者2016年4月版。

在現實生活中，PUA、性騷擾、傳統觀念的禁锢……等各種女性困境頻繁成為社會熱點。在鐘娜看來，這正是因為人們開始注意到并且承認女性受到的痛苦，當然也和更多的女性受到教育、擁有經濟實力有關。PUA和傳統觀念的禁锢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它們往往不直接施加身體暴力，而更多的是一種“洗腦”，一種對女性的自由意志的傷害和操縱。鐘娜說，在悲劇發生之前，它們通常是隐形的，發生在聊天記錄裡、發生在緊閉的房門背後，因此不僅法律上難以定罪量刑，甚至還會有不少人為施害者辯護、對受害者評頭論足，施行二次傷害。

閱讀女性自救的作品，

能幫助女性找到一個穩固可靠的參照系

那麼，我們能從文學作品中得到哪些走出困境，避免困境的啟示呢？第一點啟示就是合法性。鐘娜對此做出解釋，“女性困境值得被講述，值得被理解，男性讀者和女性讀者都可以從中獲得同等樂趣和收獲。如果有一些困境，我們無法向人傾訴，至少閱讀女性困境和女性自救能夠給我們帶來一些安慰和鼓勵。”同時，更為重要的一點，“這些描寫女性自救之旅的作品，為女性困境提供了最鮮活最直觀的定義和證據。語言為我們的經驗提供形狀，講述則賦予它意義。”

“女性面臨的困境之一，其實是家人、陌生人、網友、社會、法律不把你的困境當作困境。”鐘娜提到自己曾經在某個科普不良PUA的帖子下面，看到一些留言在質疑受害的女性，認為是她們自己的問題，或認為她們在大驚小怪。鐘娜指出，“這種拒絕承認女性困境的輿論環境，會導緻女性對自己的情緒和經曆産生懷疑，從而産生自我否定。而閱讀女性自救的作品，能幫助女性找到一個穩固可靠的參照系，對自己的經曆進行再定義。”

電視劇《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2020年）劇照。

鐘娜從個人的角度出發，認為女性“自救”的意識來自對痛苦的感知，對現狀的不滿足，渴望改變現狀的願望。她最近在網上看到一個故事，在有的地區，家長為了乞求下一胎得一個男孩，會給出生的女孩取名招娣、迎娣。“這個名字當然很不尊重，是一個讓人不快、委屈、痛苦的名字。有這樣一個女孩，她長大了，不喜歡這個名字，決定改名。聽起來不是一件難事，但她卻經曆了來自家庭、權力機關的阻撓。”

“在這裡，這個名字就是一個真實而可怕的困境。”鐘娜說，名字具有社會功能，還具有象征意義，是個體的一部分。因此，女孩決定改名，就是一次自救。而想要“自救”，必須先建立一個“自我”。

講述者丨鐘娜 整理丨何安安

編輯丨董牧孜 校對丨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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